近日，有媒体发表《提高生育率：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的新任务》的署名文章，其中，关于“设立生育基金制度”引发舆论一片抨击之声。先看一下这位专家的具体建议：设立生育基金制度，尽量实现二孩生育补贴的自我运转。可规定40岁以下公民不论男女，每年必须以工资的一定比例缴纳生育基金，并进入个人账户。 

　　这位专家进一步指出，家庭在生育第二胎及以上时，可申请取出生育基金并领取生育补贴，用于补偿妇女及其家庭在生育期中断劳动而造成的短期收入损失。如公民未生育二孩，账户资金则待退休时再行取出。生育基金采用现收现付制，即个人累计缴纳而尚未取出的生育基金，可用于政府对其他家庭的生育补贴支付，不足部分再由国家财政补贴。

　　尽管这些年我们见过不少专家的雷人雷语，但是对于“设立生育基金”一事，还是觉得匪夷所思。原来征收社会抚养费就是一笔糊涂账，现在又盯住了老百姓的钱袋子，再说了，“别人生孩子，管我什么事？”

　　“设立生育基金”的荒谬说法无非是基于当前我们国家人口出生率的状况提出的，的确，“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来，我国出生人口并没有如有关专家预测的那样呈井喷之势，甚至不升反降。2017年全年出生人口1723万人，比2016年减少63万人，甚至比原国家卫计委预计的2023.2万出生人口，还少了300万人。关于全面放开生育的呼吁，在舆论场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讨论。

　　其实背后原因不难理解，一方面，现在人的生育观念早已发生转变，从前“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的旧观念已经被大多数人抛弃；另一方面，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都面临不小的生育压力——生孩子绝不止生出来这么简单，而是要“优育”，这样一来，就需要承担教育、医疗等一系列成本，很多年轻人在没有做好充分的经济、心理准备之前，宁愿选择不生。不久前，卫计委也坦诚地表示，经济负担重是消极生育的主要原因。

　　不过，随着老龄化的加剧，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提高生育率又是绕不开的问题。有观点认为，老龄化加快，将使经济增长放缓压力进一步加大，养老金负担会越来越严重，财政和金融体系的压力和风险也不断加大。于是关于全面放开生育的消息不时传出，似乎全面放开已经刻不容缓。但也有人从现实情况出发，认为不能简单地把人口减少和劳动力减少作为放开生育的理由，也不是支持计划生育的理由。中国总体经济量已经跃升为全球第二名，但是，一旦核算人均占有，中国的排名就下滑到80多名了。人口基数太大，仍然是我国的一个特点。

　　其实无论是否放开生育，一个基本的原则必须清楚，那就是生与不生、多生与少生、早生与晚生都是公民的基本权利，让生育回归生育是一切讨论的基本前提。很显然，无论是全面放开生育的讨论，还是荒谬的“生育基金”“丁克税”，都有一个问题被忽视了，那就是作为公民的基本生育权利。抛开这一权利空谈建议，于法无据、于理不通、于情不合，既有违常识，也暴露了研究者专业素养的不足。

　　那么对于国家来说，能做的有哪些呢？尊重民众选择生育与否的权利，再多些人性化方式引导。具体来说，提家庭分担更多的生育成本，为家庭解决更多后顾之忧。我们都知道，在很多发达国家都有对儿童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例如加拿大，孩子一出生，就会领取政府每月300加币的牛奶金，孩子成年之前的教育费用、医疗费用由国家承担。当然我们必须从现实国情出发，一味照搬发达国家的经验，是不现实的。但不妨借鉴“他山之石”，例如减轻所有家庭的教育和医疗费用支出负担，并对贫困家庭孩子率先实行生活补贴；再比如在教育方面，可考虑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等。

　　其实近几年，国家在减轻老百姓负担方面也一直在努力，今年提交审议的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中，就提出逐步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其中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居民个人的子女教育支出、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等四项支出可以在税前予以扣除。这一税制改革中的进步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民众的负担，缓解后顾之忧。

　　现在，90后已逐渐成为生育主体，如果没有切实的利益保障，他们是不会生娃的。这不是危言耸听，也并非年轻人的叛逆，而是给国家和社会释放的信号：现在的年轻一代在某种程度上比他们的父辈更成熟，他们重视个人的基本权利，也追求家庭的生活质量，更在乎下一代的成长和教育环境。如果在产假制度上能更加人性化，丈夫的陪产假制度能够完善；对于员工生育休假后，事实上蒙受损失的企业，给予适当的免税政策；幼儿园、托儿所能够纳入义务教育体系等，生育率逐年下降的趋势相信会得到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