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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0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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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回望昙华林》说开去
时间:2014-12-09 21:04:21  来源:城市化杂志  作者:吕墩墩 美术文献艺术总监  

  在我接受作书评以后,我选了这本书,而不是其它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想知道昙华林的过去。

  去年某个时候,作为美术文献这一艺术机构的代表,参加了几次由武昌文旅公司组织的关于昙华林旧城区改造“头脑风暴”式的会议,触发了我对这一地区的关注。

  找这本书不容易,它看上去不会畅销,这是我在卓尔书店搜刮纸质版无果后得出的结论;我的约稿者也没能给我买到一本起初信心满满许诺的电子版。这不奇怪,商业性书店绝不会看重一本作者认为“绝对应该写”的书。

  我曾与做过加州大学东方图书馆馆长的汤乃文先生谈过在美国关于书的话题。他说,在美国如果有人发现某个课题的书没人写,而其内容绝对应该写,就有人写。然后样书会送到图书馆,送的人会说,在美国还没有论述这一方面的书,因此很重要,你的图书馆应该拥有。汤乃文有一长串美国大老板的名单及电话,他会在名单上挑一个人与之联系,也学着送书人对这本书介绍一番,说其对美国、对人类有好处,然后问这位大老板:你捐不捐?通常,这个老板会说“捐!”其理由很简单:其一,对美国有好处、对人类有好处;其二,以前没有过;其三,本来就得交税,在文化上的捐献抵税;并且在图书馆会有一小笔对这个商人的良性记录。

  最终,我还是在手机阅读应用的范围内搜到并买下了这本书的手机电子版,这应该是有新思维的阅读应用商的产品,因为,不管作者卖不卖得掉书,阅读应用等推出方还是赚钱的。但手机电子版却苦了我这种写书评的,因为读过的章节觉得好,再回查就不容易了,只得用笔做笔记。这说明它不适合作学问,更适合小孩子们读些消遣的言情小说。

  《回望昙华林》正是一本“绝对应该写”的书,而我倒是那种不应该对其评论的人。为什么,因为写书的这批人物都是知名的学者、教授,我的前辈、长辈。他们曾是华中师范学院的学生,正好我妻子也毕业于那里,当我念出一些作者的名字时,她告诉我好几位都是她的老师,比如:王先霈、王忠祥、田蕙兰等。还有张玉能是我早年在华中师大美术系的系主任。

  当我开始对这本书读下去,越读就越想考查了。我想了解有关昙华林里的大学是什么时候建立起来的,是什么人创立了这里的文明?是谁建了医院、园林、优雅的或欧式、或中西合璧的的建筑、庭院?他们是谁?什么时候来的?当我一直追问下去,发现答案是找不全的。原来,写这本书的老人们虽然学识渊博,他们见证的历史阶段主要是建国以后的50年代中期至文化大革命。至于40年代或者更远发生在昙华林的事情,对我来说仍然是个谜。

  这批学者尽其所能地回忆了他们大学4年的“火热”生活。他们大多是56年左右至66年左右这十年间在昙华林华中师范大学求学的“莘莘学子”。其中主要有20多位学生,他们在2012年相约于昙华林原华中师范学院校园,追寻即将失去的记忆,最终由王一民主编,众人执笔完成了这不可多得的著作。还是要感谢这些爷爷奶奶,亏得他们在那样的年代活过来。我想得到的未曾如愿,一些不期然而然的故事仍然裨益。一些关于民国发生在这里的蛛丝马迹仍然被片言只语地记述了。

  大多数作者都谈到了“文华楼”,多人描述了她,华中师范大学教授江小川写道:“我们所住的文华楼,原名多玛堂,俗称文华书院钟楼……文华楼是一幢中西合璧式的建筑,西头有塔顶的钟楼为三层,三楼的顶部外墙四面有钟,楼内悬挂着一口大钟……大四合院其余三面两层,环抱中间的是一个大天井,里面还有一口井……四面的教室与学生寝室混杂在一起,门都朝天井。门外走廊是木质结构,朝天井方向的木质圆柱做栏杆的环形长廊。”

  有一张老照片显示前景的门楼牌坊上写着“文华书院”,中景有密集的脚手架,正是在建造一座宽大的楼房,背后是栉比的一片布瓦屋顶;照片的介绍文字有两个版本,一是说“一所建造中的大学”;二是“文华书院”。我推测,这些房子原属于文华书院,属于某寺院,因为门楼牌坊上的字清晰可辨。而“建造中的大学”,从格局和规模看就是文华楼。较高年级的学员里也有人将文华楼称作“文华书院”。而多玛堂的称谓也可信,多玛是耶稣同时代人物,因查看了耶稣的肋伤才信了基督。如果一所修道院起这个名字,可能是鼓励学员要探究真理,或者是说信仰上不能怀疑。而外国人办的修道院性质的学院在中外都是一些大学的前身;为了入乡随俗,又为了用人家的地盘兴学堂,就起了“文华书院”这个本土名字,可见一切是吻合的。

  学员们都回忆文华楼很适合教学和生活起居:楼下是几间大教室及男生宿舍,楼上也是;大天井里有棵大桂花树,四个角落附近各有一棵腊梅;天井中央有一口清水井,还有一座钟楼。魏立元老师还回忆了当年爬这座钟楼的故事,牵动神经。关于文华楼建立的年代众说纷纭,我没有去查到底谁说得对,这也是时代的写照。想来前辈们这个年纪不习惯到网上搜,每人所知道的,就是所记住的。关于“文华书院”那块匾额,魏立元的回忆显示是正对着十四中的大门方向,而老照片上的牌坊不像是对着十四中,因为远处背景有城墙,这可能有过变迁。

  在华中师范学院时期就留校任教的刘兴策教授大概在写这回忆录的时候,查阅了2003年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百年校史》(1903——2030) 这本书,他的介绍相对比较清晰:“早在1903年,美国基督教圣公会就在昙华林原文华学院的基础上建立了文华大学,后来更名为华中师大;到20世纪30年代,它已发展成为事业蒸蒸日上的教会大学,后来更名为华中大学了。1951年私立华中大学与南下的中原大学教育学院合并,建成公立华中大学,1952年,又根据教育部的指令与中华大学、湖北教育学院等校合并,到1953年建成华中高等师范学校。经过几次院系调整,东西南北的几所经历不同、风格不同的大学组建成华中师院……很快华中师院就成了中南地区规模最大、实力领先的师范大学。”这是唯一一段较为详尽的文字,讲清了来龙去脉。这么复杂的历史,不可能用脑子记住,只能写在书里,难怪当年的这些大学生,就是想知道这所大学为什么有完备的设施和教学楼也无可考。估计校方对学生不会进行校史教育。那时,旧社会留下的校园再美也是旧社会的,这样的思维方式能留住东西吗?

  现在街上留下的残缺不全的旧建筑都留有一块写着“优秀历史建筑”的牌字,且不说语法不通,如果建筑的历史不优秀是不是就不保护呢?我们对“战利品”有着不正确的概念。汉口吴佩孚公馆正用作餐馆。真担心租用者拿租用得来的话语权对其进行改造。蒋介石与宋美龄在汉口的歇脚地就没有百米之内的87会址打理得费心。在法国,即使人们认为拿破仑不好也把他的文物保存至今。昙华林的旧建筑曾一度被善用,像是这“文华楼”,但她的地位也应随之提高。曾读到有的民族的历史,战争中战胜国的国王占用敌国国王的老婆,我猜其中也有爱,这好比“爱人的屋及乌”。可是这文华楼被拆了,记忆的信物被抹去。我想起在看《唐顿庄园》时得到一个英国的法律知识,说是家族中女子不能继承家产。想想很科学,因为生理原因女子的非理性行为可能会败了家产。但是决策中的非理性却来自对文化的态度。我母亲曾是中医学院的制图员,我们住东门外的宿舍,以前我经常去观赏那些建筑,但不记得有文华楼。没有人在书中提到是什么时候拆了她,也没有人追问,很有礼貌。这批多为61至64级华中师院的同学,凡回忆到旧地重游那一幕,都痛提文华楼(或称文华书院)不复存在,找不到片砖只瓦,那个惆怅,我仿佛看到了镜头。

  汪昌松先生写道:“……最具昙华林标志性建筑的文华书院则已荡然无存,只有靠记忆碎片的联缀来恢复她的原貌了。……记得我们住了四年之久的文华书院是典型的西式大学校园布局,校园里古木参天,浓荫蔽日,地面上曲径通幽,藤萝缠绕,鸟语花香,优雅静谧;一色西式建筑,红墙红瓦,密集的楼群;金字塔顶,高大雄伟。楼宇造型,有方形、有圆形、有菱形,也有井字形,钟楼高耸,平房栉比,一派异国风情……。”

  我常常使劲回忆小时候看到的汉口租借地、昙华林,可惜我记住的太少。湖北艺术学院美术系在文革以前就在昙华林,我父亲在美术界的一些朋友都在那里,那时有很多:武石、刘树杰、邵声朗、李成殷、徐邦恰、张朗……,那时父亲带我去昙华林串门,要路过小东门,我只记得小东门是一个马拉车的终点站,有很多驴子、马回到了这里会在沙地上打滚,我只对这些马感兴趣,往往赖着不走,别的就没有什么印象。而现在我们这个年龄怀旧,却缺少怀旧的信物。

  我在非洲看到过第三世界国家将殖民者留下的建筑保留完好,老城区就是座博物馆。这种意识很强,很多大学,爷爷读书时的建筑,孙子在那里接着读书;奶奶驾过的车,孙女偶尔驾到街上遛一遛。人类的各项欲望被尊重,而我们这里罕有诸如老车博物馆之类的东西;旧时城区的新建建筑物不伦不类地挤在优雅的旧建筑之间,满足了工程师的成就感,满足了官员追求GDP的上进心,却遏制了文化上软的和硬的实力。这一点甚至武汉音乐学院的领导都认识不到,那次在昙华林召开的第一次“头脑风暴”研讨会上,当我谈到城市旧建筑的保留也要保留统一性时,那位领导站出来替杂乱的城市建筑乱象辩护,说这就是武汉的特色。我因被限制了发言时间,没有讲出道理,反而由其他学者委婉地讲了,我恐怕他以后能悟出为何要保持整体性,作为一位作曲家,应该不会在弦乐四重奏中间插进两节板胡的响声。如今的昙华林的华中师范学院原校园中就是大提琴与板胡共处!那种可以用的房子的文化价值只是可以用。它毫无设计地矗在几幢残存的老楼之间,霸道地替换了文华楼。

  到底是经历了文革和各种运动的洗礼,我没读到对拆毁文华楼的言辞激烈的抱怨,老人们真有修养,要是碰上今天的80后、90后,马上要用流行的迂回而文雅的骂语“尼玛”了。前辈们不是没有意见,他们已经磨练出一种中立的态度,这种态度作为一种文化部分地传承下来了。还是在一次武昌文旅公司主持的会上,文华楼所在地的现校方的代表王琨先生发言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学校已经动工来修缮几幢老楼,将把木柱子换成水泥的……”。说到这里我的头几乎要炸了,我无理地打断了王先生,这是我的不对,我憋了半天直接对他小声说:“王老师,木头的换成水泥的就不是文化了。”王先生“哦”了一声。

  读这本书让我重温了很多我熟悉的文革的口号和语言,文革开始时我才上小学3年级,而这些前辈回忆的事件发生在文革以前的十年间,他们的政治口号跟我熟悉的一样,这让我明白了,原来文革的极左不是偶然的,自上世纪50年代起就运动频繁,频率之高,将人们不断推向极左。可怜的人们!1956年入华中师院的学生,先碰到1957年反右,1958年大跃进,大办钢铁,1959、1960年的饥荒,人们却不敢抱怨。61级学生稍好一点,却在1963至1964年被拉到黄陂和孝感去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四清”运动。有的同学回忆说,大学四年,劳动和运动占去一大半,真正学习时间只有一年半。

  62级的周光庆写道:“十个月后‘四清’运动结束,回到昙华林,我默默地四处走了走,跟昙华林、跟我以前经常散步的地方轻轻问了声好,我分明感觉到她们有些憔悴、有些黯然了……。”

  同是写昙华林的昙花,很多人交出一篇篇散文,堆砌辞藻,遣词造句而已。相反,最大的头衔只是作家的田晖东写的一篇《昙华林里的昙花》,写得情意真切,语言恰如其分地把握了故事,畅达而没有花哨的表现,却有一些表达见解的有趣句子句句到位,他描述了他因脑震荡而与昙花的花圃和养花的老人的情分,发生的事件和人物的叙述感人至深。这种现象应该看做无情的教训。文学艺术创作是天生的才能,教写作的未必能写作;大学里选留校的人怎样判定?怎样考察?能否使真正的人才留校?我在看音乐界的节目“中国好歌曲”时一直思考这个问题:那些被专家选出的才能出众的作曲家为什么不是来自音乐学院?在文艺领域千百万人才可能被肮脏的嫉妒所摒弃在领域之外。我们外延的思考下去,中国足球上不去也是这种摒弃的结果,庸才通过后门被塞进了领域。偌大的中国,怎么会选不出人才?若是人才,不用费太大的力就能培养出来,不是人才的,留在领域则是枉费国家心血,虽然能胜任日复一日的重复课程,至多成为教书匠。

  丁道希在论到这本《回望昙华林》的这批作者时负责任地说了真话,不无抱怨之叹:“……(这代人)上不如胡风集团、右派文人,下不如知青团队、老三届哥儿们。你们的作家梦真如昙花一现。你们之间出了教授、出了官员、出了优秀教师也出了一些文人。但让你们汗颜的是:却没有出一个叫得响的大作家、大诗人!……要说老实话,当官员的也不过尔尔,当教授的也一般般,当年北大学子,复旦精英……也一样全军覆没。回望昙华林,那么多优秀的老师,当年的辛苦,尽付之东流?那么多青年学子,当年的努力,全神马浮云?

  你不知哪儿出了错。

  你们这一代人,尤其是这一代昙华林人,是多么优秀,多么敬业,多么能吃苦,多么能凝听教诲的青春一族呀!然而这一代人承受了太多的磨难,却唯独没有了‘自我’。 ……而文学创作,最重要的就是‘自我’!这也许算是一种结论吧!思念昙华林既是思恋一种文化形态,思恋昙华林,亦是反思一段岁月的病态。”

  多么委婉。我想评论者知道哪里出了错。

  不止一个人这样说:解放后共和国没有出大家。看了这本书,我至少发现了一两个大家,你可以说我算什么,对。

  但历史的逻辑是:发生过的事实就是历史。就算这群可怜的前辈不过尔尔,他们的老师却是无可推诿地活在新中国,他们可真是大师!——韦卓民,是旧中华大学最后一任校长,曾获哈佛大学硕士,曾在伦敦、巴黎、柏林的大学进修;曾在芝加哥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讲课,通英、德、法、俄、拉丁等多种外语,学贯中西,是黑格尔哲学专家。他曾拒绝出国,蒋介石曾要他出任驻美大使,他婉拒了,毅然决然留在昙华林,把华中大学完好地交给了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然后功成身退,还当他的教授,潜心翻译,研究康德的哲学。

  还有两位几乎每位作者都提到的钱基博先生和大名鼎鼎的石声淮先生。在阅读这本书之后我对他们肃然起敬。

  两位大师前者是国学大师、著名作家钱钟书的父亲。后者为钱钟书的妹夫,钱基博先生的东床快婿。他们事业得以发挥的年代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运气不佳,尤其钱基博先生好日子不多,一位国学大师若赶上今天,那可是国宝级人物。书中众人对他们的描述让我感受到民国人文化修养的余韵。无论是钱基博还是石声淮,尤其是石声淮教授之珍贵,其排山倒海地对他的描述,留下历历的证据。论到石声淮,这一段文字比较典型:“好引经据典,常随手板书引文出处,从《尔雅》到《太平广记》等真可谓旁证博引;他的教学正昭示学生什么叫做学问。更为叫绝的是他喜好当堂吟诵古诗文,其声调优美,情致绵远,一旦入耳便使人终生不忘。记得石先生当时不过50余岁,却颇有几分“仙风道骨”。他常著一袭宝蓝色长衫,手持拐杖,高袒阔步,飘摇而至。有的同学透露说他钢琴弹得好,还常在黑板上配画,学生有时会将画保留数周。有一次一位帮忙擦黑板的女生顺势瞄了一眼石先生的教案,惊呆了,那教案竟是用英文写的,这不是危言耸听!有一次他向前文华大学的英藉教师借了一本英文小说,一个星期就奉还了,那位英国人还错以为他未认真读。真的令人叹服。

  谁说我们这个时代没出大家?事实上有很多大家。就算他们有些是民国遗老,毕竟在我们中间活过,只是我们没有彰显他们,相信历史会无情地彰显。

  感谢老先生们给我们留下了这本书,那一辈人比我们有修养,践行了社会主义价值观,这是我们应当传承的遗产。请读一读他们仍然乐观地写下的文字:“历经劫难的昙华林,街道更优雅,气象更不凡,多处百年以上的老城墙、老教堂、老校舍、老医院、老民居,修旧如旧,体现出武昌区政府重视文物保护的苦心。……千米之长的街巷,却‘深闺藏佳丽’,有美术学院、书画研究院、画家小村、汉秀研究室、各种艺术商店,……文化的氛围甚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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