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墩墩  美术文献艺术总监

　　搞艺术在哪里都可以，为何非得在昙华林？这是真的。巴黎是搞艺术的好地方，那里诞生了印象派、后印象派、立体派等等那么多流派；每一个新的流派出现都需要那个地方对新事物的包容、等待、观看、试图理解，这样她就会吸引艺术家在那里聚集。这样的地方不少：纽约、伦敦等等。时下还有北京。在北京开始是798，后来是宋庄，再后来是更偏远的北京周边的某些地区。

　　艺术园地是一块需要“施肥”才能“摘果子”的地方，798本身有“底肥”，一度可以结“果子”，但后来人们只摘果子，没人施肥，艺术家这种“果树”就纷纷挪走了。而宋庄重演了这出戏。

　　各大城市都为艺术家打造了或正在打造艺术区。有政府参与打造的，有房地产大佬参与打造的。前者是看到了巴黎和纽约的欣欣向荣与艺术有关，尤其是旅游业的繁荣和吸引的人气给城市注入的活力，让市政管理者羡慕不已，这合乎逻辑；而这后者，也因视觉艺术家爱标新立异而足够吸引眼球，加上吓人的拍卖数字使艺术品这陌生而神秘的领域弄得人痒痒，开始思考艺术这个东西是否瞎搞都能成为摇钱树？这种向心力的的现象正是地产商所需要的。然而，售楼和买楼都还是人们的梦。因为艺术和售楼这两者是否可以擦出火花还未可知。这好比男女在一起舞蹈，看上去像恋人，身体靠得足够近，双方都活跃地扭动身姿，释放电力，而接触点仅有手、腰和肩膀，所转换的信息有限，还达不到水乳胶融的状态，一旦音乐停止，男女或就要分手，音乐一旦再响起，这种合作就又继续了，毕竟，双赢的吸引力和潜力都存在。

　　就我个人来讲，但愿昙华林成为艺术区，愿我永远能在这里呆得下去。我小时候就住在昙华林不远处，就读中华路小学，最喜欢的课程是图画。那时我父亲在湖北省博物馆美工组做组长，家里收藏了一些前苏联《星火》杂志的绘画印刷品，在这些印刷品上看到一些欧洲的名画，这对中国人来说很是珍贵。我们家里《星火》杂志的艺术页面都装订成大画册，它就是我儿时的“美术馆”，父亲和父亲的朋友就是“美术馆”的讲解员，我就是艺术教育的受益者。我母亲文革前在湖北方志撰修委员会文史研究馆工作，我们住在馆里，地点就在粮道街口，是昙花林周边的辐射街道。文革后，因母亲调到了中医学院，在我上湖北艺术学院以前我们家又搬到了昙华林的中医学院宿舍。这个地点是武汉早期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区，一些艺术家——我们家的一些朋友都住在这个区。美术创作单位——湖北美术工作队的机关所在地就在昙华林，湖北艺术学院美术分部教学区和生活区也都在这里。可以说，昙华林伴随着我初期的艺术成长。毕业以后我在汉口成家，80年代末搬到桂子山，在华中师范大学美术系搞艺术及教学。整个90年代我几乎是宅在桂子山的家里搞艺术，只是周末才回昙华林父母的家。那个时候，中国几乎没有艺术市场，自己的家既是工作室也是“美术馆”，美术系的同事是“美术馆”的参观者。我们探讨理论，艺术得到成长，也比较纯粹。它没有经济效益，只有社会效益。可是，那是一个小社会。

　　之后我出国，在国外教学、工作，也在国外的艺术区搞过艺术。当我再回到祖国，国内完全变了，到处兴建了艺术区。2006年以后，各艺术区都创造了一度的繁荣。到2012年，尽管拍卖纪录有过几次惊喜，然而一级艺术市场实际上一直在下滑，滑到了当前这个样子。我在这个时候则回到昙华林工作，既在艺术机构做杂志，也作为艺术家创作作品。父母一去，其思念的信物就是昙华林父母的老屋，我将那里用作画室，成为艺术区里的一员。这时候我发现，昙华林已经脱离不了艺术，无论是政府、地产商或是艺术机构、艺术家都在这里动脑筋，围绕艺术做事情。

　　实际上我们都得思考生存方式。这个行业的生存方式与任何行业都一样，它应该是一个良性互补的生态链。在链的一端是艺术品的制造者们，他们必须有独立性，有创造性，他们熟知人类各种审美特性，代表着各种需求的典型。在这条生命链的中部是艺术的服务行业，这一行业中有画廊、拍卖公司、媒体、物流、商业性展示场馆以及艺术材料行业等等，服务业的功能是要保证艺术材料的供应、媒体宣传、再到艺术商的推广展示，以达到销售前的一切服务工作到位。然后，链的另一端是关键的艺术品的消费者。他们可能是来自任何行业的成功者，形成收藏爱好者群。这个群有诸如银行、金融企业、房地产企业、公立的美术馆、私立美术馆等等。可是当前，在这个行业链中，链的这一头创造者的产品较为丰富，而且越来越趋向高水平、达至艺术的深度，而艺术生态链的另一头问题比较大。

　　表面看起来中国收藏者创下的拍卖纪录已直追世界第一，实际上是虚假繁荣。就武汉这座特大城市而言，艺术市场的发展畸形与其不相称，据《楚天金报》年初统计，连续三年湖北书画作品拍卖成交额还不到全国的1%。在湖北，艺术品从业者身量瘦小；全国的艺术品成交量也在不同程度地下降。今年某个时候我问曾梵志弟弟曾凡刚，今年市场怎样，他直接说：没有市场，我显出惊奇的神色，他对我一笑，更肯定地说：“确实没有市场”。生态链的这一头是大有人在的，本可以有市场。拥有数套豪宅、数辆豪车的大有人在，他们豪宅的墙上却无艺术品。目前中国的收藏家多出于商业投资目的，多数并非欣赏作品，因为不会欣赏。投资应该也面临投向问题，投谁的作品？ 但这群人的生意经一度可行：瞄准名气定型者，比如齐白石。这样的当代书画名家被他们总结了50多位，再扩大一点，也没有过百，于是所有的资金就倾泻到有限的艺术家（大多是盖棺定论了的艺术家）身上。这仿佛撒种子，明明肥沃的地有很多亩，无辨识能力的农夫只认脚前一亩地，将成吨的种子都撒到了这一亩地里等着收成。

　　没错，拍卖市场现象奇特，拍卖数字又好听又好看。可是大批院校培养的才华横溢的艺术家却捉襟见肘地坚守着真正的艺术园地。武汉不止一家艺术机构将经营重点瞄准“官长”型艺术家。新兴的“文交所”也把宝压在有这种观念的“藏家”身上，让他们成为收藏骨干。这未必有效，因为“官长”会不断走下舞台，这种事最近正在发生，这是其一；其二，“官长”也许正好证明画得不好。

　　毋庸置疑，教育是何等重要，扶持也是。我们做编辑工作、画画，像我们这样的人很多，华中师大美术学院的一位老艺术家对我说，没听说过我身边有人卖掉一幅画。我们有一种肩负起教育者的责任，我不是指在学校里教学生，我指的是无处不在的机会，告诉人们艺术是怎么一回事。我今年有这么一次机会，武昌文旅公司在半亩园美术馆安排了一次讲座，起初设想半亩园美术馆有展览，参观者加上看热闹的也有不少人，当我开讲，发现听众只有三五个，当他们搞清楚是讲艺术，就开始离去，最后我只有对着两位“听众”讲了一会儿。

　　听众只听他们小时候被老师灌进去的、知道一点的知识，对艺术，人们是陌生的，就连台湾，电影中的台词多次说道：“艺术能当饭吃吗？”我们多年的应试教育是实用主义教育。长期以来在普及性教育中没有艺术教育的位置。除非从现在开始，努力20年吧。倒是学文科、非艺术专业的大学生有艺术知识匮乏的紧迫感。前几日去湖北美术馆看法国恩特林顿美术馆20世纪藏品鉴赏展·欧洲先锋，正好同学王祥林、沈松德、周乙陶也在看展，我们一边看一边评价、发表观感。一群大学生中一个胆大的女孩上前求教，说他们是武汉大学学中文的，看不懂毕加索等大师的作品，想听我们的议论，学点东西。来到一幅画前，他们那种渴求知识的态度感动了我，我给他们讲解起来。这个美术馆展出的藏品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70年代，横跨整个西方现代派的发展过程，非常具有代表性。我的讲解，特别是对抽象画的讲解让他们不断点头。我的感受是，外国人带来的展览还是有吸引力的，艺术教育借这种力是可以有效果的。收藏也是。中国的收藏者在鉴赏方面需要得到帮助，他们好比需要拐杖来帮助选择。当年尤伦斯夫妇和西克先生无须拐杖地收藏，帮助了很多中国有才华的艺术家，他们的判断成了中国收藏家的风向标和收藏的底气。当这种外国藏家的收藏易手，这好比折断了中国藏家的拐杖，没有拐杖的收藏之路面临不测，所以招致抱怨。好在外国人继续在中国收藏。

　　艺术生态链中负责打造艺术品的幸运者一般不是问题，特别是已成名的艺术家享受着下游投资型收藏企业的重金购买。成问题的是不幸者，这个群里各种年龄的人都有，最不幸的是不断毕业的年轻的艺术从业者。为了使他们能坚守从艺之路，要使下游收藏者有一天能变得有独立人格，甩掉拐杖去挑选艺术品。

　　令人欣慰的是，国家不再提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而是提文艺为人民服务。没有其他规定。人民的定义很宽泛，专家、学者、文艺精英都包括在内。艺术鉴赏、艺术收藏都应当往高处走，建造象牙之塔已不再是贬义。我们不能让艺术鉴赏方面的无知和无能者主宰艺术市场，如果那样，我们就是市场的奴隶。能者多劳，艺术家、艺术鉴赏家应当在艺术的生态链中获得更实质的话语权，这才是尊重知识尊重文化。

　　我想起去年为年轻人布展时不经意间构思的一件装置艺术品。那时我们为推进创作，在昙华林为青年艺术家设置了一个看草图的研究小组，名字叫“察画荟”，在两次活动之后于年底搞了一个展览：“自由活动之二（在五楼）”，因为展厅设在五楼的编辑部。当时为了扩大展出空间，我组织正在布展的艺术家挪动数量庞大的艺术书籍的位置时突发奇想：不如让这些书派上用场，垒一座书塔——即一座象牙之塔，一直垒到不算太高的天花板，撑住那个天花板。年轻艺术家很有兴致地开始搭建书柱。然而没想到搭了三次。第一次是用单本书搭建，书毕竟不是砖头，在快搭建至顶的时候站立不住了，几个人扶住才能不倒，大家放弃了。我决定改成以两本书交替垒上去，这次垒到了顶。为了使它更结实，我找了一本有硬皮的书塞到了顶部，它很完美。这时天色已晚，大家都走了，当我收拾东西准备离开时，听得一声巨响，跑去一看，书塔倒了。在搭建的时候我就说，“别让它倒了，这可是艺术理论书啊，倒了就证明你们的理论站不住。”第二次真没站住。晚上，我在群里说，又倒了，获得一遍哀叹。刘志画说次日他会带一个水平仪来帮我，于是，我决定搭由四本书为基础的方形书柱，还是砌砖的方式。这一次我小心翼翼将书塔建造到了顶部，它牢牢地站立，再也没有倒。我给它取名为“书柱”。实际上它像一座塔，一座象牙之塔：你现在知道了它建造的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