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银川有市民向媒体反映，当地民族街和治平路交叉路口周边1公里有好几个小区，因为没有监控设施，致使该路段信号灯根本不管用。尤其是在每天8时至9时，车流量较少的时候，很多大车和越野车经过时根本不看红绿灯，即使是红灯，也会一踩油门冲过。（3月24日《新消息报》）

    随意乱停车、停车或变道不打转向灯、向车外抛掷杂物、乱闯红灯、市区开远光灯行车、开车打电话、长期占用超/快车道、不遵守让行规定等交通陋习，看似不起眼，实则危害不小。一项调查显示，在所有交通事故中，有50%以上是由机动车司机的陋习引发，有四成受访者也都坦言自己有交通陋习。

    不以恶小而为之。“没有监控就不看红绿灯”现象的背后，就是抱着“即便闯了红灯也不会受处罚，不闯白不闯”的心理——这种心理恰好印证了不少司机的一种说法：之所以会滋生交通陋习，是因这些陋习往往很难被取证和处罚，从而没有自我约束，养成不良习惯。相对而言，对于处罚严格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驾驶员则会格外谨慎。

    说白了，相对监控设施来说，红绿灯信号设置不过是道德说教层面，没有前者做坚强后盾，道德说教很难充分发挥作用。也正因如此，在指摘部分驾驶员不该抱着“不看红灯看监控”的投机心理之时，从制度、技术等管理层面着手剜除各种交通陋习，是十分有必要的。例如尽量在那些设置有红绿灯的交叉路口同时设置含监控设施，以此防止一些人抱着“有摄像头的路口，不敢闯红灯，有的路口没装摄像头，就直接过去”的心理；又例如进一步严格行人乱闯红灯的处罚，以减少“中国式过马路”交通陋习。

    这方面，新加坡的一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该国上世纪60年代经济发展迅速，但它同时却面临社会道德危机，面临着“没教养”的负面评价。新加坡政府很快意识到问题所在，开展了广泛的摒弃陋习宣传，并制定相关约束制度。例如针对随地吐痰现象（包括司机向窗外吐痰），该国法律规定，随地吐痰者第一次罚款600美元，第二次罚款1200美元。在政府的严厉处罚和通过学校、媒体教育和宣传下，至1990年代后不少陋习才慢慢绝迹。由此可见，一种好的习惯养成，一种素质的提高必须有一种严厉的制度和条规约束，只有在严厉的管制约束下，陋习才有被杜绝的可能——设置监控本身就是一种制度化管理措施，它可以在无形中倒逼广大驾驶员必须自觉约束自我，否则就可能为自身陋习付出代价。

    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的经验还给我们一个提醒，即整治交通陋习只有警钟长鸣、常抓不懈，才能让好的习惯成为人们的行为自觉。心理学有这样一种说法，对于一个人而言，形成一种良好的习惯要持续21天以上，而矫正一种陋习至少需要持续数年以上。因此，交通陋习的社会性矫正必须保持长期的社会干预。新加坡通过近三十年的时间整治了很多陋习证明了这一点，而中国近年来持续严打酒驾使这一陋习大为减少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心理规律”。

    总之，要根除各种交通陋习，不仅要备足执法资源、强化管理创新，还有必要持续抓落实，让各种良好规则、制度真正入脑入心，进而内化为一种文明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