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测算，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人均公共成本约为13万元。社科院称进入城镇的个人每年平均需要支付1.8万元的生活成本，还需要一次性支付10万元左右的购房成本。假设公共成本是由政府来出钱，每年解决2500万人城镇化，政府每年一次性投入约6500亿元。（3月18日《21世纪经济报道》）
　　
　　13万、2500万、6500亿，这样的一组数字再辅以“公共成本”，虽然是来自国家智囊看似有理有据的数据测算，但还是不免让人要喟叹地看到“农民进城”的不可承受之重。早前数日，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重磅公布，预示着城镇化将成为国家发展重头戏，社科院的此番测算，可算是泼了一盆不大不小的冷水。
　　
　　作为一份可能呈做国家出台大政方针的重要参考依据，不仅需要测算数据科学，更需要测算逻辑合情合理。首先的一个疑问是，农民进城的成本真的有这么高吗？其实社科院的测算并非首次，早在2013年8月，在一次高规格的论坛上，来自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的李铁先生，就曾经如此说道，“对农民工进城的成本，财政投入并不大”，对此李铁先生还专门举例重庆的户改经验。
　　
　　从重庆经验看来，重庆每个农民工进城成本在10万到12万。其中，1/3是属于政府要拿的钱，2/3是属于社保。社保里头，其中有1/2是企业要拿的，1/2是农民要拿的。上述支出还不是当年即期支出，所有这些成本都是要分十年，等于平均每年一个农民工的成本是一万块钱。如果再考虑到企业农民分担一万块钱的大部分，真正留给公共财政的负担之低也就可想而知了。从社科院和重庆的数据来看，显然是不存在统计口径的差别，也就确保了这种比对的科学性。由此看来，社科院的“农民进城成本”显然高估太多。
　　
　　其次，城镇化的推进，难道仅仅是个烧钱的事吗？社科院的测算数据，只把公共成本进行“夸张”地计算，却忽略了收益的计算，这显然不符合经济学方法中适用的成本—收益分析逻辑。事实上，也已经有专家进行了科学的测算，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夏锋针对国家城镇化规划所进行的初步预测，城镇化所带来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总量将超过百万亿，也就是说，城镇化过程中将带来上百万亿的收益，这显然那是一个能让人振奋的数据。如果再考虑到，城镇化所带来的“农民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的改变”，带来“包容共享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和一体化”的实现等等，与社科院的测算数据相比，城镇化将带来的显性和隐性收益，显然是更值得期待的。
　　
　　城镇化的推进，终究还是要体现在人的城镇化，比如生活方式上、消费模式上，简单地盯着有形的成本测算，这本身便是不科学的城镇化逻辑，如果这种逻辑衍生为一种固化心态，这显然是不利于城镇化的发展的。就此而言，作为国家重要智囊，社科院有必要慎重算好农民进城这道计算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