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期临近，又是一批十年寒窗苦读的学子开始走上社会的纠结时刻。
    不幸的是，今年被称为“最难就业年”， 699万毕业生都要踢出自己职业人生的临门第一脚。
在北京一所重点高校硕士毕业的侄子，近日告知已经确定赴重庆某区入职当公务员。由于这些年来在县镇职高当老师的   大哥要同时供养两个儿子念大学、读硕士，经济压力可想而知，在北京念书的这个侄儿费用自然多有我照应。听到这个消息自然顿时轻松不少，算是放下了一桩心事。
    这个侄子2007年以广西高考前60名的总成绩考入北京一所全国重点高校海关专业。2010年本科毕业时报考北大研究生失败，索性返回桂西乡下老家，潜心复习考研，一年后终于考回母校攻读行政管理学专业硕士。
    从去年10月份起，他就不断开始联系工作。除了南下北上频繁参加公务员招考外，在北京应聘了不少企事业单位，由于成绩很优秀，文笔颇佳，又写得一笔好字，不少单位都伸出橄榄枝。依我这些年对他性格的了解，有些企业单位虽然起薪不高，但很适合他将来的发展，他也偶尔表示很有兴趣。但权衡利弊，他还是选择了当公务员，虽然这并不是他心底里的理想。
    当然，这个权衡，不纯然是他的意志。这里寄托了他的父亲——我的大哥渴望扬眉吐气的期望，因为一辈子由回乡青年变身小学代课教师、正式在编中学骨干教师期间，其中的波折抑郁、仰人鼻息，加上近些年来乡里坊间大大小小县官、乡官、村官纵横捭阖游刃有余的示范效应，让他由早年乡里有名的知识愤青转变成坚定仕途的支持者。他既然已经没有跻身官场的机会，断不能让自己的孩子在这个好不容易挤开的门缝合上。
    清明期间笔者回乡祭奠先人，由于多年未回故乡，拜亲访友自然热闹非凡，各种酒席应接不暇。然而不论是山村里的家常酒席，县城里同学招待应酬，抑或省城里已经身为学科带头人的博导师兄弟接风筵席，话题几乎离不开某人某人是局长处长，能耐（无非是为家里安排各种便利）如何如何， 即使是在自己学科领域称得上呼风唤雨的师兄弟，说起和某某司局长干部、部级干部交往、吃喝，也是一脸羡慕与得色，令笔者每每兴趣索然，存在于我们之间的率直和纯真渐行渐远。
    回想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人们择业观，不免哑然失笑。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综合性大学毕业的“通才”学生最比较喜欢分配到大专院校、研究机构、大企业等单位，因为相信这些单位能提供更多的机会发挥他们的专长，被嘲讽为“一杯茶，一包烟，一张报纸过一天”的行政岗位绝不是有为青年应该选择的人生目标。
    90年代官员下海更是变成一种潮流，得改革风气之先的广东，甚至还流传这样的笑话，说家长教育小孩都喜欢说“你再不好好学习，将来就叫你当干部！”。
    如今不过十来年过去，家长教育孩子的口头禅却又变成“好好学习吧！将来考公务员！”换言之，今天大学生第一选择大多是政府机构，千军万马走独木桥考公务员，因为那里除了提供稳定的收入、最好的福利和担当最小的风险外，还有机会当官。人民论坛杂志对社会“官迷”的调查结果表明，受访者认为只要当了“官”，就能够“仙及鸡犬”，就能够衣锦还乡，就能够光宗耀祖，就能够受人尊敬。所以，“万般皆末流，惟有仕途高”。
    联想学林旧事一段民国时期关于大师的逸闻，不免令人嘘唏。话说抗战期间，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社会学所先后由昆明搬迁到四川南溪县李庄后，史语所所长职务外兼代理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傅斯年，受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所托，想请语言学家李方桂出任民族学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去了几次，李方桂再三不肯。最后一次，李方桂干脆对傅斯年说：“在我看来，研究人员是一等人才，教学人员是二等人才，当所长做官的是三等人才。”傅斯年不以为逊，躬身作了一个长揖，边退边说：“谢谢先生，我是三等人才。”
    这段逸闻在时间上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但在当下的语境中，离我们却是益发的遥远了。因为，今天“斯文”已经很习惯地为“官场”扫地了，所以不用奇怪有不少人会把这段逸闻当成一种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