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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0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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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力:关于新中国经济史三个问题的思考
时间:2024-04-25 17:59:26  来源:城市化网 
  当代中国研究所网站发布了城市化委员会副主任、当代中国研究所原副所长武力的署名文章《关于新中国经济史三个问题的思考》。文章贯穿新中国经济75年的发展历史,围绕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与市场关系、从“乡村支持城市”到“融合发展”的城乡经济关系等,对经济发展影响重大并联系紧密的三个问题进行阐释。详见全文:

关于新中国经济史三个问题的思考

武力

  2024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新中国经济75年的发展历史,可谓波澜壮阔、成就辉煌,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并迈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回顾新中国75年的经济发展历程,总结历史经验,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中共二十大有关经济发展的战略部署。新中国75年的经济发展成绩显著、内容丰富,这里笔者仅就贯穿75年始终、对经济发展影响重大并联系紧密的三个问题谈一些粗浅的认识。

  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

  工业化是现代化的主要内容,是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是人类社会由古代农业文明转变到现代工业文明、由传统农业社会进入现代工业社会的根本力量。恩格斯曾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是在既定的、制约着他们的环境中,在现有的现实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的,在这些现实关系中,经济关系不管受到其他关系——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多大影响,归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它构成一条贯穿始终的、唯一有助于理解的红线”。因此,要准确理解和把握新中国75年的历史,尤其是中国式现代化,就必须了解中国的工业化。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党和政府面临的是被战火严重破坏的原来就很薄弱的工业基础。抗日战争前机器大工业产值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0%左右,又遭受战争的破坏,1949年与抗日战争前的最高年份相比,工业总产值降低了一半,其中重工业约降低70%,轻工业约降低30%。1949—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党和政府出台相关举措,着重利用现有设备和生产能力,重点投资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促进地方工业的恢复和发展,鼓励私人投资工业等,使工业生产迅速得到恢复。1952年工业总产值343.3亿元,与1936年相比,增长了22.5%。1950—1952年年均增长34.8%。到1952年底,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大大超过1949年的水平,也超过了解放前的最高产量,其中钢产量增长最快,1952年比1949年增加7.54倍,比历史最高水平增加46.3%;生铁产量比1949年增加6.72倍,比历史最高水平增加7.2%。

  中国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与资本主义列强正面接触,到新中国成立时,其经历是痛苦的。作为早期资本主义发展的受害者和中期帝国主义战争的牺牲者,新中国成立后,又先后经历朝鲜战争、台海危机、越南战争、中印边界和中苏边界冲突,必然对国家安全问题十分忧虑和不安,存在着强烈的防范心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近代以来所形成的民族“危机感”,在1949年以后并没有消失,而是表现为对国际上的危机仍有着过高的估计。因此,中国不仅要进行工业化,还要“首先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哪怕这种非均衡的发展代价很高,直接的经济效益并不明显。就像美国著名的经济史学家罗斯托在《经济增长的阶段》中所说的:“反抗更先进的国家的入侵——素来是从传统社会转变为现代社会的最重要的和最强大的推动力,其重要性至少与利润动因等量齐观”。

  正如经过毛泽东亲自修订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所说:“因为我国过去重工业的基础极为薄弱,经济上不能独立,国防不能巩固,帝国主义国家都来欺侮我们,这种痛苦我们中国人民已经受够了。如果现在我们还不建立重工业,帝国主义是一定还要来欺侮我们的。”但是要优先发展重工业,就需要集中有限剩余,即通过具有强大动员能力的政府,调动国内资源来突破“贫困性陷阱”。因此,我国选择了苏联创造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以实现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和实现工业化。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具有以下五个特点:一是以高速度发展为首要目标;二是优先发展重工业;三是以外延型的经济发展为主(外延型的发展是指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是靠增加生产要素);四是从备战和效益出发,加快内地发展,改善生产力布局;五是以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为目标,实行进口替代。在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实施中,出于国家安全需要,建立现代国防工业又是重中之重。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同时也认识到不能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合理发展。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明确提出:“我们现在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账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谈农业重要性时说:“因此,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农业就是工业。要说服工业部门面向农村,支援农业。要搞好工业化,就应当这样做。”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专门论述了中国工业化的道路:“这里所讲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这样,看起来工业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是实际上不会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又提出:“讲到农业与工业的关系,当然,以重工业为中心,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条毫无问题,毫不动摇。但是在这个条件下,必须实行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逐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和现代化的农业。过去我们经常讲把我国建成一个工业国,其实也包括了农业的现代化。”

  经过前两个大规模的五年计划,特别是吸取“大跃进”的教训,中国共产党对如何发展工业的认识大大前进了一步。1963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要求对中央草拟的《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继续研究。文件提出我国工业发展的方针包括:一是工业和农业密切结合,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并举。二者的关系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二是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生产密切结合,发展重工业和发展轻工业密切结合。二者的关系是重工业是建设的中心,但是,可用多发展一些轻工业的办法来促进重工业的发展。三是民用工业和国防工业密切结合,发展基础工业和发展尖端技术同时并举。二者的关系是基础工业为尖端技术创造广泛发展的条件,反之,尖端技术又为基础工业创造提高的条件。文件还指出,所谓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就是要有能力为农业、工业、国防、交通运输业提供成套技术装备的基础工业体系。

  在和平时期市场经济运行中,产业经济的转移轨迹一般是农业—轻工业—重工业,而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当比较优势不能产生作用时,我国选择了当时并不具备比较优势的重工业优先发展,这使得我国需要进行超越常规的制度安排才能完成跨越式发展。围绕着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目标,我国逐步形成脱离市场的产品和要素价格体系,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体制和缺乏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

  改革开放前的29年,在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下,中国工业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同时也留下了诸多的问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尽管中国工业发展出现过多次波动,但是40多年间工业的快速发展,不仅成为经济高速增长的首要因素,而且整个工业的规模、技术和主要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都有着质的飞跃。

  1978年以后至2012年进入新时代之前的30多年里,中国的工业化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一是在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上,呈现出以市场机制引导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格局,尤其是混合经济和民营经济最有活力。二是形成以市场与政府“双轮驱动”的均衡与非均衡发展并存的局面。在产业结构上,前期为市场导向的轻重工业均衡发展,后期为在政府导向下向重工业倾斜的“重化工业化”;在区域工业布局和发展方面,则表现为1999年之前为非均衡发展倾向,1999年以后则表现为区域之间的均衡发展。三是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和市场。这个时期的工业化是对世界全面开放的工业化,中国紧紧抓住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发挥自己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和长期社会稳定环境,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和市场,引进来、走出去,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快速工业化和经济高速增长,到2012年中国虽成为工业大国,但还不是工业强国。中国在500多种工业产品中有220余种产量位居世界前列,但核心产业的技术水平还比较低,总体上处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中低端环节:大型民航客机百分之百从国外进口,石化装备的80%、数控机床和先进纺织设备的70%依赖进口。如果中国不在核心技术上实现突破,很容易被锁定在产业结构和价值链的低端,极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发展总是波浪式前进的。“十二五”期间,我国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国际影响力上了一个大台阶的同时,经济发展也开始进入增长速度相对放缓、结构调整紧迫、发展动力转换的新阶段,又被称为“经济新常态”。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又上了一个大台阶,中国的工业化由高速度发展转入高质量发展,农业现代化也蹄疾步稳、扎实推进。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经济发展最突出的问题是实现赶超型工业化,以跨越“贫困性陷阱”。为此,中国实施了政府主导型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建立了保障高积累以及“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将非常有限的农业剩余资源集中到国家手中,以确保重工业建设的高积累和高投资。在政府主导型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背景下,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我国国防科技事业等取得多方面重大突破,为以后改革开放新时期科学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实现现代化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积累了宝贵经验。正如邓小平1988年10月在视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时所指出的:“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就经济建设来说,1949—1978年,我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封锁和禁运、中苏交恶的国际环境中,基本建立起相对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除了在国防工业、尖端科学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外,还在改善基础设施、缩小沿海与内地差距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197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3679亿元,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为1.8%,居全球第11位。

  1949—1978年,中国的资金、人才严重短缺,为加快工业化步伐,通过实行单一公有制,排除市场调节对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战略的妨碍,将资源配置集中在政府手中。这种经济发展战略和制度安排虽然保证了重工业的迅速发展,但是同时也带来了较严重的消极后果。一方面,这种发展造成全面“短缺”和经济运行紧张,使工业化缺乏后劲并引发周期性经济波动;另一方面,由此形成的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从长期来看,不利于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全面健康发展。从现代国家发展生命周期来看,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经济处于初步成长期和工业化初期,此时政府试图通过排除市场机制、高度集中配置资源来快速实现工业化,以及赶超发达国家的梦想是不可能实现的。

  1978—1991年实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发生了显著变化:一是恢复了市场机制并且市场调节的范围和作用不断扩大;二是政府职能由过去的全能型逐步向效能型转变。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先是以农村为重点,后来转向以城市为重点、城乡联动和全面改革。在这一阶段,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全能型政府经济职能主要从两个方面化解:一是对国有企业放权让利,同时允许非公有制经济、“三资”企业存在和发展。随着市场需求不断扩大,民营经济成为工业化快速发展的重要生力军;“三资”企业随着外商投资领域的拓宽,也成为工业化的重要推动力量。二是宏观经济的行政控制逐步放松,市场机制的调节范围日渐扩大。这个时期政府的指导思想发生显著变化:由“计划为主,市场为辅”的主从结构,到“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板块结构,再到“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上下结构,最后又回到“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动态过程。这反映出政府直接管理经济的职能逐渐弱化,市场调节经济的职能逐渐强化。政府采取效益优先的收入分配公平政策和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释放了受到压抑的需求,同时“短缺”的普遍存在,使经济在繁荣中多次出现过热,消费需求旺盛,不存在总需求不足问题,国民经济的曲折和波动主要是总供给内部结构失衡造成的,或称之为“供给约束型”的经济波动。政府整顿经济、稳定增长的重点是恢复供给侧内部平衡。

  从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2012年中共十八大之前,中国基本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体制改革在全面深入推进的基础上,城市改革重点由“增量改革”为主转变为“存量改革”为主,由“产品市场改革”为主转变为“要素市场改革”(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为主。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召开以后,经济改革的三大主要任务包括:一是完成国企改革的攻坚任务;二是培育以金融、劳动力、房地产为重点的要素市场;三是转变政府经济职能(建立间接的宏观调控体系,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促进市场化改革的主要动力则包括:一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二是财政转型(分税制改革、取消农业税);三是科技进步、产业结构升级;四是所有制结构的多样化,民营经济比重不断扩大。这个时期,劳动力转移红利、国内外需求旺盛、资源供给充足、环境保护要求不高四个因素是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外需扩大和国内消费升级(由“衣、食”为主升级到“住、行”为主)导致了市场需求旺盛;“土地财政”、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高速公路和铁路建设以及实行“反哺”政策,使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支出有了充足的扩张空间。因此,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手段与前两次有重大区别,政府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在积极扩大内需的同时促进经济总量平衡。

  中共十八大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经济发展的“三期叠加”问题和必须由高速度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及时把握住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这个重大历史转折,以改革为动力,抓住和解决政府与市场关系这个经济运行中的最关键问题,来化解“三期叠加”问题,实现高质量发展。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并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必须积极稳妥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为此,《决定》要求:“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方面,《决定》提出:“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并做出以下三个方面的改革部署:一是健全宏观调控体系;二是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三是优化政府组织结构。

  《决定》表明中国共产党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和把握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从而为新时代改革和完善政府与市场关系提供了正确理念、发展目标和改革任务。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不断改革完善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过程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提出并加强了党的全面领导。2022年10月,中共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最高政治原则,系统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全党增强‘四个意识’,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确保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总之,新中国75年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的历史说明,在处理政府(计划)与市场关系方面,没有固定不变的制度、领域和办法。政府和市场各自发挥作用的领域、相互之间的边界以及办法和力度,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发展阶段、内外环境、经济形势、所有制结构和具体问题,以及市场成熟程度和中国共产党治理国家能力的变化,因时、因地、因事、因所有制制宜而变动不居的。

 从“乡村支持城市”到“融合发展”的城乡经济关系

  从农业文明社会转为工业文明社会的过程,既是生产方式的变化,也是人口流动、居住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即城市化的过程。反过来,城市化又进一步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物质生活和文化水平的提高以及交往的便利。城市化既是人类社会必然经历的进程,也是国家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新中国在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是如何处理工业化、市场化与城市化的关系,有哪些经验教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直接关系到“以人民为中心”、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长期稳定以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战略目标。

  工业化一般是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动,人口逐步由传统空间分散的农业向新兴空间集中的第二、第三产业转移,也就是城市化的过程。在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被严格限制,并为此建立起严厉的户籍制度。这虽然可以保证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战略,但却无助于“赶超”战略的实现:一是由于人力资源绝大部分长期被强制滞留在人均资源短缺、效益低的农业,农业必然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造成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周期性的“资源约束型”的波动;二是由于国家通过高积累政策将有限的剩余主要投到重工业,使得本来就稀缺的资本利用率降低,投资的机会成本大大增加,也不利于扩大工业就业者,从而降低了社会总资本的积累速度。当然,这里没有包括保障国家安全和维护社会稳定等非经济的效益。1950—1980年,全世界城市人口的比重由28.4%上升到41.3%,其中发展中国家由16.2%上升到30.5%,但是中国仅由11.2%上升到19.4%。中国城市化的缓慢并不是建立在工业发展停滞或缓慢的基础上,正相反,改革开放前的29年,中国大陆的工业和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并不算慢。据国外经济学学者麦迪森计算,从1950年到1973年,世界GDP总量年均增长4.9%,人均GDP增长2.9%,其中中国大陆GDP年均增长5.1%,人均增长2.9%,高于和等于世界平均水平,高于同期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从1953年到1978年,我国城镇化率从13.3%提高到17.9%,但工业化率由19.8%提高到了44.3%。

  由于人口流动受到严格限制,农村人口进入大中城市的可能性很小,因此发展小城镇的数量和规模应该成为1978年以前城市化的一个重要途径,即通过建立和发展小城镇来实现城市化。由于大城市土地资源昂贵等问题,许多发达国家的城市化也呈现出小城市化的特点。但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农业剩余非常有限、农村商品生产和集市贸易的萎缩,我国镇的人口增长很慢。据统计,1953年全国镇人口为3372万人,1976年为5040万人,1976年仅比1953年增加了约49.47%。同时,镇的数量不但没有增长,反而有所下降。1954年全国共有建制镇5400多个,到1978年则降至2850个。由此可见,在1978年以前,“镇”并没有成为我国城市化的基地。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城市化呈现出以下五个显著特点:一是政府是城市化动力机制的主体;二是城市化对非农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很低;三是城市化的区域布局发展受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的制约;四是劳动力的职业转换优先于地域转换;五是城市运行机制具有非商品经济的特征。这种城市化导致城乡之间形成了相互隔离的二元社会,既阻止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自由流动,也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不过,我们也应看到这种二元体制在历史上所产生的积极作用:一方面,就当时来看,这种城市化滞后,既维持了高积累下的工业体系早日建成,又避免了发展中国家普遍出现的“过度城市化”(高失业率、第三产业过度膨胀和城市贫民窟)。另一方面,作为1978年以后改革发展的起点条件,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都起到了“蓄之既久,其发必速”的作用,大大降低了经济发展的人力成本,这也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主要制度因素。近30年的优先发展重工业,为改革开放以来轻工业和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创造了来自供需两个方面的有利条件。而城乡壁垒又迫使农村优秀人才不得不就地发展非农产业,并为此后走上以小城镇为主要依托的城市化道路打下了基础。

  1979年9月,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有计划地发展小城镇建设和加强城市对农村的支援”,以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根据这一部署,1980年10月,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明确我国城市发展方针为:“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此后,党和政府出台了放宽建镇标准、就业限制和落户限制等一系列推动城镇化发展的政策措施,我国的城镇化进入快车道。到2002年,第一产业在我国GDP中的比重已经大为降低,因此,中共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从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提出统筹城乡发展战略。此后,中央又明确提出“两个趋向”的重大论断:“综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我国初步建立起“反哺”的制度和政策框架,加大了“反哺”力度。至2012年中共十八大前,我国的城乡关系突破了城乡二元结构,逐步由农业支持工业、乡村支持城市转变为工业支持农业、城市支持乡村的“反哺”和“城乡融合发展”。

  中共十八大以后,我国城乡关系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共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增强农村发展活力,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着力在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推进一体化,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2020年10月,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并特别强调要“健全城乡融合发展机制,推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2022年10月,中共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同时强调:“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

  在党和政府的领导擘画、大力推动下,我国城镇化率稳步提升,成就显著,从1978年的17.9%提升到2012年的53.1%,再到2023年的66.16%。与此同时,城乡关系日益密切,城乡融合发展也取得了丰硕成绩,尤其是2021年如期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以生产力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为标志的工业化,是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和现代化的核心。伴随着工业化的经济运行和社会发展,又形成了市场化和城市化。可以说,三者是经济现代化的方向和必然趋势。新中国75年的经济发展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的,并且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完成了传统意义的工业化,正开展后工业时代的新型工业化;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消除了整体性贫困。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这一切都值得中华民族自豪,既是我们能够做到四个“自信”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重要贡献。

  [作者简介]武力,当代中国研究所原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4年第2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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