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一直在生态理论方面甚为活跃的法国思想界显示出更为强劲的势头，各种思考论述不断涌现。在老一代学人如人类学家、法兰西学院院士德斯科拉（Philippe Descola），哲学家、科学社会学的领军人物拉图尔（Bruno Latour）等人的带领与推动下，一批新的生态思想者破茧而出。

  其中有来自哲学领域的如艾克斯大学讲师莫里佐（Baptiste Morizot），以研究气候与社会间关联受到普遍关注的年轻学者夏尔波尼（Pierre Charbonnier）等，但更多的是来自人类学界如师承德斯科拉研究白令海峡两岸族群的马丁（Nastassja Martin），以中国香港地区、台湾地区及新加坡为田野调查对象研究疫情传播而知名的科克（Frédéric Keck）等。从一定意义上，新冠病毒的流行为这些思想者提供了在世界范围内审视人与自然关系的难得机会，使他们获得了身临其境的体验。在他们看来，地球上各种全新的病毒的出现正是人与另类生物关系失衡的有力例证。鉴于他们观点的前瞻性，法国《世界报》将这一群学术新晋誉为“新世界”的思想者。

  早在2020年5月，德斯科拉教授在对《世界报》的一次采访中就针对新冠病毒的肆虐表示：“我们已经成为地球的病毒。”，不过，他这里的“我们”所指的并非整个人类，而是现代人类创造出来的资本主义制度。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病毒也像流行病一样传播，但不同的是，这一社会病毒并不直接致死资本主义的实践者，而是毁掉地球上所有居民赖以生存的条件。

  从生态思想谱系上讲，德斯科拉属于社会生态学一派，在总体上承认人类是今天生态恶化的祸首的前提下，将批判的重点放在资本主义制度上，提倡对资本主义进行变革，以达到缓解生态危机的目的。科学哲学家拉图尔相对说来则属于另一思路。拉图尔研究的重点是自然与人类而非自然与社会或自然与政治的关系。因此他的批判重点并非某种社会制度，而是人类整体。在2021年1月出版的《我在哪里？》的新著中，拉图尔首次提出了“攫取者”（extracteurs）和“修复者”(ravaudeurs)两个概念。在他看来，地球危机之下，传统的基于生产而划分阶级的模式已不再适用于今天的世界，而应代之于基于地球的划分方法。他因此提出 "攫取者 "和 "修复者 "的概念，前者攫取地球资源，后者则试图修复之。此书是拉图尔继2017年《何处着陆？》一书之后，经过新冠疫情冲击之后的又一力作。以攫取与修复的对立来定位今天世界的基本冲突，具有重要的理论前瞻意义。

  法国生态思想界可以划分出制度批判如德斯科拉和人类批判如拉图尔两种不同的思路，但在对待今天地球危机的思想源头上，大多将生态危机的根源追溯至西方根深蒂固的对人与物、文化与自然、文明与野蛮的二元对立。因此如何从认知层面上走出二元论思维就成为大家共同关注的论题。

  德斯科拉以连续（continuité）与间断（discontinuité）两个概念来取代传统的二元论，他认为自然其实也是人类社会的产物。他在《超越自然与文化》一书中提出四种观察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连续和间断的本体论方法：图腾主义、万物有灵论、自然主义、类比主义而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拉图尔则提出人类与非人类的概念取代人与自然的二元论。在《何处着陆？》一书中，拉图尔将人类与非人类统称为“地球生物”（terrestre），强调人与地球其他生命体之间的联系和互相依存。

  从这一思路出发，法国生态思想界的后起之秀们在强调人与其他生物之间的联系和互赖上呈现出趋同的态势。而生命体（le vivant）正在成为一个获得共识的概念。

  何谓生命体？生命体包括人类、动物、植物及一切生物。凡皆具有呼吸、成长与繁衍能力的物体都属于生命体。从这个意义上讲，生命体实质上是一个地球生命共同体的概念，因为任何生命体都不能离开其生存环境而孤立存在。生命不仅依赖地球上所有生命体组成的网络而生存，同时也反作用于这个生命之网。换句话说，每一个生命体都为生命共同体的演化贡献自己的力量。因之，生命共同体也是一个不断演化和相互作用共同演化的进程。埃克斯大学莫里佐是目前在生命体概念上着墨较多的思想家。他于2020一年内出版了两部关于生命体的著作，对生命体的内涵和意义给予了详细的诠释。他认为，生态危机实质上是我们与地球上所有生物之间关系的危机。生命体强调所有生物之间相互依存的意义是使人类能够更好地维护自身与整个生态系统的共同福祉，而不是把人类的利益强加于自然之上。

  综上所述，反观上述由德斯科拉代表的制度批判论和由拉图尔代表的人类整体批判论两种思路，实际上异曲同工，相辅相成。拉图尔的思路是“人类世”的思路，即人类在近二百年来通过前所未有的工业生产活动，改变了人类长期与地球家园共存共生的关系，使人类成为地球的驾驭者和毁害者，拉图尔称为“攫取者”。如果不从整体上反思，人类不可能应对地球生态的系统危机。同时，我们也很难设想，应对地球生态危机，可以罔顾政治参与与社会平等。生态变革必然伴随着政治变革，没有政治变革生态变革不可能成功，甚至根本不可能有效展开。受一个民间生态组织的行动的启发，莫里佐最近撰文提出将斗争文化与生命共同体文化汇合起来，否则难以推动生态变革，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想法。不过，这里的斗争文化却不能与我们常用的斗争哲学同日而语。他说的斗争文化是为了推动生态变革起而反对来自各方阻挡变革的力量，包括来自资本和政府的阻力。从中文语境看，那种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斗争哲学则是生态变革必须抛弃的。

  （本文来源：生态文明校园，作者：陈彦，国际生态文明大学创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