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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展望国家战略下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时间:2018-07-26 17:59:18  来源:城市化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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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代表:大湾区改革发展瞄准的是世界一流的城市群,我们在资源双向流动过程当中,怎样更合理地推动人的流动?比如内地跟港澳的人员流动,涉及到户口问题、体制问题、机制问题,粤港澳大湾区里面的双向流动,会不会提上议事日程?

  侯永志:大湾区毕竟是中国版图的一部分,这个区域首先是开放的区域,除了对世界开放,更重要的希望是对全体中国人开放。这里面就涉及到公共服务制度的设计问题,比如在大湾区上社保,要考虑到人员自由往来流动的问题。我理解这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只从一个点上来看。包括农民进城,一定要跟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的增长相适应,如果不相适应,就可能会出现印度孟买那样的贫民窟。大湾区城市群里,至少贫民窟现象不要出现,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大的课题。

  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学者:怎样促使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侯永志:这是谈怎么联合创新的问题,现在各地都面临这样的问题,尤其是在跨区域创新方面。京津冀协同发展里有一个专门制定的文件,来推动京津冀协同创新的问题。协同创新我们喊了很多年,就是怎样把创新资源更好的统筹使用。

  由市场来配置人才、资源,是一个方面,我觉得现在这个阶段还需要政府去推动,在资源的统筹利用方面,形成重大创新发展,可能还是需要政府去推动。事实已经证明,现在很多的重大创新,如果只有企业,企业往往是不愿意去做的。

  我们要分析国家现代化战略的需要,分析现有的区域的能力,再把现有能力的分析和国家的需要相结合,从政府层面锁定一些重大的领域,然后通过专项来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现实的路径是:通过一些重大技术创新的项目来统领资源的创新,政府提供一定的支持。就像我们搞两弹一星,搞航天的一些工程,我们要从这里面学习很多经验。

  中国新能源电力投融资联盟代表:参考日本、美国经验,如果煤电比例降不到50%以下的话,空气质量的改善基本不可能。粤港澳大湾区在未来还要引领中国长周期多方面的改革,在能源结构转型方面,诸位有没有一些想法或者规划?

  刘忠朴:首先从深圳来说,深圳的能源结构在全国是最优的,清洁能源、新能源占比80%以上,深圳现在只有一座电厂是用煤的,一年大体300万吨,其他7个电厂都煤改气了。第二,广东省能源结构中,煤炭使用量越来越低,这都有规划。在新能源使用上力度较大,比如深圳的公交全部都是电动。核电、风电、太阳能等在广东省和长三角所占比重,和京津冀比,都是比较高的,所以在能源结构上会越来越接近三个世界级湾区的结构。

  新华社瞭望智库研究员: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过程中,深圳的定位是什么?每个地方都在讨论要素流通,人、财、物,打破区域制度等等,这些问题每个城市都需要解决,深圳要怎么做?

  刘忠朴:深圳的定位,一直在探讨,最终还要看国家规划的定位怎么表述。人们对某个区县某个城市的定位,可能与实际发展是不相符的。这个湾区谁是龙头,最终要看实力、看发展、看影响力,不是规划定了广州如何、深圳如何、香港如何,而是现实发展如何就是如何。

  整个大湾区“9+2”,这40年靠什么发展?市场的作用、竞争的魅力。深圳作为科技产业创新,更应该注意发挥市场的价值,市场规律的作用,所以深圳要尊重市场规律,尊重创新规律,尊重竞争规律。所以未来我认为要保持生命力,深圳应该走这个方向。最近这段时间,在大湾区上,各个方面从政府的角度去审视,去提思路。政府方面是要有所作为的,但我个人认为,政府在大湾区的发展中必须要有边界,哪些是政府可为、必须为的,哪些是不能过界的,政府要尊重市场规律,要发挥市场主体作用,我想这个方面更应该关注研究。

  曹远征:过去我管过深圳,但是我当时根本想不到深圳是今天这个样子,任何规划要有前瞻性,并不代表现实,特别要尊重市场规律、尊重竞争规律。大湾区最后融合发展的形态,我们现在难以想象。洛杉矶地区88个城市连在一起,叫做大洛杉矶地区,伦敦、东京、纽约都是这样,很难说哪个城市占了主导地位。我想象的大湾区是一个联合体。 

  商务部研究院代表:怎样促进湾区各地要素的自由流动?怎样去放开思路,真正打开限制或者是体制上的壁垒?

  杨道匡:我认为首先人是放在第一位的,生产要素流动首先是人,对内,港澳要融入国家发展;另一方面,湾区的内地城市,要通过与港澳合作走出国外。要素的流动是双向的,人员应该首先要能够流起来,要开放湾区内的人员流动,特别是对科研、商务人员,首先应当放开。

  货物方面,我举一个例子:2015年广东和澳门签了一个游艇自由行的旅游合作项目,某游艇的港区包括其他的建筑群,满怀期待,希望能够在那里开放这个点,带动周边发展。但是最后海关要求游艇首先要申报,对游艇的价值进行评估,然后交48%的押金。一艘游艇一千万很普遍,三千万的马马虎虎,三千万的游艇交48%的押金,就是一千多万,有谁会为了走一趟所谓自由行交一千多万押金放在海关呢?而且还只能点对点,从中山出发路过珠海的海岛,不能停,只能规定这一点到澳门,去香港也不行,这样根本自由不起来。其实管理是可以创新的,像北斗系统或GPS装在船上,人员上下岸,装什么货物,停哪一点,一清二楚,不需要通过传统办法去管,我呼吁在前置条件下有所创新。

  方舟:这一次国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最大的意义在哪呢,不是选一份规划出来,过去我们说纸上画画,墙上挂挂就结束了。最大的意义是,我们现在要素跨境流动遇到非常多的障碍,这是各个部门的规管造成的,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的意义就是从顶层设计上提供这样的一个机会,让你可以去突破这些障碍。

  粤港澳大湾区最大的一个特点不是说公布完这份纲要就结束了,而恰恰是一个起点,会有一个中央领导机构做一个顶层设计,而且明确是成熟一项推出一项,针对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重大难点问题逐一克服解决,因为这些涉及到很多是跨部门、跨区域的,所以粤港澳大湾区是一个平台、一个机会,是我们国家战略改革开放的一次新的尝试,怎么样在一国两制下创造一个新的要素流动的模式。

  曹远征:大湾区上升到国家战略的层次,关键就在于把细节都搞定、打通,魔鬼在细节,否则永远就是“9+2”,永远是地理上的概念,而不是经济和区域发展的概念。

  我想大湾区最核心的意义,首先是开放,如果拥抱全球化,对全球开放,首先应该对港澳应该开放。我们看到这方面实际上有一些工作并不是很难的,有些是细节的问题。比如通关问题,在高新技术条件下,要思想解放,用新的监管方式来替代传统监管。中央政府提出来要“放管服”,我想“放管服”在大湾区中应该率先得到实现。

  港澳办听会代表:推进大湾区建设,三地都需要让渡一下自己的自由度出来,才能够形成一个合力。三地怎样寻找恰当的定位,错位发展?

  曹远征:对于产业的发展和定位,广东、澳门和香港都应该有一个全新的考虑。澳门不能仅仅拘泥在博彩业上,应该提升旅游业的品质,仅仅在博彩业上,是没有前途的。对香港来说,忌短视,要提升战略意识,特别是国家意识,给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便利条件,这是香港的新定位,这可能是大湾区新的历史机遇。粤港澳大湾区更多的要从一国的角度考虑如何提升自己的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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