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津逵：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主任研究员
主持人李津逵：今天的话题是我期待已久，就是李昌平老师、禹明善在河南信阳郝堂做的新农村建设的案例。
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一段故事，这两个人同样有精彩的故事。
大家知道12年前一本书曾引起大家的关注就是《我对总理说实话》，当时湖北一个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给朱镕基总理进言，他说：“农民真穷，农民真苦，乡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从那个时候起引起全国对三农的关注，之后李昌平同志开始研究，并付之行动。后来，他找到一个叫禹明善的好朋友，他们在一起把自己心目中的中国新农村建设的梦想付诸实践。
而禹明善同志，他又是一个非常传奇的人，他做过政府办公室主任，做过发改委主任，做过科技局局长，他最后做到工会主席的时候，就全力以赴做“三农”了。他在信阳平桥区做综合开发办公室的主任，在一个特别场合认识了李昌平，两人心心相惜，于是有了在新农村建设中特别精彩实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有很多独特的理念，就是乡村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在城市化过程中乡村的命运会怎么样？乡村该怎么样建设？下面有请主讲人！
而禹明善同志，他又是一个非常传奇的人，他做过政府办公室主任，做过发改委主任，做过科技局局长，他最后做到工会主席的时候，就全力以赴做“三农”了。他在信阳平桥区做综合开发办公室的主任，在一个特别场合认识了李昌平，两人心心相惜，于是有了在新农村建设中特别精彩实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有很多独特的理念，就是乡村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在城市化过程中乡村的命运会怎么样？乡村该怎么样建设？下面有请主讲人！
主讲人：
禹明善 (河南信阳平桥区综合开发办公室主任)
禹明善：非常感谢李老师和主办方的邀请，让我到城市思想者沙龙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些年在一个村子进行乡村建设的一些做法。我是一个县乡的基层干部，我和李老师、金锡顺老师和李昌平老师都是在一个论坛上认识的。城市思想者沙龙是一个平台，可以让我们相互倾听，相互交流，获取各自的资源。
禹明善：非常感谢李老师和主办方的邀请，让我到城市思想者沙龙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些年在一个村子进行乡村建设的一些做法。我是一个县乡的基层干部，我和李老师、金锡顺老师和李昌平老师都是在一个论坛上认识的。城市思想者沙龙是一个平台，可以让我们相互倾听，相互交流，获取各自的资源。
当时我们那里有一个公民社会论坛，从1998年起办了10多年了，在这个地方认识了李昌平老师，包括我们郝堂村这些年的建设也得益于很多的专家。我记得金锡顺老师在我们那儿讲的题目是“伟大城市的理想”，使我很受启发的是，我们平凡的乡村，会不会因为有了理想，有了共识和行动，具备村庄美好憧憬而变得不平凡呢？而现实往往让大家感觉不是这样的。套用天下无贼一句台词，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这可能是中国，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的一个现实的写照。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我同意一些老师的观点，三农问题的根源是人心散了，土地、资金、人才要素的长期净流出，建设新农村或者是三农问题的解决就是要考虑要素的回流，按照中央文件讲，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新农村建设或者乡村建设的办法就是探求如何去促进土地、资金、人才这些要素返回农村的途径和方法，不是说给农村钱就能把三农问题解决，给钱也要有方法，这是我想的，也是我要和大家介绍的一个方面。【详细】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是以养老资金互助社为切入点，重建村社共同体经济，促进新农村综合发展。我们以郝堂村为例来展开。
解放以前的郝堂是一个家族共同体社会，社会基础是血缘关系和长幼差序，经济基础是族产加上族产经济，每个家族有一个家族经济，治理模式是家族共同体自治加乡绅治理。
建国以后的郝堂是一个村社共同体社会，社会基础是地缘业缘加熟人关系，经济基础是集体所有制加集体经济，治理模式是村社共同体自治加党政治理。
现在的郝堂或者说2009年我去郝堂的时候，郝堂是一个无主体社会，改革开放30年已经把郝堂搞的没有主体。社会基础形成了精英联盟，农民在体系里显得微不足道。经济基础是精英经济加小农分散经济，家庭经济很微弱，农民必须到外面打工才能生活。经济基础决定了社会形态，治理模式是无主体自治，我认为就是红的力量和黑的力量共治一个社会。无主体是导致乡村问题的根源，比如农村有很多上访的，水系、道路都没有人管。【详细】
现在的郝堂或者说2009年我去郝堂的时候，郝堂是一个无主体社会，改革开放30年已经把郝堂搞的没有主体。社会基础形成了精英联盟，农民在体系里显得微不足道。经济基础是精英经济加小农分散经济，家庭经济很微弱，农民必须到外面打工才能生活。经济基础决定了社会形态，治理模式是无主体自治，我认为就是红的力量和黑的力量共治一个社会。无主体是导致乡村问题的根源，比如农村有很多上访的，水系、道路都没有人管。【详细】
主持人李津逵：刚才听了禹明善和李昌平给我们的分享，现在咱们先请廖晓义大姐给咱们做一个分享。今年第一期城市思想者沙龙就是寥大姐给我们做的，她从生态文明走向了社会建设，在她所实验的地方乐和家园成为农民组织起来一种新方式。下面，咱们从廖大姐的角度来看郝堂的新农村实验，看看高手眼中的高人是怎么样的？
廖晓义（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创办人兼主任）：谢谢这个沙龙！首先我不是点评的，为什么说我完全没有资格来做点评呢？第一我没有当过乡镇书记，第二我也没有经济学的背景。再这里我就是分享一下自己的感受。对我来讲今天是一种特别系统的学习，有特别多的感受和体会。其中有两点给我特别大的启示，一个就是从经济角度来切入，叫内置金融，这个概念对我们下一步乐和家园的推进特别重要，这一切入点、这一新的模式将成为突破我们瓶颈的一个方向。另一个城市如何向乡村回流，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详细】
主持人李津逵：我们国土资源部的副部长胡存智听说今天的题目后也来了，我们从他的角度听一下。
胡存智（国土资源部副部长）：今天沙龙的内容让人听了非常受启发,我对这种思想的交流、讨论，特别是这种实践非常欣赏，而且非常赞成。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感受，我对乡村的建设、乡村经济并没有太深的研究，但是因为我长期做土地方面的研究，土地研究就离不开城市，也离不开农村，而且土地问题与农村的关系更我今天听了感触很深，而且一下子感到原来自己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好像有了新的理解和新的考虑方向。两位主讲者从不同侧面谈，一个从实践的角度，另一个从方法、路径整个系统设计的角度谈，引起了我三个方面的思考。【详细】
秦佑国（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我从农民角度说几句，因为中国农村的变化我是亲身经历过的。
刚才廖女士谈到留守儿童的问题，其实我小时候就是一个留守儿童。中国城市化造成留守儿童并不是今天开始的，几十年前就有了。从1928年到抗日战争之前，很长一段时间上海周围就在城市化，周边农村的大量人到上海去了，孩子们就留守了。我们父母亲都到上海打工，我就是留在农村跟着我的祖父母长大的，这个过程我经历过。
中国农村最大的变化是土改。土改的时候我们家是贫民，一共五亩多地。土改确实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就是实现土地平均，把地主的土地给了农民，但我们用的是暴力方式的分配，没收式的分配。这样做的结果是把中国乡村管理的基础镇压了、消灭了。我很清楚地记得，我们村里的地主沦落到没办法时死了，儿子也跟着死了，这个家族就没有了。我到过河北的一个民居，曾经是士绅的房子，雕梁画栋，土改后分给大家住变成大杂院，所有的东西都毁掉了。这又是一个问题。但是耕者有其田没有几年，又合作化了，公社化。回想一下这段历史，我们是怎么走到今天的？【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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