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社区”是什么?为什么要成立“超级社区”?知名三农专家于建嵘教授根据前沿社会组织理论,创立了“规则明确、架构清晰”的社区创业平台,力求通过创新组织模式来做农村电商,用互联网来解决农产品销售的痛点。希望走通一个模式,然后把它复制出去,不仅解决更多农民和农村的问题,而且要解决城市化带来的一些问题。

  从1995年到2015年,互联网电商迅速地从诞生、发展到繁荣,在这股浪潮中农村电商行业在2015年开始爆发式增长。

  一方面,农村的发展最后要靠产品,但要保证种出来的作物能卖掉,保证农民有稳定的利润,政府做不到、公司也做不到,唯一的解药就是互联网。“工业品下乡”和“农产品进城”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两个重要维度,但仅仅靠工业品的单向输出无法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因为只有完成“农产品进城”的完整闭环和双向互流,才能使农民真正增收,才有能力去购买下行的工业品。

  从1995年到2015年,互联网电商迅速地从诞生、发展到繁荣,在这股浪潮中农村电商行业在2015年开始爆发式增长。

2017年10月1日启第三轮社长招募,截止18年9月30日,招募城市合伙人100余人,覆盖全国200个城市,报名人数约四万人,审核开通社区6100多个。

  另一方面,随着经济水平迅速提升,城市兴起的脚步没有放缓,带来现代化便利的同时,就是“城市病”的出现。就具体生活方面,食品蔬菜不够新鲜、社区居民关系冷漠、日常生活不便利等,限制了城市居民的幸福感。尽管近年来各类细化、垂直电商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一部分问题,但从根本上讲,城市的居民生活状态依旧是松散的。

  于建嵘很早就开始研究互联网以及互联网与社会、与农村发展的关联。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知名的社会学者和三农专家,他此前就意识到互联网手段可以帮助解决三农问题,发展农村电商有助于振兴乡村。他专注于研究电商模式、乡村战略、村淘业务和脱贫模式,希望在社会学维度之外,走通一条解决三农问题的新路径。

  1、“超级社区”项目建立依据

  作为知名学者,于建嵘写过许多重要的学术著作,但他却向客人们介绍《商贸革命:中国电子商务解决方案》、《会员制经济:组合经济理论及实践》才是他最重要的著作,并打趣道“可以得诺贝尔奖”。于建嵘的思想是,通过创新组织模式——新型“计划”经济,即通过互联网可以建立一套“有计划的生产和有组织的消费”的模式,并且用城市的消费升级带动农村的产业升级。

  过去的农村电商总是想着卖东西给农民,但除了农资还可以,其他都很难卖掉,因为农民没有钱,怎么消费?所以关键问题还是要让农民增收,不能整天想着从农民身上赚钱。当然,也有公司尝试将农村的农产品卖到城市,但需求又常常对接不好,只能解决少数问题,很难复制。


城市人要买到好茶叶很难,也很贵,即使买了昂贵的茶叶,不知道是不是有农药化肥、是不是打了催芽剂。而云南那么好的茶山又没人要,因为茶农怕种了茶卖不掉。“超级社区”要做的就是把他们对接起来。

  于建嵘没有按照先定位农产品再找销售渠道,而是选择先从城市社区去寻找需求,然后到农村找供应方。也就是按照城市餐桌的需求去田间地头找供给。“超级社区”项目先通过城市里各个社区的“社长”把社区内的消费需求组织起来,然后再去农村让农民们根据这些需求进行定制化生产。


但这事儿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于建嵘接触和考察了许多农村电商公司和项目,比如一家很知名的农村电商企业,号称在全国2000多个县都设立了收货点,希望把收到的农产品直接卖给城市的消费者,但这个“农产品进城”计划最终以失败告终。

  这个计划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没有解决需求问题,“过去农业产业化和订单农业为什么失败?因为种出来没人要,公司生意不好就跑了,农民也就没拿到钱。所以要先解决需求端的问题。”于建嵘说。于是”超级社区“项目应运而生。

  2、什么是“超级社区”?

  “超级社区”在将自己描述成一个“基于社区的社交化电商平台”,其核心理念是帮助本地人提供本地化的生活服务,同时为“社长”提供一个创业平台。

  “在云南有我们家的茶园,在山西有我们家的小米地,在贵州有我们家的酒厂,在山东有我们家的果林……当地的农民兄弟会按照我的需求种植加工,然后定期把这些产品送到我家。”这是“超级社区”想要打造的生活场景。

  由此可见,“超级社区”项目并不是传统意义的电商平台,而是新生活方式的引领者。它力求打造中国最大的定制型生活平台,希望建立一套新的生活方式

  1、项目进展情况

  2015年12月28日开放第一轮社长招募,全国反响巨大,一周内在线申请达到1400余人,审核开通社区500个。

  2016年3月12日启动第二轮社长招募,截止10月中旬,申请者过万人,审核开通社区2616个。

  2017年3月1日启动第三轮社长招募,截止9月30日,招募城市合伙人80人,覆盖全国217个城市,报名人数约30000人,审核开通社区4100多个。

  截至2018年10月,开通社区数量达到6000个。

  针对社长,平台组织专人进行了有关业务拓展的培训,在平台的指导下,社长们纷纷建立自己的社区微信群,通过社区群与社区居民交互,增加社长在社区中的影响力,并通过不断组织包括:相亲、公益、亲子、跳蚤市场等社区活动,活跃了社区氛围,增加了整个社区的粘性。至今已组织社区活动万余次,参与过活动的人群近30万人次,影响到的居民近百万人。

  超级社区不断发展农产品类、米茶酒类产品,同时还增加了艺术书画及陶瓷品类,致力于普及大众艺术,提升大众审美能力,“让艺术家踏遍千山万水,把艺术品送进千家万户”。这进一步丰富了这次实验项目的内容,升华了“超级社区”项目的意义。

  “超级社区”的背后,是一个品种齐全的产业集合。通过社区实现有组织化消费和定制生活模式,首先解决了农村经济规模盲目生产的问题,再也不怕丰产伤农了;其次解决了食品安全大背景下的不信任问题,每一件产品都可以追溯源头,甚至具体到生产者。居民通过“超级社区”平台,实现了“生活物品自主定制、社区管理个体参与、社区成员互信互通”。

  从当前乡村产业中不断涌现的新业态、新行业、新模式来看,包括互联网农业、“田园综合体”、农业特色小镇等,不仅对农业生产领域的科技有新需求,也在加工流通、产业融合、营销方式、管理运行等各个方面,对物流技术、信息技术、移动互联技术等提出了更高层次、更多方面的需求。围绕乡村农业振兴面临的短板和关键共性技术瓶颈,既要深化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和推广应用,也要整合资源、产业、金融、人才等要素,推进全产业链的科技发展。

于 何:案例讲述人

韩林飞: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博士 

刘建宏:广西自治区科技厅副厅长

杨华彬:中轻国融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邵念强: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商业不动产专委会常务副主任、北京海渤湾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

“超级社区”案例讲述人于何:有温度的社区社交平台,农村和城市结合的纽带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20多年前,在黄河岸边鹳雀楼下有一位乡村女教师,发现农民不会种地——觉得化肥越多产量越高。从那时开始,她坚持在农村义务进行技术普及,组织村民开展群众活动。她在山西永济的蒲州、韩阳两个乡镇发起的农民合作组织,从1998年一直做到现在,成为乡村振兴的一面旗帜。她就是郑冰,蒲韩种植专业合作联合社理事长。

超级社区可以促进城乡之间物质、精神更加融合

  蒲韩是汉文化的发祥地,古迹很多,人杰地灵。郑冰是个老师,我第一个感受是:一个老师二十年,不折不挠坚持为农村服务为农民服务,非常了不得。蒲韩种植专业合作联合社最大的特点就是和农民的心紧紧地贴在一起,从农村实际要解决的问题入手,扎扎实实为农民做实事。他们是真的和农民结合在一起,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集电商平台优点于一身,超级社区不容小觑

  山西运城在台湾很有名,听说是关老爷子的故乡。我的家乡在台湾苗栗县大湖山一个小山村,到处是高山,这是台湾很贫穷的一个山区县。我出生在台湾资源最贫瘠、生活最痛苦的年代,从一个贫困的农家子弟到生产线的工人,经过50年的努力,成为跨国企业董事长。我父亲当初是大湖农会的指导员,我从小尝尽当农民的辛酸,我见证了台湾60年来农业发展的过程。

互联网+温度,超级社区高效连接消费群体

  当年李昌平担任乡党委书记时,曾给朱镕基总理写“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在第十届中国城市化国际峰会上,李昌平点评蒲韩案例时颇为动情。

  李昌平说:“郑冰经历过太多磨难,她经历的磨难是我们很多人不常见的。她可以说办了全国最好的合作社之一,是最好的,也是最磨难的。我今天的第一条建议是坚持四条原则:坚持党的领导,村(行政村)社(合作社)融合发展,这是第一条原则;第二条原则,服务服务再服务,千万不要搞生产。

如何让超级社区与超级农场有交集?

  今天我左右坐的都是大咖,我能坐在这里首先一个原因是,我和郑老师都是山西人。郑老师口音更像西安人,和太原话不太一样,饮食也不太一样。大家知道山西人喜欢吃醋,但是晋南人喜欢吃辣子,味道也不一样,文化也不一样。

  对于山西人来说,晋南人有一种“正气”,不特别会变通,认准一件事情不停地往下做,不达目的绝不放弃,就是这样一种“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