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李凤玲，工学硕士，清华大学教授。历任北京市海淀区副区长、北京市朝阳区区长、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工委书记兼管委会主任、北京国际电力开发投资公司党组书记兼董事长、北京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任北京修实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北京智中能源互联网研究院院长、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副主任。

　　幼年家境贫困被迫辍学的经历、清华大学的读书教书生涯、丰富的从政从企经验和兼济天下的精神境界，让李凤玲先生退休后义无反顾地投身公益事业，更让他以独有的眼光看待城市与农村、公益与城市化的关系。他认为，城市化不应造成城市与农村的割裂，城市化更应关注农村，城市化的推进应该为农民提供更多的选择权利和机会。而从一个公益人的角度，他认为公益作为一种社会资本与城市化强调的城市文明不谋而合，公益也有助于缓解城市化带来的社会问题，并助推社会治理不断创新、进步。

　　《城市化》：近年来，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由此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作为公益组织负责人，您认为公益在缓解社会问题方面起到什么作用？

　　李凤玲：城市化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只有城市化程度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才能提升，集约型社会才能建成，为社会和普罗大众提供的公共产品的受益面才能提高。在城市化背景下，我国的情况十分特殊：一是我国是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农村人口所占比重非常高，城市化水平提高后，一方面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一方面还要保证农田不被荒废并解决人们的吃饭问题；二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有浓厚的乡土观念、家族观念、宗族观念，农民失去了祖祖辈辈传承下来与土地打交道的职业，进城后往往会感觉没有根基，越是年长的人，对此体会越深。这两点内容既涉及到了土地利用问题、农业技能与传统文化的传承问题，也涉及到资源问题。在这些问题里，教育、文化、环境保护是至关重要的几个方面。

　　城市化过程中有很多公益课题，都能够帮助缓解社会问题。从修实公益基金会的角度出发，我们主要做三方面课题，一是教育，二是文化，三是环境。

　　在教育方面，我们尤其关注农村教育。城市中的资源相对丰富，城乡之间理应携手互助，例如，城市的某些机关单位或企业，有责任对接并帮扶某个乡镇建设好环境、消除贫困人口、改善农村教育条件。另外，我更提倡动员城市教师到农村支教，甚至在评价一所城市学校的好坏时，也可以将这所学校是否带动了农村学校教育质量的进步作为一项评价标准，看它是否利用教育资源扩大了教育成果、缩小了城乡间的教育差距。这样的评价标准和体系，是政府应统筹考虑的。反之，若任由城市中的学校不断将好教师、好学生招致麾下，虽然短时间内学校的升学率会有所攀升，教育资源配置会更加优化，但结果必然是城市的学校越来越好、农村的学校愈加荒废。

　　在缓解这一问题上，很多现代化的教育手段都可以起到提升农村教育质量的作用，例如利用信息技术进行远程教学等等。修实在青海援建了学校，我们也正通过组织大学生和中小学校教师支教的方式来提升当地的师资力量。其实，无论是政府、社会机构还是公益组织，在这方面都能大有作为，这是城市化进程中不可避免并必须关注的问题。

　　在文化方面，我认为城市化进程中不能忽视对传统文化的传承。近年来，人们往往更关注西方文化而忽视了我们的民族传统，但城市化进程恰恰不能舍弃传统文化，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理应建立在对本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之上。修实目前正准备在北京市怀柔区建设名为“琉璃世界”的文化项目。我们的目的是希望通过这一项目来弘扬儒家、道家、佛家等中国传统文化。比如传承中医文化，古代医家以“治未病”为指导思想，从疾病的预防着眼去解决人的健康问题。如果我们接受了这一思想，就会重养生、少生病、少往医院跑，医疗资源也不会像当前这样紧张。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传统文化是我们的瑰宝，理应对其保护起来、传承下去。

　　在环境方面，修实进行的是环境意识的培养工作。我们的理念是知行教育，让参与环保活动的人在行动中受教育，这种参与性的教育恰恰是政府很难顾及而公益组织又极其适合做的内容。

　　总体而言，在城市化的大背景下，公益组织要做的内容确实很多，只要你想得到，这条路就会越走越宽，这个队伍就会越带越大。

　　《城市化》：您一直强调城市化进程更应关注农村，请您就这方面谈谈您的看法。

　　李凤玲：我国城乡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差距，从现实情况看，还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有两种：一是因城市化速度加快，城市人口的集聚规模加大，城市发展得越好就会吸引更多的人来到城市，这是城市化的必然趋势，也是积极的一面；二是随着城乡差距的加大和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农村确实存在农业富余人口，尤其是一些农村青年在农村无法找到工作，不得不背井离乡进入城市。这并非城市化积极的一面，我们不应让这些农村青年没有选择的权利而不得不进入城市谋生，这关系到农村的产业发展与土地利用问题。未来，农村的土地势必要进行集约化开发，一家一户种几亩田的模式并不是农村的出路，它只会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只有发展现代化的规模农业才能使农民有选择权，有究竟是到城市发展还是留在家乡成为农业产业工人的自由。

　　城市化的发展也不应造成城市与农村的割裂，因此，在城市化的格局中，我们更应关注农村，关注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在我国的行政体系下，农村地区也是城市的管辖范围，在行政市建设过程中，理应统筹考虑农村的规划，这是城市政府和政府主官在区域规划建设时首先应考虑到的内容。一座城市的主官显然不能狭义地将城市建设囿于建设城市中的道路、交通、下水管网、智慧城市等内容上，政府在对其进行考核时也理应把对行政辖区范围内的农村建设包含在内。

　　在城市化发展的量化标准上，虽然有特定的城市化率等相关指标，但农民进城后是否能享受到市民待遇，又涉及到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真正打破这种局面，需要让农民和他们的子女在城市医疗、教育等方面都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如何用指标来衡量这些内容，也理应被涵盖在城市化发展指标的范围之内。这些指标的提升更代表着城市化质量的提升。

　　此外，农村的一老一小以及环境问题更值得关注，留守儿童不应成为被现代教育所抛弃的人群，留守老人不应有养老的困惑，农村的环境更不应因缺失环保体系而造成污染。解决不好这些问题，我们的城市化质量或者说健康程度就会大打折扣。

　　《城市化》：关注农村的同时，您认为公益组织如何参与城市治理？

　　李凤玲：公益组织确实可以参与到城市治理中来，修实在这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例如之前提到的环境保护知行教育，这恰恰是政府无法顾及而公益组织又最擅长的内容。此外，城市化进程中还有一个尤其值得关注的社会单元——社区。社区是城市中各类人才的最终归属地，例如，北京的一个社区可能既有领导干部、企业家、艺术家，也有教授、医生等不同职业的人群，当这些人离开工作岗位回到社区后，大家又回到了同一个平台上，如何发挥他们的作用，这个问题尤其值得关注。

　　修实曾做过一项社区教育支持行动，在北京的西城区、朝阳区和怀柔区分别建立了社区教育体系，将这一群体中愿意参与社区教育的人培训成社区教育教员，既丰富了社区教育群体，又使他们自身的能量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就社区而言，它集中了城市的各种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是城市的细胞，城市发展得如何也会从社区这个细胞中有所体现，因而城市化应关注社区的建设和发展。公益组织确实可以在社区治理中大有作为，政府通过引入公益力量，也能够解决社区中存在的许多问题，实现社区治理甚至城市治理的进步。

　　《城市化》：公益组织如何做到可持续是关键，您曾经表示，希望探寻出公益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对此您已有过多年的实践，可否谈谈您的看法？

　　李凤玲：我们的公益组织在成长中仍面临很多困境，最大的困境是我本人和我所带领的这个队伍中很多人都是从体制内一路走过来的，都是靠工薪生活的人，并没有太多积累，如果靠自己的积累做公益，难以为继，所以我们做公益确实十分艰难。没有钱就做不了公益，在起步阶段，我们主要靠的是别人的支持。随着基金会的成长，我们希望能逐渐从由靠别人出钱支持做公益，走向自己有所收益并支持公益活动持续开展。虽然面临许多困境，但必须迈上这个台阶。另一方面，我认为政府对公益组织发展的支持力度还远远不够，而管理的措施却又太多。成立一个公益机构在审批与管理环节都会面临各种限制，即使公益人的本意是为帮助政府分忧、解决社会矛盾，但繁琐的审核制度和管理办法却往往让人止步。从政府的角度看，这其实不是明智的行为，因为只有落后的管理制度才会对公益组织采取管、卡、压的手段。

　　实际上，公益组织数量的多寡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与进步的重要指标。当更多的社会机构都能够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当有条件的人都愿意成立公益组织从事公益事业时，这个社会的发展必然充满希望。对公益组织来说，做公益是它的主要工作，信誉的好坏可以由社会来评价，若政府能够建立起公益组织的社会信誉评价体系，恶意的公益组织自然做不下去。目前我们并没有这样的体系，这也反映出政府在对公益组织的管理上仍然不到位。这样的管理机制也导致我国公益组织的数量不会太多，更不可能发展出多少有生命力的公益组织。

　　公益是一笔极其珍贵的社会资本，它提倡的是志愿精神。在开展助困助学、环境保护等活动的同时，公益组织也在向社会传递公益理念，通过这种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形式培育公民的参与意识、奉献意识、集体意识，甚至在城市化的大潮下解决由此带来的许多社会问题。它与城市化进程中所倡导的城市文明不谋而合，也将对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创新起到推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