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建议发布后，人民出版社近日出版发行了权威《〈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辅导读本》。其中，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撰文《建立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提出中国社保制度建设必须立足基本国情，以保基本为优选目标，避免“高福利陷阱”。

    稍作留意即可发现，“高福利陷阱”近年来在中国是一个出现频率颇高的词汇。什么是“高福利陷阱”？便成为了一个首先需要厘清的问题。一个时期以来，发酵于希腊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给了人们考察相关问题的一个合适视角。专家普遍认为，欧债危机之所以爆发，欧洲国家普遍推行的高福利分配模式和高标准社会保障体系，对造成长期国家财政赤字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资料显示，欧洲许多国家的社会福利保障支出占G D P的比重约为30%，有的国家甚至将近50%。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这种“从摇篮到坟墓”的保障体系能够提高居民生活品质。一旦经济增速放缓，财政不堪重负，政府举债度日时，就可能酿成主权债务危机，进而影响民生，并诱发社会动荡。

    显然，高福利之所以会成为“陷阱”，在于国家违背了“量入为出”的基本法则，为国民提供了远非政府财力能够负担的福利。由于这些福利大餐太多、太高，压垮了财政，只能陷入寅吃卯粮的恶性循环。

    明了这一背景，当“高福利陷阱”成为中国的高频率词汇时，注定会引来两极的反应：或讥为“杞人忧天”，或誉为“先见之明”。之所以会有这样两极的反应，根本原因在于讨论的虽为同一个问题，但中国和欧洲国家有不同的语境。中国目前的福利水平如何？北京师范大学课题组撰写的《2013中国民生发展报告》开宗名义即曰：“我国的民生发展依然面临‘低福利、低消费’的困局”，回到现实生活中，可以发现，多数中国人在养老、出行、住房、就医、教育、就业等多方面都存在不少的后顾之忧。

   然而仅仅因为中国目前的福利水平并不高，便来否定“高福利陷阱”话题的严肃性，也未必公允。在堕入某个陷阱之前指出将来可能的危险，很多时候这种未雨绸缪很有必要；更重要的是，就中国而言，欧洲国家的高福利模式是构建本国社保体系的参照物。一国社保体系之构建，必须适应经济发展水平，也应当努力提升国民的满意度，既然欧洲国家的高福利模式隐藏风险，那么中国就需要趟出一条符合自身实际的新路。

    从现有经验来看，任何一个国家要给国民提供并维持较高的福利，只有两个途径，要么提高税收，要么扩大财政赤字或者二者兼具。中国要避开从高税收、高赤字到高福利的覆辙，第一个容易想到的思路应该是通过减税来藏富于民，从而降低国民对政府提供过多福利的依赖性。

    第二个思路是激发市场和社会的活力，避免政府的无限责任。正如楼继伟在文章中所说，“市场机制能够提供的保障职能，政府不要越俎代庖；该由个人和单位承担的社会保障责任，政府不要大包大揽”，实际上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目前在社保的各个领域，无论生老病死都活跃着社会机构的身影，公众对市场机制供给保障的信任也日见增加，此种情况之下，市场对政府的期待也许只是需要后者给社会机构的参与提供更多方便而已。

    当然无论如何，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发挥基础作用责无旁贷，让低收入人群获得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也义不容辞，这正是讨论相关问题的前提。楼继伟把“保基本”作为社保的优选目标，意义正在于此。

    一国的社保福利维持在何种水平为宜，其实一言可以蔽之，即国民幸福指数较高，而经济社会活力犹在，同时民间的创富动力也未受扼制。这应该是中国构建社保体系之际所追求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