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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晓义:低碳城市化的社会学挑战
时间:2011-01-06 13: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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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主任廖晓义

  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中国的城市化道路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中国应该给世界提供一条什么样的城市化模板?我们没有办法去重复西方那种城邦文明、海洋文明、商业文明的模式,因为中国是农耕大国。5000年,一脉相承的只有中国,我们要尊重我们的国情,要走一条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要给很多这样的农业文明背景的国家走出一条路,而不能去重复。我想,我们也重复不了西方的城邦文明、商业文明、海洋文明历史前提下的城市化道路。

  去年这个时候,我代表低碳背景下的国际合作论坛的小组报告人在全体会议上发言。小组讨论总结时,我谈到三个I: Indicator指标体系、Integrity综合机制,Information信息传播。我想,在城市化的道路上,我们仍然要在这三个问题上有突破。
第一个,指标体系。指标体系怎么来的,怎么才算城市化?大多数的指标一定是从西方抄过来的,但我们的国情不一样,能不能走一条自己的路?比如说一个乡村,有基本的基础设施,我们都知道现在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非常大,同时有好的公共服务,我们作为社会企业走进乡村也是想配合政府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还有自服务和被服务的综合机制问题。

  一个乡村如果有了基本的硬件,就是基础设施,又有了基本的公共服务,而且经济水平也不见得那么低,怎么就说它不是城市化了?今天看到城市文明的小册子我很受启发,城市化并不是要建立把人聚集在一起的密集型城市,而是一种优雅的、文明的、有文化的聚合。很多年前,西方的城市化也许只有用空间集约来解决效益的问题,今天有了信息高速公路,又有了地面高速公路,完全可以通过信息集约的方式实现综合效益,为什么一定要重复西方的城市化的模式,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思考另外的多元化的道路?那么,这个指标体系在哪里?中国人的指标体系在哪里?中国这个农耕大国提供的城市化道路的指标体系在哪里?上下求索,我也想做一个呼吁,一个呐喊,更多的人来求索来探索,建立一套中国人自己的城市化标准。如果那样,就会包括乡村本土性的指标,让乡村成为农人安居乐业的家园,城里人的返璞归真的家园。如果创造出这样新的指标体系,那么我们那样一种田园式的、乡村式的城市化,比大城市更幸福,因为田园乡村价值,还有现在的经济体系、价格体系并没有计算在内的生态的价值、乡情的价值、健康的价值,都是很值钱的。所以我觉得在中国文化指导下的指标体系的研讨势在必行。中国城市化道路应该是城乡统筹的道路,应该是乡土中国的道路。实践中很多人在探索,我们的学者是不是应该更大踏步的跟上。

  第二个是综合机制。这是社会建设的路,也是公益中国的路,社会建设是几个方面的,不光是人的伦理关系的重建,也是人的经济关系的重建,也是人和自然的关系的重建,也是人的知识系统和生命系统的重建,而这一切都是社会建设的内容,这方面中国人应该也一定会走一条不同于西方的路。

  第三条路是信息传播,我认为中国的城市化道路应该走上生态文明的轨道。去年也是在这样的会场,我听到郑必坚先生说,现在的文明出了问题,要有一个综合方式通过文明转型来完成,要建设一种新的文明,就是生态文明。 我走过20多个国家,从首相到部长到草根,拍了十几部片子。我知道,只有中国政府提出了生态文明。在这个事情上,我们能不能把这个生态文明的信息传播叫得更响?生态文明不只是环保,而且是环境管理、生态社会建社、生态经济发展,生态伦理教化、生态保健养生这样一个整体文明。我特别欣慰能参与到巫溪县的生态文明建设中,我觉得整个中国应该为生态文明的落地而努力!

  我很赞同李津逵老师提出的“在关键的时候转型了就是先进”的看法。而我之所以要参与巫溪县的生态文明建设,恰恰是因为这是先进的,在追随西方工业文明的过程中处于尾端的地位,一转身成为领头了。我想,我们每个人、每个县都可以在自己的范围内,从西方文明的追随者转身成为新的生态文明的引领者。

  我们正在为巫溪的新的旅游产业的设计出主意,我提的建议就是巫溪将生活方式作为品牌,这种生活方式就是乐和家园。在我看来,巫溪县委县政府将建设乐和家园作为“十二五”规划的重要内容,这本身就是品牌。

  最后,我想说,对于这朵生态文明之花,土壤是生态环境建设;树干是生态社会建设,以党委政府为主导的民间社会和社会企业的广泛参与;花瓣是社会建设上的生态经济发展,包括生态农业、循环工业、创意产业,养生养老产业、生态旅游产业;花叶是我们的生命系统,医疗养生,从基础的医疗设备到专业医护人员,到各家各户的家庭责任人,一直到我们的中医药文化;花蕊是五颗心,爱心、公心、良心、真心、慧心。花的周围是蜜蜂蝴蝶,按生态文明的原则守身如玉,才能招蜂引蝶,这就像一个女人,很高贵,儒雅,稀缺。我多么希望那是我们的中国:一花五蕊酿芬芳,扎根沃土根茎壮,叶茂花艳深山藏,招蜂引蝶天下香!

 
  点评专家 郭万达: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副院长


  我是研究经济学的,廖大姐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重新定义低碳城市化,中国的低碳城市化究竟是什么样的道路。其实,大家都已经从不同的角度讲到城市化的多样性,讲到中国特色城市化的多样性选择,我觉得廖大姐从社会学角度提出了两个重要的问题。

  第一个,她特别强调城市化多样性要注重三个I,即城市化过程中的参与、人性和特色,我们经济学家的角度讲四个I,即infrastructure(基础设施),investment(投资),innovation(创新),integration(城市之间要融合、要一体化)。但这四个I都不足以去概括刚才寥大姐讲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城市化。只有投资,只有创新,只有基础设施,而没有文明,没有人性,没有生态,那么这个城市永远还是在重复,还是在模仿,永远还是跟在人家后面,也不知道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我们才能超越别人。所以我感受很深的是,寥大姐给我们经济学家们非常重要的启示,这三个I非常重要。

  第二,寥大姐还给我们经济学家另外一个重要提醒,那就是,往往我们讲城市化的时候,总是讲能规划、能建设、能够让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城市化,更多的是着眼于硬件,但寥大姐告诉我们:城市化的过程一定是能分享、能传递、能参与、能共建的城市化,不完全是政府的城市化,是大家共同参与的城市化,这样一个城市化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城市化。所以从这两个角度来看,我觉得寥大姐讲的根深叶茂的城市化,如果光有硬件,只能去规划和感受,永远不能做到根深叶茂,只能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短暂的、短期的、扎根在表面的城市化。所以我也期待着我们的经济学家和城市建设者们多听听社会学家的意见。谢谢寥大姐,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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