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被称之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的杜润生先生驾鹤西去,引起了思想界的广泛关注。这位中国农村改革的设计者,在正确的时间做出了正确的改革设计,有力推动了中国农村改革。但农村改革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应随着中国改革的深入推进,不断被唤起、反思,从而校准城市改革和农村改革的方位。无论是城市改革还是农村改革,均应该把“人”字大写在改革的路标上。
今年国庆期间,我在英国伦敦访问,有机会路过英国的乡村,准确地说,我所见的是伦敦的郊区。让我吃惊的是,离开伦敦市中心半小时的车程,满眼的田园牧歌式的诗意画面就那么毫无遮挡地展现在我的面前。眼前的画面简直美得不真实!城市与乡村如此和谐地相处,实在让我难以置信。难道这就是现代工业化源头国家的真实面目吗?伦敦这个曾背负“雾都”恶名的现代工业城市,靠什么让蓝天白云重新回归伦敦人的视野,又靠什么让伦敦的脚下变得如此自然清美?
作为工业革命和城市化的先行者,英国对城市和乡村的理解,也比我们先行一步。从功利主义的角度看,城市在社会、经济、政治功能以及效率方面确有显著的优势,把资源聚集在城市空间上,便于物品的生产、流通以及销售,便于劳动力资源的开发利用,有利于社会资本的再生产,有利于对信息的生产与传播,于是,城市按照功利主义的逻辑,迅速扩张起来,一个个城市拔地而起,一个个城市群也不断刷新城市扩张的历史。在城市化的进程上,英国走在前面,他们首先品尝到城市化的甜头,但也及早意识到城市的问题。当城市无节制、失控地扩张,逼近城市的功能极限之后,其不可爱的一面就会渐渐暴露出来,城市病就会发作出来。
在英国,就有那么一帮先知先觉者,及早意识到城市问题,于是,他们行动起来,发起保护乡村运动。有意思的是,这批乡村保护运动的提倡者和践行者,并不是地地道道的乡村农民,多是衣食无忧的富人或社会精英,这种逆城市化的乡村保护运动,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社会行动。这些人在城市中转了一圈,被城市“圈养”一通之后,蓦然回首:乡村才是他们的初心。
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在《英国乡村》中曾有这样的感慨:在某些国家,都市便是这个国家的繁华富庶所在,是那里文采风流典章人物的荟萃之地,而乡村则属于较为粗陋的地方;在英国,情形则刚好相反,大都会只是上流社会的临时聚集之所或定期会晤之地……即是说,城市只是人的寄居之地,人只是城市的匆匆过客。乡村才是人的久栖之所。斯坦利·鲍德温爵士也曾说过:“对我来说,英格兰就是乡村,乡村才是英格兰。”也有人说,英国的灵魂在乡村。他们觉得真正的英国人是个乡下人。在英国人的脑子里,英国的灵魂只有在乡村才能找到归宿。
正处在城市化与城镇化关节点上的中国,应该从英国的城市化经验中获得启迪。城市与人的关系,不能本末倒置。在城市面前,人是至高无上的。失去人的价值,城市只是一具空壳。城市是人的驿站,但不是唯一、永远的目标。
中国改革最初是从农村启程的,但农村改革的核心目标是解决农村最现实的吃饭问题。因此,当年的农村改革没有什么诗情画意,是纯粹的功利主义的,以解决温饱为最大诉求。后来,通过“包产到户”迅速解决了农村的吃饭问题。当农村解决了温饱“刚需”之后,改革的重心迅速转移到城市,城市化成为改革的重头戏。随着城市改革的大面积铺开,大流量的城市剩余劳动力转移到了城市,为城市发展提供人口红利。在强烈的城市化冲动之下,中国城市的数量和体量迅速扩张,城市空间变得越来越紧张,城市人口快速膨胀,城市病也渐渐蔓延开来。这时候,改革如何推进?城市化如何续篇?是继续按照城市化的逻辑任性地走下去,还是而今迈步从头越,重新开启农村改革的“二次革命”?
回望乡村,我们心中盛满了浓郁的乡愁。英国式的美丽乡村是我们向往的,但愿这不是遥远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