昙华林是一部大书，随着历史街区保护进程的不断深入，昙华林向人们展示的不仅是她自身，而且是更为广泛的文化、制度与前景。我们对这本大书的认识才刚刚打开扉页……

　　篇章一：昙华林“复兴”之根何处寻

　　初到昙华林，那精美的教堂、牧师楼和西式的民居，令人惊异百年前武昌的开放程度。武汉三镇的现代化是从1861年汉口开埠开始的，如果以长江为界，汉口是西方文明“挑战”的前沿，武昌就是中华文明“应战”的堡垒。可是，历史的丰富度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武昌并不是“租界”而是“华界”，作为“华界”的武昌城内，竟然坐拥美国、英国、瑞典、意大利四国的教区，天主教、基督教的教堂、医院、学校、育婴堂和住宅与中国人比邻而居，散落于武昌城内凤凰山与花园山之间狭长的街巷内。这种在中国政府管辖区域内的国际化社区，完全颠覆了我们以往所受的历史教育，我们不能不重新打量我们的前人，他们的胸襟、胆略与能力。“被动开关、全面开放、全面进步”——这就说明了武汉何以在开放之后短短的50年就“驾乎津门，直逼沪上”，开演了中国数千年未有的共和大戏。然而除了简单的几段说明书，我们对昙华林所能知道的太少了。

　　花园山上有一座嘉诺撒仁爱修女堂，曾经是嘉诺撤仁爱修女会分院，开办育婴堂、教理班、工艺所等公益事业，并在此开办武昌圣约瑟诊所。嘉诺撒仁爱修女堂的后面是一座天文台，残垣断壁之间你会发现一块块青色的城砖，也许这就是武昌城拆除之后城砖的再利用？不到百年的建筑，据说“所建年代已不可考”。当一个城市患上了严重的失忆症的时候，这个时代所有的读书人都应当惭愧。

　　1948 年美国修女全部回国，中国数名修女随同去了美国，昙华林的宗教生命中止了。与这些建筑一样，圣米迦勒教堂、祟真堂、仁济医院、翟雅各健身馆等等都更换了所有者与使用者，这些建筑于是成为那一段历史仅存的证据，以它们优美的造型、高超的工艺，留下来启发我们的好奇心，提示我们还有多么深厚的历史是我们所根本不了解的。我们设想一下，昙华林这片地处武昌古城边缘、既非政治中心又非金融中心的地带，当年是一个充满着书卷气和宗教情感的生活区。绿树鲜花之间的山间小路边、西式的教堂、医院和学校，清水砖墙的江夏民居排布在窄窄的背街小巷两边。牧师、修女、教师、学生和中外居民如何来往其间，昙华林当年是怎样的风景？

　　这风景是我们从历史教科书、从当下对武汉历史的只言片语中想象不出来的。中国政府管辖下的国际社区，我们的前人做到了。如何做到的？当年在昙华林土地有没有用途管制，教会与中国土地权人是如何交易的？谁来收税，按什么标准？昙华林一带的城市公共设施是由谁来投资的？中外人士之间如果发生了纠纷是凭什么法律、由什么机构裁判的？换句话说这里不是租界，又是国际社区，依照什么法律体系来维持其中的秩序？这些西方传来的教堂是如何建造的，经费的来源、材料的来源、工匠的来源是怎样的？各国侨民在这里是如何生活的，他们的子女在什么样的学校里接受教育？相互之间有什么往来？所有这些需要大量的研究考证，需要到瑞典、英国、美国和意大利去查找资料。在那些国度里有没有赛珍珠这样的人，以她的笔触记录过百年前的武昌？那位童年来到镇江的美国女子，在中国生活了近40年，她把中文称为“第一语言”，把镇江称为“中国故乡”。她描写中国农民生活的长篇小说《大地》（《The Good Earth》，1932年获普利策小说奖，193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她难道不是一个镇江人吗？我曾经在云贵交界处的一个叫石门坎的苗寨看到一段录像，那是一个从小生活在当地的英国人，在他90多岁高龄时录下的，他交替地用英语、汉语官话和苗语回忆着自己在中国度过的童年。难道他不是一个石门坎人吗？我相信昙华林许多建筑、许多机构百年前的完整档案至今仍然沉睡在欧美某一个档案馆中，许多故事沉睡在寻常人家的日记里，等待着21世纪武汉的使者前往查询。昙华林再追寻百年历史便有了根，历史的真相就有可能一点一点浮出水面，“复兴大武汉”所要达到和超过的那个“大武汉”就有可能渐渐清晰。

　　研究与记述上海的书籍可能不下几百种，研究和记述伦敦的书籍有多少呢？有上万种。研究与记述武汉的书籍有多少？这种状况与一个华中地区的文教中心城市匹配么？纵观古今中外，一个民族、一个城市能够横空出世的时候，一定是她打开大门对外开放的时候。伦敦的开放举世无双，以至于在伦敦你可以见到全世界的人，却唯独难得一见“伦敦人”，上海当年也是五方杂处、华洋混居的“东方巴黎”，武汉、昙华林之所以有当年的辉煌端在其开放程度。历史永远就是当代史，对于大武汉开放历史研究的深度，就是当代武汉开放的程度。可惜的是今天看到的昙华林历史建筑说明文字与10年前能看到的没有多少差别。昙华林，永远停留在传说的水平么？研究是“复兴”之根，当了解了昙华林是谁，她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时候，我们才会知道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因为，历史街区不仅是“人类集体记忆的主要部分”（《威尼斯宪章》），更是武昌、武汉重新走向大开放的起跑点。

　　篇章二：昙华林不是一个“项目”

　　昙华林从来不是一个“高大上”的旅游景点。无论是首义门还是农讲所，都承载了宏大得多的历史题材。昙华林优秀历史建筑多，文物建筑少。在武昌，记载着重大历史信息因而具有鲜明的纪念意义、教育意义的建筑并未集中于昙华林。全区59处文物中昙华林只占5处。但若论优秀历史建筑，全武汉139处，昙华林就有27处。以往几十年的历史观，将近代史简化为革命史、将革命史又简化为党史，而昙华林并不是抗日烽火、革命风云的经典地段，很少具有纪念性、仪式感、供人仰视的建筑，相反都是些融入了人们日常的信奉、求医、就学、居家的场景，她是武昌城的日常生活，是这座城市的家长里短。她是用并不显赫的点点滴滴全息地纪录着这座城市作为市民栖居之地的真实生命。惟其真实，因此反而叫人体味不尽、联想不断、亲近不已，这大约就是如今年轻一代的游人络绎不绝的原因。

　　昙华林不是一个优秀历史建筑紧凑密布的地方。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与街区保护的法规，重建筑而轻街区，强调同类的“历史建筑尽量紧凑集中”，停留在见物不见人的水平。据说上世纪70年代一次考古，由于现场保护不够，勘探中的文物被雨水淹没，最后只好“打捞”出来做了一个展览，完全失去了原来的三维关系，受到考古界一位老前辈的严厉批评。因为脱离了文物之间的空间关系，“文物展”与“盗墓展”就没有区别了。历史街区保护也是这样，假如只看到50几座历史建筑，不顾它们之间的联系，不顾当时和现在的社会生活，没有将这些建筑与周围的街道、居民的生活改善结合起来，从而完成一个全息整体的社会进步，一座座单独建筑的保护意义又何在呢？昙华林恰恰是不同类型的历史建筑散布在一日步行的范围之内，50多座历史建筑如同“面包里的葡萄干”，起着点缀与提神的作用，其余更多的是普通民居与大量并不“优秀”的建筑。这样一来，单纯按历史街区的思维来管理昙华林就行不通了，想一想，这里光居民就不下4万人。

　　昙华林很难成为一个封闭运作的文化创意产业园。昙华林是一个高度成熟的生活区，可能腾出的产业空间本来不多，由地方政府掌握的就更有限。当下各地发展文创产业的手法——将第二产业的大跨度高净空的厂房仓库统一规划、统一运营、吸引相关企业入驻形成规模效应，这样的模式在昙华林无从谈起。

　　昙华林的区位也很难打造成一条商业街。一条街道是否具备商业街的潜质，要看它的可达性和整合度。形象地说，最适宜做商业街的是那种处在城市中心，在状如鱼骨的路网中居中的那一条。昙华林在历史上并不是一条商业街，附近商气最盛的是德胜桥。今天，大学生、文艺青年们从武昌各处乘坐公交地铁来到螃蟹甲、得胜桥，步行几百米走进昙华林，以“长枪短炮”拍摄在城市水泥森林中鲜见的建筑和饶有情调的小门店，感受东西方的建筑格调和创意灵感，这更象是一种“探幽入微”之旅，而驾车一族要过购物之瘾，昙华林停车就是个难题，想来一趟并不容易。将得胜桥拓宽以迎车流么？“必须控制历史性城市和地区内部的和外部的汽车交通，使道路系统和停车场地不致扰乱历史性布局或损害它的环境”（《威尼斯宪章》）。

　　昙华林让人感动的，不是宏大的历史、不是成规模的文化产业、也不是高端的商业街、不是四通八达的道路交通，而是在基本保持着历史风貌的街区中原生态的城市生活：街边打麻将的老人、教堂礼拜后的信众、屋檐下晾晒的腊肉、上学路上的孩子、小店中飘出的卤味，昙华林是武昌城触手可及的真实生活。

　　上世纪后半叶，昙华林和所有中国大城市一样，经历了革命的洗礼。昙华林的社会结构在新中国建成之初发生了一次断裂。原各国驻华中地区的天主教、基督教人员回国，教堂及其附属建筑收归国有，民宅由房管部门按“一户一间”方式分租给国有企事业单位职工居住。1959年1月武汉市将本来已经很低的机关宿舍租金标准进一步调低，结果，全市公房租金收入由1957年的327万元降为225万元。这时期武汉市公房的平均房租仅0.145元/平米，房租占职工平均收入比例同样很低，只有4.96%（《武汉市志城市建设志》武大出版社1996第一版）。计划体制下的高积累、高投入、低工资、低租金的运转方式，是一种透支城市、透支基础设施、透支优秀历史建筑的发展模式。一方面是“武钢”、“武重”、“武船”、“武锅”等大项目高歌猛进，另一方面职工低工资、历史建筑得不到应有的养护。不仅武汉，全国所有大城市都如此：1991年底的一股寒流，曾经使上海一夜之间5万多处地下水管破裂。因为在35年的财政统收统支中，中央拨给上海的市政设施投资只抵上海财政上缴总额的1%（康燕：《解读上海》）。长期失修的城市基础设施带病运转，无论政府还是居民，都没有保护历史街区、修复历史建筑的能力。

　　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生活使这些居民成为昙华林的新主人，他们与这里的建筑、树木达成了共生的关系。但他们多非这些建筑的产权人，对此前的历史了解不多，计划经济时期的低工资、低租金模式，使得他们没有理由也没有能力去修护这些建筑。他们是经济建设的一砖一瓦，而不是大武汉城市的传人。看一看瑞典教区中北欧建筑师为适应华中炎热气候而修建的回廊，已经被封装为晾台以增加居住面积，我们就会理解，对于今天昙华林的居民，居住条件的改善是首要的诉求。人口在增加、年龄在老化、租客的数量超过了业主，昙华林的老房子内部加建、外部搭建，环境品质日趋下降，经过半个多世纪，除了学校和医院之外，这里已经成了武昌区一个基础设施严重欠帐的低成本生活区。居民们在低水平的住区中生活，显得对环境更有容忍度，雨过天晴的时候满街电线上都晾晒衣物。昙华林的大宅院中有些也居住着当年名门之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们的生活经历和受教育机会可以想见，今天他们和租住公房的人们一起过着寻常百姓的生活。就是在这样一个低成本生活区中，有着数不清的夫妻相濡以沫、母子问暖嘘寒，几十年中度过平常的每一天。昙华林如一匹只奔跑而不吃草的老马，在日渐艰难的行进中用点点滴滴记录着寻常人家的真实生活。他们改善居住条件的诉求在今天的产权关系下除了拆迁几乎无解。

　　假如是首义门、督军府，假如是江滩或是江汉路，按照纪念性、仪式感的要求把道路打通、建筑修复、景观营建，让今天的金融机构进驻当年的银行便大功告成了。而昙华林，一个日常生活的武昌，一个城市生活的全息缩影，她把历史街区的保护直接与低收入阶层生活改善绑在了一起，这就给地方政府提出了一个两难的问题：街区失去了自我更新的能力，有限的财政又背不起巨大的负担，保护历史街区需要保护建筑的同时保护街区的肌理，一旦肌理破坏就损失了大量信息。商业化改造动迁的“绅士化”做法会根本改变昙华林的性质，而且商业前景并不乐观；不改造，任其自生自灭，昙华林就是一个随时可能发生消防、治安、食品安全事故和基础设施瘫痪的“火山口”。

　　篇章三：“政府规划森林，民间生长树木”

　　昙华林被再度“发现”是在2003年，这一年3月17日，长江日报《黄鹤楼》副刊以整版篇幅刊发了《昙华林，一部活的近代史书》，编者大声疾呼，专家纷纷建言，还有本地作家方方的文章：“记忆就是文化”。毫无疑问，由此昙华林进入了公众视野，4月1日，《武汉市旧城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管理办法》正式实施。第二年的6月，武汉市政府主要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来到昙华林调研座谈，拉开了昙华林历史街区的抢救、保护、开发的序幕。这一阶段正与国内众多城市开展历史街区保护同步。

　　说到当代中国的历史街区保护，可以上溯到上世纪80年代初，北京琉璃厂进行了国内最早的旧街区改造。在这片历史老、地段好、基础差、居民贫困化的街区，由政府主导规划设计、拆迁改造。将一个有着大批原住居民和相对集聚的文物字画店的老旧街区，改造成为一个金碧辉煌的仿古街。巨大的改造成本使得飚升的租金无情地将琉璃厂的业态向着高端推举，琉璃厂成为一个几乎专门面对外国观光客的字画文物街。在1985年专家评估会上，对这一场改造的批评主要集中在拆真造假和高档化两方面。陈志华先生批评这次改造：“古而不朴，增华过甚；拆真古董，换假古董”，另有专家批评这场改造“高门槛排除了众多为普通市民、知识分子服务的业态”。然而一场金碧辉煌的改造还是迅速对全国形成示范，从那时起，举国上下拆旧建新，打造“唐城”、“宋城”之类仿古商业街成为一时风气。

　　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城市出现了一股新气象。这就是1999年在上海出现的“新天地”。在此前后，1998年在天津出现了恢复意大利租界的“意式风情街”，2003年在成都出现了整旧一新的“宽窄巷子”。在一个有实力有品位的开发商操作下，曾经残破的街巷华丽转身为富有小资情调的商业街，清水墙、木门窗、铺地青砖和红灯笼一下将历史的韵味吊了出来，西风东渐的希腊柱、罗马窗、空气中飘出的咖啡香味加上名家的画作、DIY体验更是将一种异国情调、创意风格与本土曾经的历史如梦如幻地弥漫混合，让一座座城市有了一处兼具怀旧与时尚品味的好去处。

　　政府主导、开发商运作的模式走出了历史街区的商业化路径，由一家企业将拆迁、规划、设计、建设、招商、运营全部总揽，的确省去了政府许多力不从心的技术活儿。新天地所在辖区的领导告诉我，引进瑞安集团是经过多轮艰苦谈判，最后是在机场候机楼为客商送行时达成改造意向的。之后的进程证明，企业可以整合的设计资源、招商能力的确是政府难以具备的。“新天地”一面世，就得到了消费者的热捧，“老人看到了怀旧，年轻人看到了时尚，中国人看到了欧美，外国人看到了中国”。几年下来，“新天地”模式的局限也渐渐清晰：一是所有这些历史街区翻新而成的商业街范围都很有限：上海“新天地”、“南京1912”占地均是3万平米，“宽窄巷子”7万平米，天津“意式风情街”10万平米，而昙华林则是百万平米；二是由一个规划设计机构统一设计，一家企业在一个时间里统一建成，因而建筑的新旧程度毫无二致，街区的风格单调一律，看上去是一夜之间拔地而起的“同班同学”；三是“新天地”、“宽窄巷子”的老居民都已动迁，从此一个全方位多功能的真实街区终结了生命进程，开始了一个大型商业项目的发展，运营方要从租金、业态、改造、装修去把握，街区成为一个购物中心，按照一个商业项目去发展。几十年来，为了发展经济，城市都是作为成本与代价被付出。地方政府的施政评价主要是经济指标，只对产业、只对产值。对于城市，则只强调“看点”、“亮点”，于是解决历史街区、历史建筑最方便的手段就是象“新天地”那样推向市场，把一块历史街区做旧改的规划，算好拆赔比、算好容积率，交给企业去统一拆迁安置、改造重建。自从“新天地”以来，全国各地出现了“宽窄巷子”、“南京1912”等等有着文化标签的购物中心。经营上成功了，业态更新了，业绩和政绩都有了。但城市却在一步步地失忆。

　　昙华林与这些街区比较，空间尺度完全不同。“新天地”、“意式街”和“宽窄巷子”都是同类历史建筑紧凑集中，面积不大，区位绝佳，由一个商业主体统一实施改造，政府、企业各得其所。而改造的方式都是将原住居民迁出，街区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立面之后引进新商业业态。而昙华林街道长、街区广、历史建筑散落在上百万平米范围之间。武昌黄鹤楼面向长江，政府规划部门对这一区域提出严格的限高控制，使得巍巍名楼浩浩大江成为武汉三镇首屈一指的观景点，成为国内众多江城桥城中景观维护的风范。黄鹤楼的限高，排除了武昌古城中以提高容积率的方式一次性改造旧城的可能，令商业主导的旧城改造在昙华林裹足不前。

　　一位以记录武汉历史建筑为使命的摄影家给我看了两辐照片，那是他在日本检索“东洋文库”时候找到的，一辐是汉口的英法租界区，异域风情80年间基本未变。另一辐是武昌，中式街巷古色古香，如今已经面目全非。只有昙华林还保存着历史的空间感。昙华林一旦改头换面，整个武汉就再难找到一个全面展示中西合璧百年绵延的历史街区了。在一个名为“昙华林论坛”的微信群里，转发过一则播映于纽约时代广场的上海宣传片，在这部片子里浦东是陆家嘴的“高大上”建筑背景，近景是老上海留下来的历史街区。我在群中问大家，假如将来有一部关于武汉的片子到纽约播映，主场景是哪里呢？大家说是昙华林。

　　昙华林历史建筑保护的另一难处在于技术。由于东西方建筑使用材质不同，西式的优秀历史建筑往往更坚固耐久，例如上海、汉口、天津、湛江租界区内的老建筑；相反，传统中式土木建筑则易现颓势，更容易遭遇拆迁改造，哪怕是由清末改革派所建设的自开商埠区，例如天津的河北区和武昌的徐家棚。

　　但是，最令昙华林与众不同的，是武昌区党委政府对历史街区的珍惜以至敬畏。2013年修云架桥路，打通昙华林与美院的联系，在如何铺排青石地砖——是按横纹铺还是纵纹铺——都令区里主要领导颇费心思。“想清楚，历史街区保护不是挣钱的事，是花钱的事”，历史街区复兴“功成不必在我”，这是区领导反复对大家强调的。

　　于是从2004年起，政府开始做“只投入无产出的买卖”，投入巨资改造昙华林路面，改进水电管线等基础设施。这一轮改造给昙华林注入了生机，带动了民间的创意人群，“大水的店”、“古街邮局”、“徐刀刀”等一些文青来此创意创业。于是在昙华林出现了“政府规划森林，民间生长树木”的局面。在全国历史文化名城的核心地带，在经过了“政府导向”、“资本导向”的改造更新之后，出现了“政府搭台、社会导向”的复兴模式，文物建筑得以修复、基础设施得以更新、民间创意力量得以成长、全面的城市社会得以营造。

　　武汉有幸，在一个大拆大建、拆真建假的年代里，保留下了昙华林一片真实的历史街区，并使她渐渐地恢复了生机。

　　篇章四：昙华林在体制困局中突围

　　昙华林就象武汉历史的后院，起于新世纪的保护建设犹如打开了一道通往后院的大门。进门后越走越深，遇到数不清的新问题。历史建筑活化的体制之困，便是一桩大难题。

　　其实，拥有和使用历史建筑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威尼斯宪章》要求：“做历史性城市和地区的保护规划，应该是一项多学科的综合工作，事先须由考古、历史、建筑、技术和经济等各有关方面的专家进行必要的调查”。俄罗斯修复学院的创建者、历史建筑修复专家普鲁金曾说，“历史建筑的修复决不是房屋的修缮”，普鲁金和他的教师学生是以对历史建筑极大的敬畏与珍视，从一块烧焦的木片，一片脱落的墙皮研究建筑的材质、工艺，然后制定古建修复的方案。这种光复旧物的态度在意大利、西班牙、在英国、在整个欧洲可以处处感受到。19世纪末期，威廉·利华为他的兄弟利华有限公司所建设的“阳光之港”（时代约略等于张之洞的汉阳铁厂），当时邀请30多位建筑师为工人所建的住房、剧院、教堂、美术馆，今天已成为英国的历史保护区。一位居住其中的退休飞机工程师告诉我，他10年前买了这里的一套房子，按法律他不能更改建筑的外观。我在英国还听说，如果一座百年前的墙体在建造的时候以马血搅拌灰浆，那么今天在修复的时候也必须用到马血。于是当世界各国的游客观赏意大利那些以不同颜色的大理石修复的罗马石柱的时候、当人们欣赏西班牙那些粉白的墙壁上刻意留出的一段中世纪红砖所砌筑的拱卷的时候，心中油然而生的不仅是对逝去的辉煌的感慨，更会感慨这所有的修复，都是为了展示“人类集体记忆”——让本地的居民和远方的客人由此增加对历史的实感和审美的品位。

　　在昙华林，有些重要历史价值的建筑，孤寂廖落在校园一隅，既未被使用，也未被保护，等待着的只有墙倒屋塌；另一些优秀历史建筑由政府出资整修一新，但使用单位大门紧锁，过往的游人只能透过栅栏和门缝窥望。优秀历史建筑按照法律是由使用人维修的。可这建筑是由政府在历史建筑立法几十年前以无偿无限期使用的方式划拨给行政事业单位的，这些单位的主业不是文物保护机构，既没有专业人才也没有专项资金。他们在承接这些历史建筑的时候并没有将维修成本纳入预算，一旦历史建筑技术寿命临近，这些单位只会手足无措。假如不是政府出手，这些建筑不会得到维修。而政府出资维修之后，这些建筑一如往常被牢牢地锁在围墙和大门之内，历史文化艺术价值未能向公众开放而继续沉没。这种不合理的现象源自于产权制度，即历史建筑对行政事业单位无偿划拨的使用制度。

　　在这种无偿划拨的50年之后，相关法律才明确所有人的保护责任，2003年4月1日武汉市人民政府公布实施《武汉市旧城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管理办法》，10年之后，《武汉市历史文化风貌街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更以武汉市人大常委通过、并经湖北省人大常委批准，由此提升了保护的法定级别。值得注意的是新颁条例的第四十八条：“公有优秀历史建筑的使用现状不符合保护图则规定的使用性质和保护要求，为了保护的需要，可以对承租人进行公房使用权调整，承租人应当予以配合”。可以想见在过往的十年中，有关部门遭遇了多少公有优秀建筑的使用现状不符保护要求又不做整改的个案。

　　在香港，建筑物的保护要与使用结合起来，叫做“活化”，这是在历史建筑保护的投入与社会效益产出之间寻找平衡的方式。“活化”的过程是政府与非赢利的民间机构合作完成的，港府为此专门设立了优秀历史建筑活化的“伙伴计划”。港府聘请了一个具有公信力的专业委员会，成员都是以个人身份而不是机构代表出任，其中不少是“太平绅士”或“紫荆花勋章获得者”。在这个委员会的评审之下，众多非赢利机构提出的活化计划中遴选出最合适的方案，经过政府的资助和众多专业机构的帮助实现了建筑的再生。这个建筑将按照事先承诺向公众开辟一定的空间与时间作公共用途。例如九龙巴士公司创始人之一的雷亮先生后人将家庭的私宅“雷生春”捐献港府之后，在初步整修之后即列入“伙伴计划”，经过数轮的竞标，最后是由浸会大学将其作为中医馆来活化。这座建筑经过修复和增加必须的结构设备之后开门营业，并辟出一楼的一半空间作为“雷生春”保护活化过程的博物馆，另一半也是对外开放的凉茶店，医馆还有安排了专门面对香港市民的义诊时间。

　　中国大陆历史建筑的保护利用，是在一场文化大劫难之后从无到有起步的。人才不足、技术不足、体制掣肘，使历史建筑或是根本得不到保护，或是单纯保护轻利用，不关注向公众的开放，历史建筑的教育作用发挥有限。然而就象正在萌动的春天一样，昙华林历史建筑保护利用的局面出现了融冰的态势。今年春天我听说，翟雅各健身馆在武昌区政府的协调下，将由武昌区联合市工程设计产业联盟共同修复，并交由产业联盟使用。工程设计产业联盟是武汉工程设计行业的联合体，对于历史建筑保护拥有相当的人才与经验。这样，在一个鼓励只管用不管养的体制之下，在一个只问保护不问利用的体制下，武昌区政府以“块块”协调“条条”，以城市复兴这个最大公约数整合不同行业的诉求，最终通过“千言万语、千辛万苦”，找到了历史建筑“活化”的一条可行之路。

　　篇章五：昙华林正在“复兴”

　　一旦有个地方成为新闻热点，不同角度的诉求就会扑面而来。商家看到租金升值、居民看到拆迁机遇、企业看到地价洼地，而政府会从不同的角度赋予这个地方不同的功能。那些偶尔到来的高层领导，带着看惯了“亮点”的目光，更希望看到一个“打造”出来的成果。而昙华林自己已展示出一个历史街区的复兴是如此复杂——“比登月航行更复杂”。英国城市规划泰斗彼德·霍尔说：“因为登月目标明确、且全过程是物理性”而“城市规划多目标，多数过程是人的行为”。同样，美国城市思想家简·雅各布斯说：“城市是有序复杂问题”。她批评那些由精英脱离了公众而制定的城市规划“就像所有的乌托邦计划一样，任何重要计划的权力只属于手握重权的规划者”。那是“一个家长式的政治和经济社会”、“一笔勾销了大都市复杂的、互相关联的、多方位的文化生活”。

　　昙华林正在显示出一个多功能、全方位、富有艺术气质的完整城市街区，人们看待她的眼光也从单纯的“历史街区”、“文化产业园区”，回归到一个有完整生命和健全人格的城市社会，昙华林正在“复兴”。

　　你看，昙华林小学的学生课余做小导游，他们向全区中小学生发出倡议，做了解武昌热爱武昌的武昌人。正象《威尼斯宪章》所倡议的那样：“必须促使各年龄组的人理解历史性城市和区域的价值，并使居民都来保护它们”。

　　你看，“牵手昙华林”、“昙华林艺术节”开始了，由文旅公司和民间艺术机构和资深音乐人联合创意发起。“生命在于运动、旅游在于活动”，旅游活动为昙华林注入了城市动感韵律。

　　你看，经过政府部门的穿针引线，昙华林出现了艺术家跨界的横向联合：音乐、艺术、表演、学院、民间、国内、国际……各种不同门类的艺术家、创业者聚首一处头脑风暴、互相砥励，开始形成有影响力的文化前卫联盟。特别是他们当中，有连续10年创办武汉“爱与和平”音乐节的民间艺术活动家，有率领湖北画家走向威尼斯双年展的文化企业家，他们不是财政包揽的大院大所，却站在了武汉文化艺术走向世界的主战场。

　　你看，昙华林的艺术家们开始联络大专院校，昙华林要走进校园，走向社区，去唤醒对文化艺术的消费需求。今天，昙华林这个有限的“place”已经培育出广大的“space”，她已经成为武汉大学生的审美课堂、武汉众多“文青”们的公共领地。有一天，汉绣大师肖兰在她的工作室随机邀请了7位大学生，向他们介绍汉绣并做了一个简单的调查，7位大学生在武昌上大学期间听过音乐会、看过画展、看过话剧的都不超过2个人。我们的大学城已经越来越象一个就业集训地，审美教育的贫乏与武汉所拥有的艺术资源形成严重的反差。为什么长江上架设了越来越多的桥，但质量都难比长江一桥？为什么汉口崛起了众多的金融大厦，但艺术感都逊于江汉路的老银行？为什么两平方公里的租界区可以赢得“大汉口”之名，而百倍的建设面积为武汉换来的是“大县城”的戏称？没有了审美便没有高标准的追求。近年来文化产业成为各地政府产业政策的重要支持方向。但如果依然专注于支持企业扩张文化产能，而不重文化的消费力，今天新增的GDP可怜不说，武汉将又一次失去文化大发展的机会。审美能力决定了未来文化的消费力。消费力才会拉动文化的生产力和创新力。

　　你看，武昌区作出了一个让所有的先进理念落地的体制安排：区里成立了文旅公司，公司负责人兼任街道办事处主任。这样一来优秀历史建筑的保护与活化、文化产业文化事业的发展、社区营建与公众参与就都在一个“块块”内理顺了。武昌区支持举行设计双年展、申报省级文化园区，从主体到理念都在发生本质的变化：与当地中小学校本教育结合，历史名街保护已突破了单纯的产业思维；与长江人艺发起“盖章行动”、由民间的艺术联盟发起“昙华林艺术节”，名街保护发展超越单纯的政府行为；停车整治引入公众参与，把一个社区兼景区的管理工作变成了居民自律、社区自治的实践。在昙华林，有200多志愿者，他们中年龄最大的有80多岁，他们为游客指路，提示劝导，景区和社区完全融为一体。

　　未来，昙华林的研究将会深入开展，历史建筑的“活化”将在体制上日益完备，专家委员会、基金会、促进会、跨界的艺术联盟和相关的章程都将渐次配置，政府出台的文化政策将不仅面对生产、更要面对消费。发端于欧洲国家的可逆性历史街区保护方式“都市72小时”很可能会在昙华林上演。昙华林会以她的成长告诉人们，历史街区的复兴不是一个单纯的项目，她是一个系统的社会重建。她跨越了历史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利用，跨越了文化创意产业和旅游产业发展，提升到一个城市街区的全面复兴：不断深入的历史研究、优秀历史建筑的“活化”、全方位的城市功能发育、“政府规划森林，民间生长树木”的模式、文化艺术跨界联合对大武汉文化审美的唤醒，不仅让昙华林生机重现，而且让大武汉恢复她应有的文化影响力。

　　今年——2014年，正是《威尼斯宪章》——“关于文物建筑和历史地段的国际议会（ICOMOS）”的一项保护历史性城市和地区的国际宪章发布整整50年，本文谨以保护“人类集体记忆”的荣誉，向所有热爱昙华林、保护昙华林、建设昙华林的人们致敬。

　　（本文作者：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资深研究员、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战略咨询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