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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习近平总书记京津冀一体化战略构想
时间:2014-08-06 18:37:29  来源:城市化网  作者:顾 晴 

    多年未有突破的“京津冀一体化”,在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后取得突破性进展。在国家战略的定位下,备受瞩目的“中国第三极”正在朝着自己的梦想前进!

    习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上的七点要求,被看做是贯彻落实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及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对于中国城镇化战略部署的具体行动,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提高我国城镇化质量的具体举措。

    依托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的专家优势与智力平台,本刊试图从京津冀一体化在中国城镇化进程中意义的角度,解读习总书记的讲话精神,以期让广大读者对京津冀一体化这一国家战略有更全面、更系统、更清晰的认识。

NO.1 要着力加强顶层设计,抓紧编制首都经济圈一体化发展的相关规划,明确三地功能定位、产业分工、城市布局、设施配套、综合交通体系等重大问题,并从财政政策、投资政策、项目安排等方面形成具体措施。

解读专家:

王   凯: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战略咨询委员会副主任、教授级高级城市规划师、工学博士

    京津冀协同战略势在必行

    京津冀协同战略已经被确定为国家战略,从国内实际情况和国外经验来看,这是势在必行。

    京津冀城市群的发展得益于中国国力的提升,得益于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大背景。近年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国际地位迅速提升,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日渐成为主力,首都北京在职能、地位和作用上,从过去仅仅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首都,成为在世界政治、经济、文化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城市。其次,在滨海新区的带动下,京津产业结构、经济结构都产生了很大的变化,促进了京津冀整个地区经济实力的提高。比如,过去河北被认为是区域的洼地,近年来开始出现变化。首钢搬到曹妃甸后给唐山提供了很大的发展空间。河北的其它地区像保定、廊坊,随着整个地区经济水平不断提高,经济紧密联系程度,经济产业分工协作,基础设施配置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在我国经济发展到目前这个阶段,京津冀作为国家经济的第三级也罢,作为一个新的增长空间也罢,怎么提都不为过,而且其发展潜力和发展总量都不可估量!

    应该说,京津冀城市群的崛起,将是中国国力提升和中国经济发展从南往北推进形成的具有高端目标的,在政治、经济、文化方方面面即将进入高水平发展阶段的城市群。这种发展有别于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在国际影响力方面的作用也将远远超过这两个区域。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北京现在已经是有两千多万人口的特大城市,这个规模在世界上也属于超大规模,这里面交叉了太多的其他功能。为什么要和周边地区做联动,因为从世界各国大城市发展趋势来讲,中心城市的发展一定要走区域协调发展的道路。把目前和首都核心职能不太相关的功能,如一般性制造业、一般性的服务业疏解出去的话,对于缓解北京方方面面的压力是有好处的。

    北京周边的地区拥有良好的制造业基础、港口优势、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土地。在未来发展中,应该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目前比较好的一点是中央的宏观政策导向在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过去我们的政府考核主要是GDP导向,大家都争项目,相同条件下河北怎么能抢得过北京?现在我们对发展有了新的认识,即发展应该是一个健康可持续的发展,倡导区域协作。我认为,京津冀区域协调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近年来,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以及国内多个城市群地区在产业协同、基础设施共建、区域治理等方面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创新,这为京津冀在新时期的协同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NO.2 要着力加大对协同发展的推动,自觉打破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抱成团朝着顶层设计的目标一起做,充分发挥环渤海地区经济合作发展协调机制的作用。

解读专家:

牛凤瑞: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委员

    打破“一亩三分地”,实现1+2>3

    习总书记对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出七点要求,可以视作一个总动员令。他是希望京津冀各自抛开“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不再囿于过去的恩恩怨怨,而站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从一加二大于三的角度考虑问题,更好地推动优势互补,更好地发挥各自优势,从而能够达到整体的效益最大,各自也获得相应的发展利益。这才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目标。
实际上这是要求地方政府在考虑问题时,不能光考虑自己,要换位思考,只有平等互利才有持久的合作。在中间层面上破除思想方法上的误区,非常关键。

    七点要求中,第二点和第七点尤其重要。第二点是解决思想观念的问题,即突破“一亩三分地”思维定式,合作共赢,持续发展。第七点则是倡导通过市场来调整,而不是走原来的老路,让中央来作指示、当裁判。各方都有利益诉求,必然是平等互利的博弈谈判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中国毕竟是一个中央集权的体制,诸如京津冀这样区域之间的关系,如果中央领导重视了,就更容易推动一些。因此,习总书记的总动员令,不仅给出一个大的战略方向,也会起到一定的鞭策作用。

    实际上,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国土局成立伊始的第一个重大项目,就是京津唐国土规划研究。所谓京津唐国土规划,其实就是立足于京津冀一体化这一理念而展开。彼时到现在已经三十年,中间之所以有这么多的反复,主要是客观条件的影响,包括体制条件、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这一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回过头来看,最初我们确实不具备进行一体化操作的条件,而且1980年代初,我们刚刚进行改革,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可以更多地通过中央的指示和文件来实现两市一省的资源配置,并不真正需要所谓的“一体化”。

    从全国来看,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是经济社会发育水平最高的三个城市群,特别是京津冀,虽然现在整体水平还低于长三角和珠三角,但京津冀人口占全国的8%,GDP占全国的11%,近九分之一,无论从经济总量看,还是经济密度看,在全国都是名列前茅。同时京津冀地区过去也是中国北方的经济中心、共和国首都所在地。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和发展,三地各自的经济社会状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三者之间本应是经济上互相融合,优势互补的,但是省域之间行政壁垒竟然使得“1+1+1<3”。

    雾霾是一个契机,实质上正如习总书记强调,解决好北京发展问题,须纳入京津冀和环渤海经济区的战略空间加以考量,这样才能打通发展的大动脉。京津冀一体化进入实施阶段正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客观要求,习总书记的指示,正是适应了这一客观要求,是因客观问题而生,而且不仅看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也看到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

NO.3 要着力加快推进产业对接协作,理顺三地产业发展链条,形成区域间产业合理分布和上下游联动机制,对接产业规划,不搞同构性、同质化发展。

解读专家:

肖金成: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委员经济学博士

    打破各自为政,在产业竞合中实现共赢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应该从区域经济合作的角度来认识。作为改革开放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手段,区域经济合作将成为未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趋势、新动力。京津冀在推进产业对接协作方面应采取如下战略:

    (1)建设区域经济共同体,在竞争与合作中实现共赢

    世界各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任何一个区域的发展壮大,都不是一个城市孤立成长发展起来的,城市是区域的核心,区域靠城市带动,城市靠区域支撑,城市与区域之间构成了相互依托,共同发展的区域经济共同体。通过合理分工与合作,可以使各个城市和地区能以各自的经济利益的实现来获得“部分之和大于整体”的区域经济效益。

    京津冀地区从发展条件看,已经具备了很好的产业合作基础,京津冀各市应该以促进区域快速发展为总体目标,树立起共同发展、相互促进的理念,把提升京津冀区域整体竞争力视为自身必须承担的重要任务,在壮大自身经济的同时,更多地关注区域总体竞争力的提高。

    京津要放下大城市的架子,主动与河北各市展开密切合作,河北各市要有开放的眼界和共同发展的心胸。只有各方抛开狭隘的行政区观念,才能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世界经济格局中使京津冀地区占有一席之地。

    (2)发挥各自比较优势,提升产业分工层次

    目前京津冀产业合作主要以垂直型分工为主,这是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合作的主要方式。未来应着力推动这种垂直分工向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并存过渡,进而向以水平分工为主转变。
北京要走高端产业发展之路,重在科技创新。把发展现代服务业和文化创意产业放在优先位置,显著提升都市型现代农业水平。天津要建设具有更多自主知识产权和品牌的现代制造业基地,重点发展电子信息产业、化工产业、面向国际市场的中高档轿车和具有自主品牌的环保经济型轿车的研发、核心部件制造和总装、石油钢管和装备制造、现代医药产业基地。河北各市应立足于资源优势和产业基础,主要发展适合都市需求、本地市场需求及国内外市场需求的各类制造业,发展特色产业和功能性城市。

    (3)引导产业合理布局,推进产业集群发展

    京津冀区域产业布局由于长期以来的各自为政,不仅不同行政区内布局分散,即使在同一个行政区内产业集群的发展也很缓慢。提升京津冀区域产业竞争力,必须大力发展产业集群,促进产业向适宜地区集中。要在现有产业布局基础上,积极引导形成若干具有鲜明发展特色和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并探索多种集群发展模式。鼓励发展具有上下游关系或具有服务与被服务关系的企业集中布局,在较小的地理范围建立企业之间紧密的经济联系,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在合理分工、促进规模扩张的过程中提高企业群体的竞争力和应对市场的反应能力。应根据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和国家划分主体功能区的要求,按照集中布局,集群发展的原则,确定这一区域的重点发展轴线和产业发展区域,确定生态环境保护区、城市发展与城市体系建设的整体框架。

    (4)延伸产业链条,提升整个区域的国际竞争力

    从全球产业链发展趋势看,产业价值链上制造与服务环节融合发展的趋势明显,产品本地化设计生产销售服务的趋势加强,市场逐渐成为驱动全球产业链的重要发展动力,构成产业价值链主体的企业一方面存在由专业化向综合化发展的趋势,另一方面组织模式趋向扁平化,大小企业协同发展的虚拟生产网络正逐渐形成,企业联合研发趋势凸显。京津冀区域应紧跟这些世界产业价值链发展的步伐,大力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加快区域产业价值链构筑。在产业合作中,京津冀应充分发挥生产服务研发和销售服务这一优势,打造研发创新—加工制造—配套服务完整化价值链条,提高京津冀参与世界产业竞争的能力。

NO.4 要着力调整优化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促进城市分工协作,提高城市群一体化水平,提高其综合承载能力和内涵发展水平。

解读专家:

李兵弟:住建部村镇建设司原司长、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副主任

    京津冀协同发展,要素均衡配置首当其中

    首先,要确立正确的发展指导思想——协同发展。针对京津冀的发展,我认为,我们已经走了30多年要素向大城市集聚的发展之路,现在可以说大城市发展相当有规模了,各类发展要素和城市功能都在狭小的都市空间高度集聚。我们在享受着要素高度集聚的效益的同时,也在承受着日趋严重的都市病,问题严重的是——这一趋势还在继续着。要素集聚是国际城市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我们在遵循这一规律的同时,也要尽可能地避免都市病的严重冲击。在未来的都市空间发展引导上,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和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的三大都市群,不能继续强调要素过快地继续向大城市集聚,而应当强调发展要素在更大的区域范围内均衡配置,强调城市功能要素的高端提升。北京是我国的首都,又是特大型复合功能型城市,其未来发展目的非常明确。其一,充分发挥大国首都的作用,有重点地参与国际性、全球性的城市竞争;其二,增加国际城市的多元承载力和社会包容性,既发挥中国东方古都的独特魅力,又争取更多的国际型功能组织的作用;其三,发挥地域性中心城市的引领作用,不与周边地区争资源、争要素、争职能,以核心竞争力和文化影响力带动周边城市协同发展。

    其次,要有科学的功能组织,即功能高端。特大型城市或者叫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必须走高端发展路线,竞争的对象不是周边地区,发展的重点应当在创新性的、战略性的新兴产业和高端服务业。功能高端就是必须要注意把政治、文化、科技等城市功能保留好,维护好,从一般性的制造业、物流业中退出来,同时发挥核心城市的科技教育文化医疗的资源优势,敢于将优质资源向周边地区外溢,不断创新包括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多元高端业态,这样才有可能发挥引领作用,协同并带领周围各类城市有特色的发展。

    第三,要有科学合理的空间布局。如大中小各具特色的城镇、多种类型交通工具的组织、网络化的基础设施、区域性的服务型功能支撑能力的建设等,这包括区域性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共建、共享、共用。现在行政主导的各类园区设置过多,不一定非得划地域办产业园区,可以探索依托乡镇、政府指导、企业投资、农民入股的联办、共办产业园区联合体。建议在特大城市周边的一些城镇设立特殊的产业政策区,优先准予或者吸纳临近地区的城镇参与、大型企业参与,将周围的特色功能组织起来,形成共同发展合力。

    第四,要有良好的生态布局。包括生态环境的统一规划,生态修复项目的统一布局、审批、实施,生态绿地空间的统一组织,也包括绿色发展、环保标准的统一。如果说在一个空间密集的地区内环保标准都不同,就很难形成协调统一的发展。

    第五,有效的城市管理。包括不断探索新型城镇化发展进程中的城镇社会治理结构改革,让我们的城市安全、发展稳定,让我们的社会、老百姓安宁,让我们的发展建设绿色、低碳、循环,让我们的城市管理公平、效率。

    第六,要有繁荣的乡镇。日益复杂庞大的特大型城市是很难独善其身的、自我满足的发展,必须要有周边地区小城镇和乡村的拱卫与功能扶持。建议从国家政策层面给小城镇一定的重点发展期,通过明确大城市疏散功能与小城镇产业引入机制相结合,打造富足小城、特色小镇和美丽乡村,让县城发展、让县域经济发展、让农民富足、让农村平和,让我们的特大城市率先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NO.5要着力扩大环境容量生态空间,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合作,在已经启动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的基础上,完善防护林建设、水资源保护、水环境治理、清洁能源使用等领域合作机制。

解读专家:

刘晶昊:住建部环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总工

    生态环境保护必须合作才能共赢

    京津冀地区经济总量大,人口密度高,以北京为核心的区域做为首都对生态环境有较高要求,而区域内发展并不平衡,大量的人口和产业集中在北京,一方面是北京这样的超大城市环境容量有限,另一方面是周边其他城市发展落后,这种发展的不平衡也是近年来雾霾、水荒、垃圾围城等环境事件频发的主要原因,根据资料,北京市劣V类水体比例超过40%,大气达标天数不足50%。所以,在这种背景下,如何通过统一的环境发展战略,疏散核心城市功能,通过优化京津冀的产业结构,扩大环境容量,以实现未来区域内的可持续发展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京津冀协同发展7点要求中专门提出的原因。

    京津冀各城市都面临类似的环境问题,而北京作为首都的关注度最高。2013年,北京的第三产业比例约占3/4,但天津和河北等地仍以工业和农业为主,第三产业比例都不足一半,产业结构的不平衡带来诸多现实的环境问题,如困扰北京的雾霾问题,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周边的污染传输,天津的燃煤用量是北京的2倍,河北省的燃煤用量是北京的12倍,以及周边大量的化工、钢铁企业,都是造成北京和华北地区雾霾的因素,去年以来北京密集出台了大量相关的治理政策和措施,全市“国内最严地方环保标准体系”将超过60项,但成效并不明显。大气、污水、垃圾等环境问题更多地需要放在一个大的维度去考虑,仅仅依靠一地的力量去治理,结果往往是投入巨大、收效甚微,目前,京津冀区域内统一治理已经成为了共识,只有通过合作建立统一的标准、统一的监管预警和应急机制、执行统一的管理措施,从顶层设计上实现跨区域合作,才能真正解决京津冀各城市共同面临的环境问题。

    2013年9月,环境保护部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印发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细则》,2014年6月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协作小组办公室印发《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2014年重点工作》,《京津冀地区生态环境保护整体方案》近期也将出台,这些政策都将促进京津冀环境保护一体化发展,通过进一步深化这种跨区域合作,将改变目前大气、水、固废等污染问题治标不治本的现象,灵活运用生态补偿、技术共享等方式,实现污染源消除,而不是简单地将污染企业转移,并在环境合作的基础上,带动经济合作,进一步消除生态性贫困和贫困性污染,实现可持续发展。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已经发布,核心要求就是城市发展从“量变”到“质变”,在京津冀一体化过程中,环境保护合作将先行在环保领域尝试协调区域内的城市关系,疏散北京等核心城市功能,通过环保产业带动城市功能转移,并实现人口的转移和聚集,在这过程中实现落后产能的淘汰、优化各城市产业结构,从而实现整个京津冀都市圈的绿色发展。

NO.6要着力构建现代化交通网络系统,把交通一体化作为先行领域,加快构建快速、便捷、高效、安全、大容量、低成本的互联互通综合交通网络。

解读专家:

冯   华: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系主任、北京交通大学服务经济与新兴产业研究所所长、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委员

    创新体制机制是构建交通一体化协同发展的关键

    总书记提出的要求,我认为,在三中全会深化改革这样一个新的起点和新的历史时期,要特别强调创新体制机制,通过深化改革构建以公共交通网络为导向的京津冀协同发展新模式。从城市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角度看,京津冀一体化不是新问题,但在治理雾霾,在首都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发展形势下,它的确又是一个新课题。

    京津冀一体化和长三角一体化、珠三角一体化有非常大的不同,后两者在区域发展上更加均等化,而北京周边100公理的范围内环绕着一个贫困带,差距特别大。原因在于,北京作为首都,一个特大城市,聚集效应大,扩散效应小。这与北京的产业结构、城市定位有很大关系。北京主要是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比较集中,而珠三角是以加工业为主,加工业扩散相对比较容易。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交通基础设施不均衡,交通是一个突出的表现,它包括各种各样的基础设施,由于相差太大,不论是工业还是服务业,都不愿离开北京到周边去,也因此没有办法发展这些产业。

    另外,我们国家由于行政体系条块化分割,在两个行政区域,比如两省或者两市之间都存在断头路的情况,这在京津冀地区尤为突出。所以,总书记在讲话中说,要自觉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因为造成断头路等基础设施不均衡很大程度上就是各自为政,没有从更高层次来看这个问题。京津冀要得到更大的发展,就要按照总书记要求的,构建现代化的交通网络系统,把交通一体化作为先行领域,加快构建快速、便捷、高效、安全、大容量、低成本互联互通的综合交通网络。

    总书记的设想,有高度,也有深度。我想,应该从三个方面理解和落实。第一,在区域发展的战略和规划层面,从问题导向和需求导向出发,跳出原有体制的制约,从区域层面制定完善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综合交通规划。交通一体化内涵很丰富,包括轨道交通一体化,公路网一体化,交通枢纽一体化,运输管理一体化,服务一体化,乃至物流发展一体化等多方面内容。未来的交通一体化应该是以京津为两个内核,以1小时距离为半径的综合交通体系,连接京津周边20个左右的卫星城。这些卫星城将是和主城区很好衔接、和区域内产业实现对接和分工协作的产城融合之城,这样才能够形成以交通为基础,以产业为载体,有完善城市功能的新格局。要形成这样的新格局,就必须有改革的精神。因为交通一体化不是满足现有的交通需要,而是用交通来布局建设,疏解北京的城市功能。交通先行强调的是通过交通疏解功能,再进行产业分工协作一体化,最终达到城市功能一体化。

    第二,通过创新体制机制创造交通发展新模式。在这方面,要通过探索混合所有制,激活存量资本,激活市场力量,激活民间资本。目前,民营资本投资在国家总投资中超过60%,但在交通建设领域,只有百分之6点几,不到7,就是说交通领域还没有真正激活市场的力量,没有激活民营资本的力量。所以,必须要有创新体制机制的精神,让民营资本进来。混合所有者对国有资本是有利的,对民营资本也是有利的,如果固守原来的思维模式,什么事也干不成。

    第三,要有创新的经营思路和具体的手段办法。当前能够立即着手的,除了探索混合所有制,还要从为交通投资改革筹措资金、综合交通枢纽的规划和建设等具体细节方面着手。比如,通过构建特许经营制度等多种方式吸引社会资本,提高现有交通枢纽站场的交通用地容积率,通过地上物业开发、周边土地综合利用和多种经营来筹集更多的资金,直接用于交通建设。

    总书记提的7点要求非常高,有前瞻性、战略性、领先性,这需要我们在体制方面充分激活和发挥各方面力量,包括专家的力量,基层的力量,发挥大家的主观能力性,将它落到实处。

NO.7要着力加快推进市场一体化进程,下决心破除限制资本、技术、产权、人才、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的各种体制机制障碍,推动各种要素按照市场规律在区域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

解读专家:

曾   真: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城市化研究所执行所长、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

    总书记提出这样的要求,意味着京津冀城市群目前在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方面做得还不够,其中的体制和政策壁垒还很深,距离区域一体化的协同发展这个大目标还存在较大的差距。

    在我国当前形势下经济发展是各地政府的头等大事。“政府之手”在地区经济发展中发挥的主导性作用不容低估,各地政府主体意识空前强烈,竞争发展成为主流。政府自身在长达二十多年的竞争发展中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或称为“场上队长”。对资源和政策的“争夺战”成为各地提升自身竞争力的重要内容。

    京津冀城市群中包含了我国行政级别最高、首位度相近的两座城市,作为不同的发展主体,在此前的竞争发展中,国家分别给予了这些主体以不同的政策和资源配置,其力度之大、资源能级之高在全国不可多见。竞争发展的结果就是:北京充分发挥了“首都”资源的唯一优势,不仅强化了行政、文化等“首都”内禀性功能,在高端经济资源的聚集方面也明显占据了优势。天津作为一个重量级的直辖市,以滨海新区为基本载体争取到了国家一系列重大项目布局和十分显赫的政策优势。而河北虽环绕京津,但不是一个城市主体,虽紧邻京津,但只能依托京津,虽以“为首都减压、为北京分忧”的高姿态准备承接京津的功能外溢,但真正的“外溢”直到今年才现一些端倪。总之,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并没有因为这几个主体在空间上的紧邻而出现“一体化”的态势。显然,前一轮竞争发展的导向、城市政府作为竞争主体的意识、“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心态,都是今天这种“紧邻化”而非“一体化”格局的桎梏。

    纵观国内,此前的发展中长三角城市群在实现区域协同和区域一体化方面,路径最为清晰,“一体化”格局最为明显,其关键在于上海在长三角城市群中有着无可争议的首位度。上海的龙头作用、江浙人长期积累的市场意识,使得这个城市群中的众多城市在功能分工、经济和产业格局上呈现“雁行”式排布。就连南京、杭州这样的省会城市也对上海“服气”,杭州湾上的若干座大桥就是证明。在浙江省的积极推动,杭州湾上的这些大桥打通了上海和杭州湾南岸,使得杭州湾南岸区域绕开了杭州、直接对接了上海。浙江人的意识和勇气值得赞赏。

    在美国,纽约和新泽西之间的“一体化”和协同性也让人十分记忆深刻。交通路网全面对接,就连机场这样的重大、体面、收益可观的设施,两地的共用共享也十分成功。你不会因为离开纽约时其实是到新泽西去乘机而感到有任何的不适,两个城市主体的协同和一体化由此可见一斑。

    从当前京津冀城市群协同发展和“一体化”进程来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要“下决心破除限制……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的各种体制机制障碍,推动各种要素按照市场规律在区域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的重要指示,可谓切中时弊。只有从体制上破除禁锢要素流通的制度性障碍,让资本、技术、产权、人才、劳动力等要素能够在京津冀间自由流通和优化配置,才能谈得上区域的“协同发展”和“一体化”。要真正破除这种限制,城市政府、尤其是这个城市群中级别最高、资源拥有量最大的城市政府,在面对“哪些去、哪些留”的问题时,如何从政策层面“有所为、有所不为”,考验着这些城市管理者和领导人的政治智慧,也决定着京津冀城市群未来能否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协同发展和区域“一体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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