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网站日前刊登该部副部长王保安的讲话称，预计2020年城镇化率达到60%，由此带来的投资需求约42万亿元。他同时表示，42万亿投资更多的可能来自社会投资。

　　虽然如此精确的数据是如何算出来的，值得推敲。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新型城镇化一定会带动投资的新一轮增长，并推动经济的稳定、快速增长。

　　问题在于，在上一轮的城市化建设中，尽管城市化对经济社会发展也带来了积极影响，使这一阶段的经济增长成为历史上速度最快的时期。但是，其所暴露的问题和留下的发展隐患，也是不可忽视的。如经济结构严重失衡、城市建设过度超前、城市交通压力越来越大、政府负债快速攀升、房价上涨过快等。

　　纵观这一阶段城市建设和发展的矛盾与问题，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政府脱离现实和违反规律地扮演了投资和建设主角，并严重挤占了社会投资、尤其是民间投资的生存空间。而由于政府投资是不计成本、不讲代价的。因此，在城市建设和发展过程中，诸如抬高地价、推动房价上涨等恶性手段也被大量使用。由此传递给民间投资者的信号，就是要擅长投机，而不是投资。投资是没有出路的，是赚不到钱的。只有投机，才能成为暴发户。

　　事实也充分证明，在这一阶段老老实实、勤勤恳恳办实体的，大多都陷入了困境。相反，利用政府大搞城市建设搞投机的，却都发了财。这也就难怪，相当一部分搞实业的民间投资者，也将资本转向了房地产等虚拟经济领域。产生的后果，就是社会的贫富差距越拉越大，社会财富急速向少数人转移，多数人的口袋越来越瘪。

　　相反，如果政府能够将城市化建设的市场和机会让给社会投资、特别是民间投资，并为他们参与城市建设提供良好的环境，维持好正常的市场秩序，并加强对市场的监管。那么，那些没有效率、没有市场价值、没有公共效益的项目，也就不会出现。至少，不会象现在这样揿。同时，政府也不需要背上如此沉重的债务包袱。要知道，政府背负的债务越重，老百姓和企业的负担也会越重。因为，政府自身并没有消化债务的能力，最终的买单者还是老百姓和企业。

　　也正因为如此，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政府如何进行有效的角色转换，从投资主角的位置上退出来，将投资机会更多地让给社会投资，让民间投资者有足够的投资空间，是新型城镇化建设能否成功、能否有效释放改革红利的关键。如果未来6年新型城镇化建设真的需要42万亿的话，至少30万亿应该是由社会投资来完成，政府所要投的，就是一些社会投资不愿投的公共设施、公共领域、公共事业。如公交、地铁等。

　　即便如此，对一些公共设施、公共领域、公共事业，政府也可以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的作用，将这些领域和行业也交给社会投资来完成，政府则将本应当用于这些领域的资金，以政府补贴、政府扶持的方式给参与这些投资的社会投资者。在这个问题上，千万不要被“国有资产流失”所吓倒。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一定要公开、公平、阳光、透明，而不要暗箱操作。

　　有人说，民间资本是需要考虑效益的。把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主要任务交给民间投资者，会不会带来城市运营负担过重的问题。笔者认为，这完全可以不用担心。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民间资本需要考虑效益，新型城镇化建设才有希望。如果民间资本也象政府投资一样，不考虑效益，反倒不应当让他们去投。因为，只有考虑效益，他们才会想方设法地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将建设与发展、产业与配套、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紧密结合起来，才不会出现只考虑眼前而不考虑长远的问题。新型城镇化的效益，只会在未来出现。眼前，只会是种苗栽树，而不是摘果。如果政府投资占主导，就一定会出现眼前利益大于长远利益的现象，就只会在树苗还没有种下去的情况下，就不顾一切地摘果。最终，果没摘到，树苗却都被踩死了。

　　所以对民间资本参与新型城镇化建设充满信心，并迫切希望政府能够有效退出新型城镇化投资，就在于民间资本信的是市场、靠的是市场，投与不投，如何投，投多少，向哪个方向投，只会听从市场的，而不会听政府的，更不会听哪个人的。而要达到这种境界，除了民间资本自身的市场化意识外，政府也要减少对企业和市场的干预。

　　新型城镇化是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能不能释放出巨大红利，主动权还是在政府。所不同的是，此次的主动权，不是政府自身投多少项目、建多少项目，而是能退到什么程度，能给民间资本放到什么程度。应该是，放得越多，效率越高，放得越多，政府的主动权也就越大。这也是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结果，更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