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11月，全国平均雾霾日较常年同期偏多2.3天，为1961年以来最多。

　　这对于“民间空气观察”网的创始者刘峻来说喜忧参半，忧的当然是身处雾霾无法抵挡，喜的是自己的环保工作越来越有现实意义。

　　2011年以来，不少城市的环保志愿者开始自行监测PM2.5，但由于标准不一、组织不力，各自遇到了问题和困境。而今年以来，这些环保组织正在集结起来，织成了一张民间自测PM2.5的网络。

　　对于这张民间监测网络，刘峻最愿意将其与日本民间的监测网络相比：当年大阪市的空气污染治理，就是从搜集基础数据开始的——日本大阪的空气污染诉讼，最终是通过大型计算机建立模型，用大量的基础数据计算出工业排放与空气污染的因果关系，才构成了关键证据，赢得了诉讼。

　　虽然道路险阻且漫长，但民间自测PM2.5的网络正在逐渐延伸力量，希望对我国的空气质量改善出一分力。

　　◎新乡【缺乏关注】◎

　　2013年3月，河南师范大学的大三学生闫锐被一个活动所吸引。当时在他所在的河南新乡，一位留美博士正在筹划建立一个监测空气质量的站点，在成功向一个房地产企业筹得资助并购置仪器后，他将闫锐和另外三名同学召集起来，组成了一个学生志愿组织。

　　这是目前全国不到20个致力于大气监测的民间环保组织中的一个。在刚开始时，闫锐和同学们的工作得到了“一呼百应”的效果，就像民间自测活动兴起的时候。从4月底开始，他们每天上午选择新乡市的四个地点，检测一次实时的PM2.5浓度，然后把它发布到微博上，这些信息得到了大量的转发和关注。闫锐们愈发觉得这件事意义重大，随后开始扩招志愿者，每天增加一次测量时间，想要让市民们更准确全面地了解本地的空气质量。

　　然而，这阵新鲜劲儿一过，关注度反而减弱了。微博上不见了转发，平时在外测量时，市民们的反应也从好奇变成了不闻不问。困难不止如此。闫锐想要把这项公益活动进一步推广，比如向市民宣传大气污染的知识、举办讲座等等，但苦于没有赞助，难以展开。孤立无援，得不到支持，这是闫锐对这项工作的感受。

　　在这个新乡民间自测小组建立之初，闫锐就听说全国最早的环保NGO“自然之友”的一个地方小组正在孵化一个项目，准备把各地的民间自测PM2.5的组织纳入一个统一的平台。直到7月份，闫锐接到了一个电话，说是来自武汉的一个“自然之友”会员，正在准备吸收闫锐他们加入一个网络。闫锐和小组成员们一商量，欣然应允。

　　◎湘潭【设备短缺】◎

　　2011年底，肖湘平领着湘潭环保协会中的几个会员，在协会之下另组成了一个“守望蓝天”小组。原先，湘潭环保协会主要关注的是保护湘江水质、监测土壤重金属污染等环境问题，然而从那一时段开始，大气已经成了最让湘潭人忧心的问题。

　　现在提起还会让肖湘平苦笑：从2012年开始，小组成员们受制于简陋的条件，不得不采用最“字面儿”上的意义来“守望蓝天”——他们能做的只有举起相机，仰起来拍摄头顶的天空，然后发布到微博上，以此作为对本市空气质量的“监测”。“我们只有用这种方法，来看看湘潭到底有多少个蓝天，跟官方说的一样不一样。”肖湘平说。

　　在这一年的年底，“守望蓝天”小组得到了意外的支持。来自深圳的某环保企业向很多民间环保组织出借PM2.5检测仪，让他们得以用较专业的设备来监测周围的空气质量。这下，热情的环保志愿者们可算找到了事做，几个“铁杆志愿者”甚至常常对这个仅有的仪器进行哄抢，争着来当湘潭空气的监督员。这项工作也立刻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加上了PM2.5浓度信息的微博每天都被大量转发，市民们甚至以此作为出行与否、怎样防护的行动指南。

　　肖湘平说，如果他们能有三四台仪器，形成的影响力就会更大。“那个时候政府、环保组织和群众能够汇成一股力量，一起致力于大气监测和改善工作。”

　　2013年8月，微博上有一个叫“武陵老樵”的人联系了肖湘平，询问他是否愿意加入一个计划。肖湘平和湘潭环保协会的会员们开了一次碰头会，谨慎地研究，最终认可了对方计划的专业性和准确性，决定加入。

　　◎厦门【数据单一】◎

　　2012年5月，深圳某家环保企业发起活动——在全国招募100名志愿者，出借给他们PM2.5监测仪器，条件是按时报告归属地的空气监测结果。厦门的林知远（化名）看到后报了名，后来入选，成为了该活动在厦门的唯一站点。

　　在此活动之前一段时间，以深圳为代表的南方普遍出现了雾霾天气。在林知远的印象中，自己的城市厦门原本洁净宜居，可在那段时间也频繁地被PM2.5侵扰。“可吸入颗粒物”的名字，天天都会在气象预报里看见。既然遇到机会，林知远也想亲自实际测试而不是依赖官方的数据，看看厦门的空气质量究竟如何。

　　“应该说，还是有点不信任官方的数据。”他说。

　　2012年5月中下旬开始，林知远开始带着监测仪，走到哪儿测到哪儿。早晨一次，下午一次，如果发现当天测试的结果比较异常，他就会多跑几个地方去测试。林知远坚持在做这件事，但并没有得到太多关注和支持。他的微博上只有几个现实中的朋友，看到他发的信息后会简单问一下，大家奇怪地以为他在气象局兼职。他的微博上只有孤零零的一个PM2.5值，大部分时间，他就是用最简单的数据发布来自说自话。

　　生性淡泊的林知远并不在乎这些，“我这人就这样，不是太在意别人怎么看我做这个事。家人也会说我很傻，做这个事没有报酬什么的。但我还是继续做我认为有必要的事。”

　　关于“必要”，林知远解释说，就是觉得应该亲自参与到环境监测这件事中去。“我当然乐见他人的参与和支持。”

　　大约半年前，有一个叫作“武陵老樵”的微博账号@了他，邀请他加入某个计划。他当时看了对方的要求，觉得可能在某些方面做不到，就没加入。就在上个月，“武陵老樵”直接发来私信，再次联系他说想与他谈谈，他就和对方通了电话。

　　林知远最终被说服，填写了对方的意向申请书，加入了这个叫“民间空气观察”的计划。

　　◎武汉【集结力量】◎

　　“武陵老樵”刘峻挂了电话，在自己制作的版图中，添上了“福建厦门”这个监测站点。至此，连同他自己所在的武汉在内，收入到“民间空气观察”计划中的各地方观测点，已经达到了13个——武汉、上海、天津、兰州、重庆、深圳、东莞、湘潭、郑州、洛阳、新乡、昆明和厦门。撑起这些监测站点的，多是当地的环保NGO，也有闫锐或林知远这样的个人。

　　刘峻是个软件工程师，早在2003年就加入了“自然之友”，成为了一名民间环保人士。初期，他致力于组织工作，参与了诸如长途骑行等公益活动。2011年开始，随着我国大气环境不断恶化，刘峻开始将关注点放在了空气监测上。当时由著名环保人士冯永峰首先发起过一项活动，用其影响力为各地的环保组织筹款、购置PM2.5检测仪。当时刘峻代表武汉，排在了上海、广州和温州的后面，搭上了这个叫“我为祖国测空气”活动的末班车——在他之后，这项筹募的活动没了进一步进展，再无环保组织得到支持。

　　刘峻坚持了下来，并试图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2012年3月，为了提供更持续的、更全面的空气质量数据，刘峻利用手中的检测仪器，开始将每天的测量结果加工处理——自测的空气质量+官方给出的空气质量+气象信息，合成一张图表，开始以“武汉空气日记”的名称发表在微博上。

　　加入了官方数据对比的新版数据，突然有了更鲜明的意义。

　　在2012年5月25日之前，武汉市环保局发布的空气质量报告，采用的都是“API”（空气污染指数）作为评价标准，这种方法仅将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PM10（可吸入颗粒物）列为污染监测物。刘峻认为这个标准不能反映大气污染的真实情况，所以在自己的“武汉空气日记”里采用了国际通行的“AQI”（空气质量指数），添加了对PM2.5这一具有更大危害的污染物的监测。

　　2012年6月11日，刘峻曾经在一次严重的“华中大霾”天气中先于官方3小时发布了PM2.5浓度等信息；当年同期，官方数据还曾给出过多次与市民感受不同的空气质量信息。在刘峻开始自行发布“武汉空气日记”的两个月后，武汉市环保局开始在官方网站的每日监测结果中，额外增添了PM2.5这一项；半年后，环保局弃用了API，全面引入了AQI，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了细颗粒物（PM2.5）、臭氧（O3）和一氧化碳（CO）三种污染物指标，发布频次也从每天一次变成每小时一次。

　　刘峻的工作引起了官方部门的关注，除了受邀参观武汉市官方监测点外，环保局系统的官员还加入了刘峻在网上的讨论群，希望与民间环保组织有更多的互动、合作。

    　■进步【另一张网】■

　　刘峻和“自然之友”的志愿者，申请成立了一个叫作“武汉绿江南”的环保组织，致力于空气污染治理。他们以“武汉空气日记”为原型，开发出一套自动采集官方空气质量信息、气象信息、接收志愿者自测空气质量信息，并通过微博发布的云应用系统，称“民间空气观察”。

　　2013年6月，随着将一整套“民间空气观察”云应用系统开发完毕，刘峻开始了对各方志愿者的邀请——目前纳入到他的监测网络中的试用用户，包括上海市民检测团、天津绿领、兰州绿驼铃、重庆青年环境交流中心、深圳王志明、东莞理工绿色环保协会、湘潭环保协会、郑州自然之友河南小组、洛阳志愿者、新乡河南师大、昆明绿色流域和厦门林知远等。刘峻忙着制定采集和发布的规范，给各站点做加入系统的配置，给大家培训。最终，“民间空气观察”初步织成了一张网。

　　一时间，微博上“湘潭空气日记”、“重庆空气日记”、“厦门空气日记”，各城市的空气质量信息开始源源不断地呈现在这个云平台上。“以往各地的环保组织虽然都在自测，但有几点不足：缺乏一致的标准，未形成数据库；部分城市设备不稳定，异常检测结果时常发生；组织无序、缺乏持续性和科学性。”刘峻说，“我们的‘民间空气观察’将成为包含官方和民间两种数据的、长期的全国空气质量信息数据库，是民间环保组织从事空气污染治理工作的起点。”

　　为检验自测设备的准确性，刘峻把2012年5月至12月的监测数据与官方数据做了比较，结论是：武汉采用的北京某公司生产的设备，在 90%的情况下，对空气质量的定性与官方是相同的。而另外一种由深圳某公司生产的设备就没有通过准确性检验，“品质不够稳定，给不少志愿者带来困扰，只能作为辅助用设备。”刘峻说。

　　实际上，自2013年1月以来，我国已陆续有74个城市被纳入了“国家环境空气检测网”，按照空气质量新标准，成为了官方检测发布系统中的站点。但民间环保人士们普遍认为，仅靠官方环保部门的力量是不够的，民间自测能够集结成另一张网，仍然有其意义所在。

　　■困境【有骨无肉】■

　　网络初步织成后，有太多城市的民间组织投奔而来——盘锦、石家庄、济南、潍坊、西安、宜昌、岳阳、郴州、苏州、杭州、福州……但自从加上了厦门之后，刘峻暂且没有计划继续吸收其他城市的民间组织了，因为他有太多别的事情要考虑。

　　比如，谁来资助这个庞大的网络完整地运转起来？谁出钱给大家配备、更换检测仪器？

　　刘峻承认，自己并不是个活动能力很强的环保工作者，和各方社会力量谈合作、拉赞助，这不是他的强项。目前，唯一能够给他提供帮助的，是“卫蓝基金”——这是一个由阿拉善SEE基金会、能源基金会和中国清洁空气联盟联合设立的基金，专门用于改善大气环境的志愿工作。不过，由于该基金只提供小额资助，所以刘峻目前正在申请一笔5万元的支持，打算用在“民间空气观察”云应用的软件开发上。

　　网络初步织成，这在刘峻的眼里还只是骨骼，没有真正的血肉。接下来还有更多、更需要支持的工作，比如：这么多城市的空气质量信息收集入库，而如果没有有效的整理、分析及展示，那么这个信息库只能是概念上的资料储备，而无法将作用和意义落在实处。而仅就数据分析的软件开发来说，小额资助并不足以支撑。目前这13个城市的设备良莠不齐，后面十余个“嗷嗷待哺”的环保组织，还都因为没有设备而被卡在这个网络之外。“我们只能碰碰运气，看哪家企业愿意资助这个事业了。”刘峻说。

　　有个很尴尬的现实问题：没有所有权，就没有发言权。现在，刘峻无法对加入试用的地方环保组织的工作进行任何硬性要求。在目前这种组织性还不够强的“试用”阶段，志愿者们怎样发布、多久发布一次空气质量信息、是否按月按年编制报告，刘峻都无法干预。但他表示，如果他能给各环保组织提供设备，那么到时候说话会硬气些，也许会设立统计考勤等制度。

　　■前景【道阻且长】■

　　关于让民间环保工作真正活起来的“血肉”，其实还有更重要的东西，比如关注度和耐久力。曾经提供过大量检测仪器的深圳某环保公司，一度发现合作对象中只有一半能够按要求坚持检测并发布数据。

　　在2011年兴起的民间自测PM2.5的初次尝试，并没有保存下丰硕的成果。四个得到支持的民间环保组织，都配备了更加专业的检测仪器，但温州方面很快因为志愿者家里出现变故而退出了活动，广州方面“拜客广州”的组织者，检测发布工作只开了个头。当刘峻前去广东邀请他加入自己的监测网络时，对方并没有表示出太多兴趣。“可能大家的玩儿法各不一样吧，”刘峻说，“就是可惜了这两台仪器，是一种便携式激光粉尘检测仪，价值2.5万元。”这之后，各地自测PM2.5时用的仪器已经没有这样专业。

　　今年年初，刘峻受邀参加了与日本著名民间环保组织的交流活动，深感日本民众通过司法维权、行政施压等方式争取来一片蓝天的艰辛。而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民间对当年大阪市的空气污染治理，就是从搜集基础数据开始的——日本大阪的空气污染诉讼，最终是通过大型计算机建立模型，用大量的基础数据计算出工业排放与空气污染的因果关系，才构成了关键证据，赢得了诉讼。

　　“这项工作需要付出很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刘峻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