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长赋：城镇化不能取代新农村建设
    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在中宣部等举办的报告会上做《实现中国梦，基础在“三农”》的专题报告时，对中国要继续重视粮食安全、保障粮食安全中着墨颇多。他表示：“稳定农业首先是稳定粮食，在我们这样一个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保障粮食安全始终是头等大事。”韩甚至认为粮食安全比石油安全还重要。
    韩长赋强调新时期中国解决粮食问题面临的诸多挑战，归结起来为如下四点矛盾：一是农产品需求刚性增长与资源供给硬性约束之间的矛盾。二是农产品供求总量平衡与结构性紧缺的矛盾。三是农业生产成本上升与比较效益下降的矛盾。四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与农业劳动力素质结构性下降的矛盾。
    对于城镇化议题，韩长赋特别强调：“推进城镇化不能取代新农村建设，因为中国人口多，主要是农民多；到2030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70%，按届时总人口15亿人计算，仍有4.5亿人生活在农村。这就是中国的国情，所以我们必须要在加快城镇化建设的同时，推进新农村建设。推进新农村建设，也不能盲目套用城镇化建设的做法，简单地撤村并居，让农民上楼。城乡一体化不是城乡同样化，更不是所谓的‘去农村化’。”

吴敬琏:城市化建设要交给市场
    “中国的城镇化建设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城市化的加速推进为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另一方面，以往的旧型城市化也造成了很大的资源浪费。”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2013欧亚经济论坛科技分会上阐述了自己对“城市化”的理解。对于未来城市化的走向，他认为必须遵从市场导向，政府只承担最基础的设施建设就可以了。
     “我们以往的城市化建设还是过于盲目，政府主导的痕迹过重，因为并没有完全尊重市场，所以造成了大量的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致使许多建成的城市缺乏持久性。”吴敬琏说：“以前的城市化建设主要是行政主导，这偏离了经济的合理性，利益驱动了‘土地革命’、‘造城运动’的出现，为城市化而城市化，这样过于盲目，这也是目前许多地方虽然高楼林立，但人员稀少的原因之一。”
对于未来城市化的走向，吴敬琏觉得首先要先弄清楚城市化的功能。“如果人们都不约而同地选择在一个地方生活，那说明这里就具备了城市化的条件，市场也将会顺理成章的向这里转变，这样的城市化才更加合理。”
     “要改善，就必须把城市化的建设交给市场，由客观的市场来选择究竟将这个‘城’建在哪里，而政府只需要承担配套的基础设施建设就可以了，别的什么也不用做。”吴敬琏说。

贺铿：发展产业是新城镇化核心
    第11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贺铿在 “湘商发展论坛” 上表示，中国的城镇化率不到35%，而中等发达水平国 家和地区的城镇化率不约而同现在是85%，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都在95%左右，美国是97%，所以中国的城市化率应该提高，应该加大力度。
    在贺铿看来，城镇化十分必要，但必须要有新思路。具体而言，首先要发展非农产业，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把就业、发展配套产业等问题放在首位。其次，必须要“重心向下”，发展县及县以下的小城镇，这也是发达国家的一条重要经验。再次，要统筹城乡建设，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
    贺铿认为，新型城镇化一定要把产业引向农村，创造充分的非农就业岗位，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市找到相对固定的工作，才能真正市民化，享受各种市民待遇。同时，新型城镇化要以农业现代化为前提，重点就是改革土地等制度。
对于当前出现的“造城”运动，贺铿表示坚决反对。为了解决一些大城市过快发展存在的问题，贺铿建议对大城市“消肿”，把一些企业、工业、服务业、教育、医疗等优质资源有序地向中小城市转移。

蔡昉：中国改革户籍制度    可释放制度红利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在中国记者协会举办的座谈会上指出，支撑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快速增长的人口红利终将消失，但中央政府可通过改革户籍制度和推进新型城镇化来释放制度红利，使未来的经济增长更协调、平衡和可持续。
蔡认为，虽然人口红利消失和经济增长减速是规律性现象，但这不意味着中国政府可以无所作为。
    他指出，中国仍存在许多体制性障碍，妨碍生产要素供给能力、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率潜力的充分发掘。政府可通过改革户籍制度和推进新型城镇化，立竿见影释放制度红利，并以一石三鸟的效果提高潜在增长率。
    首先，农民工的市民化可大幅度提高非农业产业的劳动参与率，增加劳动力供给，缓解劳动力短缺和劳动力成本上升趋势；其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给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供激励，提高劳动力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另外，农民工的安家立业更稳定，能大幅度提高居民消费需求，改变过度依靠外需和投资需求的不平衡状况。“这不仅足以抵消人口红利消失对潜在增长率的负面影响，而且可以使中国经济增长更协调、平衡和可持续。”

王石：中国地产泡沫破裂后果更严重
    近日，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今年，万科最重要的不是去求量，而是要努力提高产品的质，完成由量变向质变的转型，这也和中国现代化、转型升级的步伐一致，企业要和国家共同成长。第二，就是要充分考虑市场的不确定性，因为市场泡沫很显然在加剧。我很担心中国会走日本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的老路。但是当时的日本中产阶层占有很大比例，而中国的贫富悬殊太大，因此如果有一天泡沫破灭后果会更加严重。”
    “我认为中国的城镇化过程中还有大量机会，万科除了做好住宅，还要从城市配套和公共建设的角度考虑自身发展，比如我们的社区商业要考虑如何为周围增加价值。城市的水处理、给排水严重滞后，也是我们的机会。万科也是城市配套的供应商。”
    他还表示，多年前，万科实现了多元化到专业化的转型，现在是从量到质的新的转型。比如从人员构成看，当年我们最主要的人员是销售人员，1995年后慢慢把销售工作交给代理商，不再有销售队伍，而现在人员中工程师所占比例最大，有2700人，占6000多员工的比例在40%多，比一些大型建筑公司的工程师人数还要多。万科正在成为一家技术公司。

“兰桂坊之父”：上海自贸区有望成为迷你香港
    日前，“兰桂坊之父”盛智文表示，上海自贸区是中国探索如何开放、如何发展的巨大进步，未来有望成为迷你香港。他还透露，兰桂坊将在几个月内正式进军上海。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9月27日公布，明确了可在试验区内对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利率市场化、人民币跨境使用等方面创造条件进行先行先试。
    盛智文表示，上海自贸区的建立是中国在探索开放道路上的巨大进步，其意义类似于当年浦东开发对上海的贡献。“自贸区的发展非常特殊，它就像一个迷你香港，可以开放众多内地尚在限制中的行业和领域。”
    盛智文希望自贸区将如香港一样在酒店、服务贸易、银行业等领域不再受到严格的规管，从而使人民币和商业实现自由的流通和流动。
    盛智文认为，以上海为依托建立自贸区是中国谋求扩大开放的明智之举，体现了中央政府开拓创新的智慧和勇气，“在不大的区域内做试验，可操作性强，如果发展得顺利，便可以拓展到其它更广阔的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