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在纽约、华盛顿外的地区，到底谁在研究或关注这场所谓的“危机”，我不得不打上一个巨大的问号。

　编者按：世界大国在国人眼中仿佛必须是英、美等发达国家，他们似乎已经成为了人类文明的标杆，不可企及的目标。对此，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通过行走世界的日记与思考，指出国人对世界大国的看法。

　　2008年危机之后，一股恐慌感似乎在整个美国蔓延，统治美国舆论喉舌的几家主流杂志就像是商量过似的，用意境相似的图片、新词和头版标题勾勒出末日来临的场景。

　　我走进偏居中南部得克萨斯州小城沃思堡的一家名叫Barnes& Noble的书店，那本刚刚出版的《时代》周刊，用“1929年经济危机”的老照片作为封面，差点让我以为这个小城是如此“不跟潮流”，几十年前的杂志竟然还在出售。

　　而《新闻周刊》的封面上，则赫然写着拇指大小的“如何修复资本主义”几个字，并注明请了丹尼尔 格莱瑟、罗伯特 萨缪尔森、雅各 卫斯伯格、弗兰西斯 福山四位“大牛”，分别著文，想为美国对症下药。

　　在做了一些思想斗争后，我还是花了9.9美元，买下了这两本杂志，义无反顾地为其增加一点发行量。不过，当我试图写下关于美国主流媒体对此的论述时，我就开始后悔花这个冤枉钱了。

　　如果你仅靠这两本杂志评论美国金融危机的话，显然是不够的，最好还要买《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纽约客》之类的刊物，那样可能更全面。但问题在于，当我从浏览这两本杂志的专注中抬起头来时，看到的情景出乎我的想象。

　　在这家被我们团的美国官员称为“美国中南部最大的书店”里，我发现，这些一直被我们中国人看作美国媒体代表的几本杂志，仅仅占所有杂志1%不到的货架空间，而且并不受人关注。在一旁的沙发上坐着的或是长达10多米的杂志架旁站着的美国人，看的都是健身类、生活类、娱乐类的杂志，没有人在阅读那些精英杂志，以至于我花了数10分钟站在那里阅读的样子，显得有一些另类。

　　更重要的是，在这家面积约两三千平方米的书店里，我几乎找不到关于金融危机方面的书籍。如果可以笼统计算的话，大约有1/4的书都是虚构类小说、1/6左右是孩童类读物，还有1/6左右是圣经教科书、1/6左右是旅游类书籍，最后剩下的1/4书架上，至少还有一半以上是心理学、生活、历史类的书籍，政治类的书籍除了奥马巴和麦凯恩以及其他名人的传记外，几乎少有一些现实题材的书籍。

　　那些类似于中国《货币战争》的书，实在是凤毛麟角。而中国类的书籍，除了找到两本毛泽东和周恩来传记外，剩下的就是中国旅游手册。

　　一切都是风平浪静。你要问起这个城市的每一个人——事实上，我不止一次问过出租车司机、酒店前台的服务人员、大学教授、牛仔城的侍从——他们都会振振有词地回答那些媒体上天天滚动播报的陈词滥调，比如，布什的错误政策、7000亿美元怎么花、金融危机给奥巴马带来机会，等等，但是，在纽约、华盛顿外的地区，到底谁在研究或关注这场所谓的“危机”，我不得不打上一个巨大的问号。

　　事实上，在书店里上上下下浏览了两三遍后，让我想得更多的，不是美国的所谓“金融危机”，而是美国人这种“趋内性的”自我意识：不是自己周边的事，我不关心；不是送到我眼前的信息，我不关注；不是影响到自己的事故，我不关切。

　　从长期看，这些是否将会使美国不可避免地陷入某种“历史律”中：不关注外部世界，终将会导致国家的衰落。在我身处美国的一个星期里，似乎处处都在应验这个“历史律”。我的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想起了中国东晋年间的“清谈”之风和清末的八旗子弟之“纨绔”。

　　到底谁在关注金融危机？没有人，至少在这个小城是这样的。我走出书店，周末的夜晚，让沃思堡难得热闹，那个名字意译为“阳光舞动”（sundancesquare）的广场，果然名副其实，到处都是人头攒动，数以百人计的啤酒派对，西部风格的摇滚乐队，演奏着疯狂却动听的曲子。迎着和煦的微风，我丝毫没有感觉到，当前是有些媒体所说的“美国处在最危难的时候”。

　　继续一个人行走，我非常喜欢这种感觉。每到一个陌生城市，或者百无聊赖时，我都会用这种漫不经心的“11路车”方式。前面那个名叫“柯切纳”（Cocina）的酒吧人满为患，外面还零星站着至少10个人，一边聊天，一边张望着到底有没有人从里面出来，这是典型的中国式“等座位”。中国人不会陌生。

　　对面又走来一群人，同样数以百计，陆陆续续地从不远处那座高达20层的停车场走过来，个个衣着光鲜，男的西装革履，女的身着晚礼服，急匆匆地奔向我身后的那个剧院。这种不约而同地“赶场”，让我相信，在这个路宽人少的城市里，人们都是掐着表从家里出发，分秒不差地赶到剧院，或者参加周末的派对。这就是美国人所谓的“确定性”。

　　对于“确定性”这个词，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美国《新闻周刊》前驻京记者安思乔对我说的。那时，我邀请他到报社做客，参加一个主题是“老外讲中国”的圆桌论坛。他提前半个小时到了，然后开始自我调侃说：“你知道吗？在北京，甚至在中国，每天发生的事情都太不确定。今天我开车到这里，只需要20分钟，但是，明天说不定就需要一个小时。”当时，我还不能完全理解这种说法的深层含义，现在走在这个美国中南部小城的路上，看着那些几乎同时到达一个地点聚会的人们，我才开始真正理解“确定性”在美国人生活中的含义。

　　但是，更关键的是，美国人对于娱乐、周末派对的一如既往，让我有理由相信，这场所谓的金融危机或许仅仅是一场华尔街危机。我们无须用数据、理论和金融现象来说明问题，只要用眼睛扫一下华尔街以外的地方，便会很直接地得出这个结论。

　　在华盛顿，我曾经这样问过一位令我信服的华人学者：有中国人认为，这是美国人的一次金融阴谋。这位学者立刻否认：不是，绝对不是，这是美国整个金融大厦的倒塌。但是，对于美国老百姓来说，如果没有买股票，不从事金融业，这种需要仅仅7000亿美元来拯救的危机，到底有什么冲击呢？难道真的能动摇美国高达14万亿美元GDP的经济大厦和高达200万亿美元的金融堡垒吗？我这个“经济盲”，实在搞不懂这一点。

　　我的大脑中又跳出两件事。一是9月末，瑞士苏黎世银行北京首席代表刘志勤先生给《环球时报》国际论坛写的文章中说道：金融危机再大，也没有影响总统选举的热潮以及最近美国高尔夫球赛的如火如荼。另一件事则是，在我来美国之前，一位美国外交官朋友对我说，他反对救市，因为那是用老百姓的钱，去补贴那些金融精英。所以，从我所经历的事实看，我宁可相信，这只是一次美国精英和权贵集团的“苦肉计”：一边哭穷，要求全世界为他们埋单，一边大鱼大肉，躲在被窝里偷着乐。

　　不过，对于其他国家来说，是否参与“救市大行动”，根本不取决于是否有必要救市，而是取决于世界权贵之间的权力合谋。这是一个值得深入质疑的严重问题。但是，没有人能说得清。

　　作者王文，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著有《大国的幻象：行走世界的日记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