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三个看得见的力量正在推动着中国新的城市化进程：劳动力从无限供给转向有限过剩、第二代农民工的城市化愿望以及经济转型的内在压力。这预示着新一轮城市化的核心聚焦在“人的城市化”，也就是以城乡劳动力身份平等、机会平等和权益平等为明显特点的城市化。

    有关户籍制度、子女教育以及社保制度等自上而下一系列的政策调整表明，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的“政策鸿沟”在逐步着手填平，城乡同等待遇的政策共识已经达成。更为重要的是，地方各级政府，是否准备好、并积极促成这个城市化过程？

    “普工荒”蔓延预示“有限过剩”时代到来

    与往年不同，今年长三角的民工荒，从技术工人蔓延到普通工人。《？t望》新闻周刊近期调研发现，“挑肥拣瘦”，是当地劳动力市场不少官员对民工求职心态的描述。不过短短几年，中国已经从劳动力无限供给，转向“有限过剩”。

    “普工荒”蔓延

    浙江省劳动就业服务局副局长曹建国说，今年外来民工就业呈现出明显的观望态势，而在珠三角，劳动部门近期的调查表明，当地59%的企业存在普通用工岗位招不到人的情况。

    这是一个普遍现象。2007年春节后，全国各地劳动力市场用工难现象十分突出，而与此前不同的新特点，是除了技工荒这个老问题以外，今年各地普遍出现了普通工人紧缺。

    上海社科院人口经济所所长周海旺认为，由于我国人口出生率自1975年起出现转折，目前30岁以下的劳动力数量已经开始减少，再加上中西部的经济发展加大了劳动力需求，预计未来长三角地区的劳动力供给增量将“由正转负”。

    新华时评：中西部“民工荒”是个重要信号

    来自劳务输出大省安徽的数据显示，去年该省企业用工缺口达40万人以上，今年仍有可能增加。留住本省劳动力已成安徽省劳动部门今年新的工作重点。西部好几个省份的一些企业从去年开始竟然招不到工人，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羊绒企业目前用工缺口达2000多人。“民工荒”向中西部地区扩散，这一现象传递出多重重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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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工的新要求

    各地劳动部门的普遍感觉是，随着外来民工维权意识加强，他们对用工单位也开始“挑肥拣瘦”。他们不仅关心工资水平，而且对各种保险、子女就学甚至休假时间都提出了要求；与此相呼应的是，各地的开发区招商过程中不是比谁的税收更优惠，而是比谁能保证招工。曹建国说，这在几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长三角地区劳动部门调查分析，目前农民工偏好的工作是：

    规模较大、名气较响、用工规范的企业。苏州工业园区内都是上规模的大型企业，社保覆盖面比较广，这些企业很少为招工难犯愁；宁波一些工业区专门为外来民工盖了公寓，生活设施比较到位，他们也很少遇到招工难的问题。

    正常工时，没有或者少污染的行业。纺织企业一直以来是计件工资，八小时以外加班时间的劳动报酬得不到合理体现，现在女性外来务工人员一听说要加班一般都不作考虑。另外随着劳动者自我保护意识提高，他们对高污染影响健康的行业也不愿意去。

    有职业发展前景的岗位。服务业中餐厅服务员的求人倍率一直居高不下，就是因为服务员劳动强度大、待遇低、社会地位低、职业前景不佳，难以吸引80后这一代的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外出打工动机除了赚钱，更重要的是寻找发展空间，企业的发展预期对于他们也是很重要的流动选择参数。

    农民工，期待城市化生存

    与十年前相比，如今进城打工的新一代农民工有了温饱以外的更多追求。他们有文化，眼界广，需求多，不会为基本生活条件的满足而止步。他们期待融入城市，期待更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期待精神生活的丰富。当他们的愿望与现行的用工条件形成较大落差时，一系列新的冲突浮出水面。

    现实存在的问题与农民工的期待还有多远

    农民工待遇依然偏低

    共青团广东省委的调查说，目前，只有20%农民工拿到广东省全省职工工资的平均水平。农民工初次就业月工资收入在600元以下的占33%，月工资在1000元以下的占70%.

    另一方面，“社会保障难以落实也是对农民工权益的一大侵害！”据福建省泉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介绍，目前，企业支付的保费不到应支付总额的1%.

    维权门槛难以跨越

    今年21岁的贵州女孩杨艳，已有3年打工经历，她现在是晋江一家鞋厂的工人。她说，少数私营企业不仅不与工人签合同，还扣留身份证，扣押保证金，限制自由。

    “像杨艳遇到的情况现在已不多见。”泉州市总工会保障法律部吴章伟部长说，“但在待遇低下之外，维权难问题依然是农民工和工会组织最为痛心的事”

    二代农民工更追求平等尊严

    追求人格平等，享有做人尊严，是第二代农民工更鲜明的特色。

    农民工的人格和尊严经常受到伤害。在福建晋江市，很大一部分企业对员工管得很严，担心员工从厂里偷走原料。一位民工告诉记者，企业老板不信任员工，是不尊重农民工。记者随机调查发现，30%的农民工认为本地人排外，看不起农民工。

    住房、教育壁垒尚难打破

    仍有一些地方继续向农民工收取子女借读费；住房问题也是目前制约农民工留城的主要障碍。

    专家认为，城市化不仅指农村人口从形式上转化为城市人口，更深刻的内涵是指生存条件、生活条件和生活质量的城市化，即农民工与城市里人享受同城待遇。

    若干农民工案件的警示

    从城市延伸到乡村的贫富差距的“刺激”，让有着强烈“社会公平意识”的新一代农民工内心躁动，农村进城人员犯罪呈现出年轻化、地域化、仇富化等新特征。福建省高等公安专科学校倪小宇教授表示，解决进城农民犯罪高发首先要研究预防，反思我们为进城农民做了什么。

    缺乏尊重和认同，加剧了农民工的“抱团”现象。陈莉丽说，由于外部环境存在缺陷，第二代农民工普遍有受欺负的感觉，他们很希望依靠自己的亲友、同乡寻求帮助，因此农民工中的“抱团”现象严重。广东就曾有一个家族的37口人同在一家企业打工的现象。民工听说自己群体中有人受欺负时，就会一哄而上，不循合法途径，造成群体性事件。调查显示，在遇到权益受到侵害时，他们通常会选择找老乡帮忙解决。

    各级政府准备好了吗？迎接“人的城市化”

    接受《？t望》新闻周刊采访的多位专家都认为，外在环境的压力和内在需求表明，逐步给农民工以城市生活、城市待遇，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的重要社会趋势。一个可能持续几十年的，以人口城市化为主要特点的新城市化时代，序幕悄然拉开。地方各级政府，是否准备好、并积极促成这个城市化过程？

    革除流动人口管理弊病

    据调查，现行的以农民工为主的流动人口管理制度大都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制定的，已不适应市场经济下的人口流动现状。主要表现在：

    重理念轻措施。虽然政府已经提出公平、共享的理念，但是具体措施和制度仍然将农民工排除在城市之外；

    重机构轻功能。管理农民工的机构多，但职能不清；

    重管制轻服务。有关机构对农民工这一群体有“标签化”倾向，这导致工作中还是以强制的“管”为主；

    重短期轻长效。由于不能系统而全面地看待和把握农民工问题，所以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给予农民工“外力”支持

    农民工和不少基层干部认为，培训机制的缺失正是导致农民工打工贫富差距拉大的直接原因。培训中只有少部分是政府免费组织的，大部分需要农民工自己掏钱，这也将很多财力有限的农民工挡在了门外。“这些问题如果国家不调节、不帮扶，农民工之间的贫富差距必然越来越明显。”

    推动城市待遇的城市化

    改革流动人口登记办证制度，把暂住证作为流动人口在就业、经营、医疗、计生、社保、法律援助等各方面获取城市基本待遇和公共服务的依据，促使流动人员消除对立心态，积极主动登记办证和接受管理；把流动人员作为“社会人”，纳入各种社会组织中进行管理，使其在现有的社会框架内有序地参与社会活动；进一步深化城乡户籍制度改革，解决农民工“国民待遇”问题。

    迎接“人的城市化”

    自上而下一系列的政策调整，正在给“人的城市化”提供有利的环境：户籍制度改革提速、农民工子女教育由所在城市负责、全民社保医保的制度不断推进和完善、职业教育受到重视，等等。这些政策表明，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的“政策鸿沟”在逐步着手填平，城乡同等待遇的政策共识已经达成。

    更为重要的是，地方各级政府，是否准备好、并积极促成这个城市化过程？比如，城市规划、交通、基础设施的资源准备；比如，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领域的准备；比如社会组织、法律援助、劳资关系等观念、制度的准备，等等。

    有专家明确指出，所谓民工荒，实质上是“权益荒”，它预示着中国的“人口红利期”行将结束。农民工在上述方方面面的权益能否得到保障，“平等”的愿望能否得到满足，将成为地方经济竞争力的核心。因为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最终将落脚到中国人的现代化转型。对这样一个有史以来一直农业人口占多数的大国来讲，其机遇与挑战都是倍增的。

    未来中国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竞争，已经从项目、资金，转向人力资本与制度、技术的竞争，这就是新城市化所昭示的鲜明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