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7日下午2时许，广州天河区车陂街道城管执法中队两名城管队员，对一占道经营的卖菠萝小贩进行劝导执法，小贩突然挥刀袭击，27岁的城管队员苏家权被砍伤7处，其中5刀在头部和面部，或致其毁容。据悉，砍人小贩为40多岁男子，截至记者发稿时止，仍未被抓获归案，广州市副市长谢晓丹已下令全力追捕凶手。（3月18日《羊城晚报》）
广州的城管队员被小贩砍伤了，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说千道万，挥刀砍伤了人，就一定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不要用“激情砍人”、“被逼无奈”来为小贩做无谓的同情式辩解。也不能用城管队员中出现过的不良执法，给被砍伤的城管队员戴上“殃及池鱼”、“有罪推定”的活该帽子。而这两种情况之所以在网络舆论中确实存在，无非是城管和小贩在舆论场和人们的内心里已经标签化。
    某一种社会形象的确立，基本上都要经过太多次的强化过程。城管与小贩之间发生的社会冲突事件，一桩又一桩在各种媒体频繁出现，在社会大众的意识中越来越多地累积。城管队员们原本出于职业要求而采取的行为，由于跟社会处境相对弱势的个别小贩形成了对立，不管城管队员是否粗野，都会造成一强一弱的对比。城管来了，小贩遭殃，成为一副现实的图景，大有根深蒂固的势头。
城管队员是城管这个管理体制的具体执行者，从社会管理的出发点来说，城管队员一定要有所依据，才能在管理的合法性、正当性上树立管理的权威，否则，终究逃脱不了进退失据的尴尬下场，也会让城市管理的目标无法真正实现。这是世人皆知的问题，可对此进行制度设计的力度一直没有加强，落实到位。在法治意识日益增强的社会大众心目中，城管队员具体行为一旦出现差池，并且得不到有效纠偏的话，只有让一个一个的城管队员来承担后果了，城管的整体形象自然污名化。

    小贩挥刀砍人的行为，不能从表面上与小贩为了生计的劳苦直接联系起来，就给予不恰当的“合理”解释。但是，如同新任总理李克强同志在记者见面会上说的那样，如果政府不能在民生方面去编织保障的安全网，去努力把短板补上，兜住特困群体的基本生活，类似于依靠简单贩卖为生的众多小贩，“如果陷入生存的窘境，很容易冲击社会的道德和心理底线”。小贩在社会中的地位已经处于比较底层的位置，如果再遭受漠视，甚至粗暴对待，暴力行为发生的几率当然会大大增加。
    城管不是小贩的天敌，小贩也不是存心要给城管捣乱。面对一而再地上演城管与小贩的悲剧，不要不假思索地给他们标签化，相互之间从彼此都是为了生计的角度设想，在行为上更多地去理解对方，起码会让冲突的强度减轻。而彻底改变城管与小贩的标签化现实，自然还是需要从经济生活的规范性和社会管理的制度化入手。这就需要公共部门加快对于城管管理体制的重新审视和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