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影响农民进城？如何改善农民进程城的制度安排？10月25日，由深圳市综研软科学发展基金会、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发起主办的“2012中国智库论坛”在京举行，主题是探讨农民进城与中国产业升级。
    深圳市综研软科学发展基金会理事长、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在致辞中表示，过去30多年经济的巨大发展有农民进城的巨大推动，探讨农民进城与产业升级，无论对现实还是对未来都很有意义。
    据主办方介绍，本次论坛期望通过深入解析中国的城市化及公共政策应当扮演何种角色，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所涉及的相关问题加以探讨，为各级政府提供决策参考建议，使得相关公共政策的制订过程更加科学，使中国的城市发展更加和谐，更有效率。 

工业化超前于城市化影响农民工进城
    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今年第三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长7.4%，是近年来的最低值，中国宏观经济增长中枢下调的趋势日益明确，并且随着中国土地、资源、环境和劳动力成本的日益上升，技术创新的发展滞后，导致中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有所削弱。同时，在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和“再工业化”以及一些新兴经济体低成本压力的双重挤压下，中国制造业面临的困难明显加大。一些城市出现“民工荒”，一些企业也相继出现用工难问题。
    对此，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院长、著名经济学家樊纲认为，如果只出现了“民工荒”、工资上涨，这可能不是坏事，“如果我们真是劳动力用完了，比如说现在农民劳动力的比重占10%左右，这是长期现代化之后、城市化之后逐步的比例变化。可现在的事实是，劳动力没有用完，现在还有30%到35%的劳动力是农民。农民的年收入是农民工工资的一半，这两个条件都不符合刘易斯拐点。”
    “农民工早退是导致民工荒悖论，即民工荒现象与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并存的重要原因”。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在我国城市化长期滞后于工业化的大背景下，大量农民工进入城市，但不能在城市里呆下去，导致农民工“过早”地退出城市劳动力市场。对农民工的城市公共服务不足降低了城市的吸引力，也使得农民工难以在城市立足。
    为什么农民工过早退出了城市劳动力市场？什么影响了农民进城？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认为是长期以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关系没有处理好。“从中央到地方，我们各级政府在过去很多年来把大量的资源甚至公共资源，过度地用于工业化，导致城市发展资源不足。”他说，我们的城市化道路和城市建设，不是围绕增加人口、不是围绕吸引农民工进城而开展建设的。很多城市化建设和城市化目的不是为了增加人口，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漂亮、为了政绩。

对农民工不公平
     在我国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农民进城已经成为我国加快城市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一个基本动力。会上大家一致认为，农民进城为我国的工业化和制造业发展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但我们对农民工的制度安排不公平、不合理。
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就业促进会副会长张幼云说：“过去30多年来农民工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功不可没，但他们的贡献和受到的待遇很不相称，我们应从人的基本权利，从社会公正的角度来对待农民工。”她认为农民工这个称谓很不科学，它带着等级偏见，农民是社会地位，工是职务，这是很不公正的。她说：“现在又出现一个新词‘新生代农民工’，那么新生代农民工的下一代就是孙子辈的农民工。如果我们对农民工的制度不改变，将会沿袭这种不平等的状况。”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黄益平同样认为，进城的农民工是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力量，但我们对农民工的制度安排有很多不合理、不公平。他说：“农民工进城了，但是没有定居下来。由于大量的农民工没有定居下来，降低了社会成本，不需要给他们盖房子，不需要其他居民需要的基础设施。他们有工作的在城市里干，没工作的就回家去了，这看起来似乎是一个非常好的制度安排，但有很多不合理、不公平甚至效率非常低的地方，需要改变。”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魏后凯指出，2011年度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53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59亿人，这些常住在城镇的农民工虽然被算成是城镇人口，但他们在劳动就业、工资福利、子女就学、社会保障、保障性住房购买等方面难以享受城镇居民同等待遇。
    国家发改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农村室主任蓝海涛则指出农民工职业培训机会不平等。“农民工没有纳入城市就业培训范围，欠缺分享现代知识、信息和技术的机会，无法融入先进的生产力系统中。同时，他们缺乏提高自身素质的社会环境。由于大量农民工未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他们无法获得公平就业机会，甚至时常被拖欠工资所困扰。”
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研究员李津逵说，行政级别越低越没有财政自主权。以顺德为例，每年工商业收入是60多个亿，其中自己可支配的财政收入仅6个多亿。深圳市宝安区大浪街道下属的一个社区有13万人，只有5个篮球场，这13万人都是新生代农民工，每年出生率是千分之十，“未来我们会需要多少钱来建篮球场？但这些钱在哪儿呢？都在深圳市。他们用来做什么呢？花2000亿元办大运会。”他认为，这种资源分配严重不均的状况，导致花在民生上的钱非常少。他说：“公共服务不是市场调节的，我们能不能指望地方政府哪一天突然良心发现把这部分改进了呢？”

建议：改善农民进城的制度安排
    在内外环境不确定性和风险因素日益增加的条件下，我国如何构建合理的农民进城制度安排，如何继续发挥人力资源优势在全球产业分工中抢占高端环节？与会专家纷纷支招。
    综合开发研究院副理事长、四川省社科院学术顾问林凌认为农民变市民才是真正的城市化。他建议让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财产权利，带着财产进城，这将让农民没有后顾之忧。他指出农民大概有土地承包地、宅基地、房屋、集体的利益等四种财产。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李曙光提议从法律上确保农民和城市居民一样享有公民同等的权益。他说，农民进城涉及到城乡二元结构，要改变这一结构就要改革户口制度，而改革户口制度可能会涉及宪法等一系列法律制度。“我们的宪法没有对工人、农民的准确定义，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他还指出，从法律上讲，自由迁徙是最大的自由，但我们的二元户籍制度严重阻隔了人民的迁徙自由。此外，二元户籍制度还限制了一些政治权利和商业活动，比如选举权、经商的权利等。
    蓝海涛也持相同的观点，他说：“除了克服发达国家进城农民转型的一般困难之外，我国农民还必须穿越中国特色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鸿沟，才能彻底转变为城市产业工人。”
首都经贸大学劳动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纪韶则认为，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就是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推动农民工市民化必须以扩大就业为前提。她说要建立起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长效机制，通过各类成人教育、职业培训，继续促进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提升和改善，为其在城市稳定就业创造条件。
    中国人民大学全国经济地理研究会会长陈秀山谈了让农民工变市民、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的三点建议。“第一，要采取市场化手段与制度安排相结合，解决户籍、医疗等服务来分担城市扩容费的成本，因为这涉及到原有居住群体和新加入的居住群体的利益关系。第二，农民工进城变市民，政府要有序引导，不是都流向大城市，可考虑主体流向中小城市。   第三，应统筹考虑如何破除城市的资本流向农村的制度障碍。”
    郭万达指出农民工本身的人力资本问题值得高度关注。“因为受教育偏低加上职业培训还不到位，整体上造成农民工不能完全适应新的就业岗位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变化。因此，要在制度上解决这个问题。中央和地方一起从2亿多农民工的培训着手，解决这个根本的问题。”
    魏后凯指出，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高。“据初步测算，仅解决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农民市民化成本至少人均10万元。未来全国将有4—5亿农民需要实现市民化，至少需要支付40—50万亿元的成本。”他建议建立多元化分担机制，即由中央、地方、农民、社会等多方参与的多元化成本分担机制。同时他认为，带资进城是一个重要的途径。
综合开发研究院副理事长李罗力在会议总结时说，农民进城不是简单的某一方面的问题，它涉及到国家的发展战略，为此，我们在研究农民进城时需要有更广的视角、更多的角度，这样提出的问题将更全面，进行的思考将更细致，有效。
（相关精彩演讲将会在“城市化前沿”栏目陆续刊发，敬请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