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重任在肩，俨然成为中国未来改革的最大红利。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16日在北京闭幕，“新型城镇化”被提到新的高度。朝野之间，都将新型城镇化定位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通过推动城镇化，刺激投资与消费，造就庞大内需。

    有意思的是，时隔不到一个星期，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亦在京召开，会议强调，充分保障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不限制或者强制农民流转承包土地；逐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力争实现农民收入超过城镇居民。此次会议，被称为中国农业发展纲要。

    事实上，相对新兴城镇化，中国未来更重要的是农业现代化。

    1872年，一个名叫明恩溥的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总结其50余年的在华经历之后，写出了传世之作《中国乡村生活》一书。这位具有世界眼光的中国通称：“中国乡村是这个帝国的缩影” 。

    那么，乡村的发展到底由谁主导？

    当下，中国的国家战略表现为以 “城市为中心”和“先城市后乡村”。事实上，以反哺的名义，单向开启城市之门，是一种“城市霸权”。城市与乡村不是割裂的，城市与乡村两种文明应该互动发展，在城市的发展中，应该保留对乡村的足够敬畏。

    今年，中国的城市人口终于超过了农业人口，非农人口历史上第一次突破50%。但是，如果算上在农村出生，后来脱离农村户籍的人口，则曾经在农村生活过的人口，仍然占据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在此情况下，乡村的存在，意味着很多人的故乡，以及永不荒芜的精神家园。

    由此，中国的乡村的作用，不能仅仅从经济功能衡量，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来说，绝大多数人口与农村有无法割舍的生命关联，正如时下流行的《乡愁里的中国》一书所说，乡村是人们“乡愁”的寄托，是不能舍弃的精神家园。

    同时，乡村的存在，亦是人类生存方式多元化的必要。乡村与自然的和谐共存，亦可以给予城市诸多的启示。

    现代以来，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深入人心，当越来越多的人对城市的喧嚣与拥挤所困扰时，很多人开始了对于田园的向往。在西方发达国家。曾经向往城市的人们，已经开始了重归自然和乡村之路。

    如何快速地完成中国乡村的改造也成为了各级政府努力的方向，目前，中国新农村建设中，存在着很多乱象，某种意义上与城市先验论有关。在一些地方，一搞新农村建设，就强行把大批的农民强行驱赶到一个地方，集中住到楼房中。在笔者最近几年调研的众多城市中，相当大的一批主政者，都将消灭农民，作为推进当地城市化的重要手段。

    而被寄予厚望的城镇化，亦以消灭农村、建成城市为业绩。权力的介入，资本尤其地产资本的进入，改变了乡村本来的生存方式，强行将农村纳入工业化体系，引起了越来越多反弹，在征地拆迁中日益剧烈的冲突，就是血的警示。而衡量一个地方的发展水平，往往将多少农民转移到城市作为一个重要的指标。

    新型城市化，绝对不是要消灭农民，消灭农村，人为地实现所谓70%乃至更大程度的人口城市化，而是要实现乡村与城市的共存。

    某种意义上说，辅助乡村，就是城市的自救。特别在当下中国内需不振的情况下，要造就一个庞大的国内市场，必须提升社会底层的消费能力。长期以来，中国城市的发展，是以牺牲农村的利益为代价的，存在几十年的剪刀差，使大量的农村财富，变相流入了城市。中国城市崛起，乡村塌陷的怪状，制约了乡村消费能力的提升，不利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而乡村的成长，就是国家的成长。

    未来中国的乡村应该有三个特点：在经济上，农业纳入现代产业体系，在社会领域，实现农村的福利与城市接轨，同时，消除中国隐形的身份等级分野，使农民真正成为中国的独立公民。

    无论在哪个国家，农业都属于一种弱势产业，正因为如此，这个国家是否具有远见，正可以从其对待农业的态度上看出来。 在众多国家纷纷抛弃“见效慢”的农业时，作为世界第一强国的美国，却仍然坚守农业。美国每年都给予农业巨大的补贴，因此，在美国搞农业，农民赚钱，而国家并不赚钱。

    长期以来，中国的粮食价格都没有完全市场化，同时，农业补贴亦不到位。十八大提到未来农村需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实现农业的现代化，纳入现代产业体系，远比驱赶农民到城市更有远见，也更符合现实。 农业本身的现代化，也比工业完全取代农业更为合理，从国家战略来说，亦更容易造就产业结构的均衡。增强抵抗经济动荡的能力。美国不仅是世界第一服务业大国，也是世界重要的工业国，甚至是世界第一农业大国，多层次的产业结构，使美国经济具有巨大的抗击风险能力，具备强大的自我调节能力，这也是美国一直称雄世界的原因之一。

    十八大之后，最近社会上流行很多提议，其中最令人震撼的，就是农村未来征地补偿标准提高十倍。如此，农民的土地，未来就有巨大的升值空间，这也是对农民的权益保障。未来，农民以土地作为资本，纳入到国家资本体系，将给农村带来巨大变化。

    土地的自由流转，对农村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影响，就是彻底改变中国农业的的运作模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事实上，农村土地，只有承包，根本没有联产。除了国营农场之外，中国广大的农村，都是以家庭为单位，小敲小打，劳动模式，退步到原始的刀耕火种时代，一度盛行的机械化，几乎被中断。以我的老家为例，我老家在湖北的农村，村中的水稻田被以斗（半亩）为单位，分成了上百份，每家的水稻田，都是通过抓拈，优劣搭配，由此，家家户户的农田，都互相分割，推高了经营成本，比如旱季灌溉，每家都得一个小块一个小块地租用抽水机，到了收割季节，亦无法施展收割机。由此，机械化亦无法实现，农业成本高，效益低。

    未来农民能够自由流转承包土地之后，农民就可以以户或者村为单位，组建新型农庄。按照股份或者农地面积大小分红，实现真正的“联产”，这样，农业规模化、机械化之后，不仅可以降低成本，还可以扩展产业链，发展农产品加工工业，同时，还可以进行多元化经营。

    农村本身的现代化，比农民转移到城市更为重要。农业的现代化的一大特点，就是将农业融入现代产业体系。台湾经济腾飞过程中，就没有损害农民的利益，相反，台湾成为世界食品主要供应商的过程中，农业被纳入产业化道理，大陆未来的发展，亦可借鉴台湾农业发展模式，造就大批的农副产品基地，食品工业基地，旅游产业基地。

    建设新农村，亦需在社会管理和服务领域，缩小城乡差距。因为中国优质的医疗、教育资源都集中在大城市。在未来，农村的医疗如何解决？社会保障和教育等谁负责？这些都是构建新农村的重要课题。

    此外，中国的农民，普遍需要解决一个身份认同问题。

    新兴的接受了现代教育的农民后代，他们强烈要求改变社会地位，他们已经开眼看世界，体验过现代化的生活方式。种田还是打工，不仅是个收入问题，还存在身份认同。

    中国如不从社会制度上，改革现行户籍限制，真正消除身份等级的隐性分裂，从文化上真正实践人人平等的信仰，长久必影响社会稳定，新一代的年轻农民，视务农为畏途，视农业为贱业，振兴农业无从谈起。而数亿农民，也无法找到未来。 农村一旦衰败，则城市失去了后方阵地，整个国家沦为溃败的国家。

    共存互惠，方为城乡和谐之道。新兴城镇化的要义，不是单方城市化，而是城乡共荣。

（注：作者致力于国家与城市竞争战略，著有《大国诸城》一书，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刘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