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区造城” 仲恺高新区20年谋变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季晓磊 郭芳︱广东惠州报道

　　出了深圳机场(4.36,-0.02,-0.46%)，沿着高速路往惠州方向走，大约50分钟车程，便到了惠州高新技术最为集中的区域——仲恺高新区。落户惠州的高新技术企业一半以上聚集于此，包括三星(微博)、索尼、LG、科锐等世界500强，还有本地的明星企业TCL(微博)、德赛、华阳??

　　这里是全球最大的手机生产基地之一，世界上十分之二的手机从这里出去；这里还是全国LED产业链最完整的地区之一，聚集了从外延片、芯片封装、背光源、显示屏到照明应用在内的各种研发机构、生产企业??

　　所有这些，构成了惠州经济命脉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惠州的抱负

　　在珠三角九市的坐标中，惠州的经济发展远不如毗邻的深圳与东莞那般显赫。连带仲恺高新区，也在珠三角的区域明星中寂寂无闻。

　　这个城市是除深圳外距离香港最近的地方，约90分钟车程，比东莞更接近香港。但曾因错失了改革开放初期最好的机遇，惠州的发展远远落后于依靠“三来一补”起家的深圳和东莞，甚至边缘化于诸多珠江三角洲的明星城市之中。

　　直到改革开放前，在数千年的农耕文明中扮演着文化和经济中心角色的惠州，在当地还流传着“宁可在惠阳食粥，也不去东莞吃饭”的民谣。但后来渐渐地被另一句惠州本地人的牢骚所取代：“20年前，东莞是惠州的；30年前，深圳也是惠州的；160年前，连香港都是惠州的。”

　　此间的落差，尽显无奈。

　　于是，在之后漫长的时间里，惠州开始了艰难的追赶。

　　但这种追赶刚开始并不顺利，惠州走了一些弯路。在上世纪90年代初，它曾与海南、北海一起以房地产业吸引全国的淘金者们前来淘金，终也一起因地 产泡沫破灭而陷入发展困境。但相比海南和北海，惠州已经算幸运。缘于地缘政治的优势，从困境中走出的惠州很快追随了其他珠三角兄弟城市的工业化道路。

　　助其加快工业化进程的两个引擎是上世纪90年代初成立的两大国家级开发区：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和仲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前者主司石化产业，后者主司电子产业，共同形成了占据惠州工业产值绝大半江山的两大主导产业。

　　有人说，仲恺是惠州未来的希望。这当然会有不同意见。但至少，仲恺高新区现在踌躇满志。

　　仲恺的信心

　　2010年2月，成立于1992年的仲恺高新区迎来了历史性的拐点。

　　为这个区域的命运带来历史性转变的是惠州市出台的《关于进一步推动惠州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的决定》。

　　仲恺高新区管委会主任杨鹏飞向《中国经济周刊》介绍：根据这个决定，仲恺高新区被赋予了行使市一级经济管理权限和县一级行政管理权限，建立高新 区一级财政管理体制，将陈江、惠环、沥林、潼侨、潼湖等5个镇（街道）和4个工业园区纳入仲恺高新区旗下。管理范围和权限的扩大带动了仲恺高新区体制机制 的改革创新，也将仲恺高新区带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杨鹏飞他们获得了一百多项行政审批权限。“这样，在整个行政管理的过程中以及在项目审批的过程中，我们享有很大的自主权，协调顺畅，行政成本降低了，行政效率明显提高。”他说。

　　毫无疑问，仲恺高新区迎来了20年来最好的战略机遇期。在科技部国家火炬高新技术产业中心副主任杨跃承看来，仲恺高新区所进行的这种集约发展的改革和创新为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高新区的体制是最重要的，没有好的体制机制创新做保障，到了一定阶段很难再发展”。

　　在此之前，这个高新区曾面临过被摘牌的危险。

　　2007年7月，仲恺高新区管委会书记钟一尔刚被调任此处时，仲恺高新区在全国54个高新区的综合排名大约在50名左右。“再搞不好就要被红牌 警告了，你说我的压力大不大？”钟一尔分析，“那时候，可开发利用的土地资源已经很少，大批项目不能入区，减缓了高新区经济发展速度。而且，体制制约，如 财政体制制约，造成科技创新投入不足，高新区内公用基础设施欠账太多。原有的工业布局受限，仲恺改革扩大的需要已经很迫切。”

　　在新一轮的体制改革之后，仲恺高新区发展迅速。2010年，仲恺高新区在全国的排位已经上升到了45位，钟一尔估计2011年的排位大约在42名左右。而在广东省内的6个国家级高新区中，惠州的仲恺高新区排位第4，位列深圳、广州、中山之后。

　　“仲恺要超越前面的中山并不容易。”当地官员坦言。不过，仲恺很有信心不断实现自我超越。

　　早期的高新区发展靠的是区域政策，国务院给予的政策是，在高新区的企业可以享受15%的增值税。在2005年之后，这个特殊的区域产业政策优势 结束了。“但高新区这么多年的产业发展形成了产业洼地，在这个洼地，有高效的政府服务团队，聚集了一批关联企业集群，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链，产生聚集效 应，导致企业在这里的发展空间、生存环境、服务条件都比别的地方好。这是园区经济带来的效应。”

　　同时，产业的聚集也带来了人才的聚集，这里于是成为了惠州创新资源最密集的地方。但是，人才仍然是整个珠三角尤其是惠州最短的短板。

　　这些年，珠三角在人才引进方面相比长三角，已有明显差距。“在长三角，我看到那些最漂亮的房屋都是给领军性人才的，大规模的大学和研究院令人惊 叹。”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局副局长白津夫感叹长三角城市正在进行的大规模梯队式、团队式高端人才引进。这也被认为是未来两大区域的经济竞争中决定胜负的重 要因素。

　　惠州采取了很多措施，最主要的目的都是怎么聚集人才的问题。仲恺高新区提出了要建成惠州的人才之区，针对领军性团队和项目的引进，已经在制定和研究一系列政策。

　　2002年，TCL、德赛相继在深圳建成了大楼，设立了研发总部。事实上，在本世纪初的那五六年，不只是像TCL、德赛这样的大企业，就连一些小企业也在深圳设了一些窗口。但如今，TCL迁走的一部分又迁回来了。“他们在惠州也设立了研究院，TCL的总裁李东生(微博)没有想到原来在深圳的80%的研发人员都愿意到惠州来工作。这说明这里创新的生态环境已经比较好了。”

　　这给了钟一尔、杨鹏飞他们很大的信心。

　　当然，作为珠三角的后起之秀，与深圳、东莞等先发地区相比，惠州也具有明显的优势：例如，丰富的土地资源、较低的营商成本。以深圳为例，受限于 空间，产业发展已经到了必须溢出的时候。惠州凭借良好的区位条件、便捷的交通基础设施和丰富的土地资源，成为深圳产业转移的首选目的地。

　　钟一尔、杨鹏飞他们当然认为在惠州，仲恺高新区理应成为首选。他们自信于这里最好的政府服务。

　　科锐公司就对他们的服务赞不绝口。这家美国的半导体制造商在这里创下过半年内完成签约、建厂、投产的纪录。2009年初，科锐在中国四处找地方设厂。LED产业链最为完整的地区之一仲恺高新区也在其考虑之列。同时与仲恺竞争的是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大城市。

　　为在竞争中胜出，钟一尔、杨鹏飞可谓不遗余力。他们多次赶赴不同的城市游说该公司享有话语权的角色。科锐的香港股东话语权很大，该股东本身在惠州也有其他投资，立于香港与惠州的地缘关系，钟一尔、杨鹏飞他们最终说服了科锐选择仲恺高新区。

　　但他们有一个要求：签订合同之后半年内投产。“在其他地方，半年时间建厂房都来不及呢。”钟一尔说，但仲恺高新区做到了。那时候正好是金融危 机，一些原来建好准备投产的厂房做不下去了。在管委会的协调之下，将厂房卖给科锐。之后在半年内把所有的法律手续办完，2009年12月签约，2010年 7月投产。

　　不能简单地作贡献

　　伴随着国家高新区的发展，仲恺高新区已经走过了20年，也跟所有的高新区一样面临着同一个问题：转型升级。

　　白津夫说，“‘十二五’时期的高新区发展不能只满足于园区经济，而要从园区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变。”他认为，这将是未来高新区转型升级所要面临的主要问题。

　　这与杨跃承的观点不谋而合。“一个园区做工业只是作贡献，我们不能简单地去作贡献，一定要创造需求，城市型经济才能创造需求。现在已不简单是走工业化道路了，必须要城市化。”杨跃承说。

　　当下，仲恺高新区正在解决的问题：城市和产业同时发展的问题。“工业化与城市化必须同步，若不同步，工业化到一定程度将成为制约的瓶颈。以前一跨入园区全部是工厂，其实不可行的。”钟一尔坦言。

　　进入仲恺高新区，四处是工地，城市基础设施的升级改造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这里开始了规模庞大的造城运动。

　　杨鹏飞说，他们要打造现代创新型和生态城市型的高新区，最终要实现“建区造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