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十五五”时期，北京要为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在新的起点上高水平实施“百千工程”示范创建，必须进一步深化对首都乡村价值和功能的再认识。

北京是国家首都，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已快速发展在为拥有两千多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88%以上、人均GDP超过3万美元的超大城市。处理好都与城、城与乡、都与乡的关系，事关北京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全局和成色品质。首都乡村的最大特点在于首都，首都是京郊乡村的首要特征和第一优势，乡村已日益成为大国首都超大城市的第一稀缺品。    

在城镇化率低于30%的漫长农耕文明时代，乡土社会中的城市是最为突出的稀缺品；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当城镇化率突破50%以后，城市的稀缺性开始逐步减弱，而乡村的稀缺性则开始显现；当城镇化率达到70%以后，乡村的稀缺性更加凸显。首都北京城镇化率已接近90%，京郊大量乡村在城市化进程中快速消失，规划保留的首都乡村已成为十分宝贵的稀缺资源。1990年北京市尚有行政村4481个，目前北京市规划保留村只2900余个，海淀区仅有24个保留村、朝阳区只剩9个保留村。在大国首都现代化进程中，首都乡村不仅已成首都超大城市中的稀缺品，而且日益成为首都超大城市发展战略上的第一稀缺品。

说首都乡村是第一稀缺品，核心是指北京作为超大城市在城市开发边界持续向外扩张而大量吞并乡村中，面对生态承载、生活成本、精神压力等多重挑战和“城市病”困扰时，乡村所提供的生产、生活、生态和文化等多元价值，是城区自身无法自我生产且需求缺口极大的稀缺要素。世界城市发展史表明，乡村也是治愈“城市病”的天然解药，是庇护和拯救城市的最佳良方。首都乡村的稀缺性源于其不可复制的多元价值供给，与超大城市的资源缺口形成强烈互补。首都乡村的生态、文化、空间的复合稀缺性，是超大城市自身无法生产的核心资源。首都乡村的稀缺性主要体现在三个关键维度： 

    一是不可替代的生态稀缺性。超大城市人口密集、产业集中，对清洁空气、优质水源、绿色农产品的需求巨大，但城市自身生态容量有限。乡村的林地、耕地、湿地是城市可 持续健康发展最需要的“生态屏障”和“资源宝库”。首都乡村提供生态服务是城市无法内部创造的，且需求远大于供给。

    二是低成本的生活空间稀缺性。超大城市城区房价、租金、消费成本极高，大量低收入群体（如服务业从业者、初创者）难以承担城区生活成本。而京郊乡村，最能就近有效提供更低成本的居住、经营空间，成为城市功能不可或缺的“缓冲带”，这种“低成本配套空间”对缓解城市民生压力至关重要，且随着城市扩张愈发显得稀缺。从长远看，乡村为首都城市的永续发展储备和提供最宝贵最稀缺的战略空间资源。

三是多元的文化价值稀缺性。超大城市的生活节奏快、竞争激烈，人们对“慢生活”“自然体验”“文化乡愁”的精神需求日益增长。首都乡村的自然环境、田园风光、乡土文化、农耕体验，能极大弥补城区市民在休闲、疗愈、文化认同上的价值空白。首都乡村所具有的“非物质性价值供给”，是超大城市高度稀缺的“精神资源”。

正视和珍惜首都乡村作为超大城市第一稀缺品，就要严严格划定和落实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红线、城镇开发边界，为首都乡村树起一道严格抵御城市无序蔓延的制度保护之墙。在加强传统村落保护的基础上，要全面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尽快将首都乡村建设成为保留和传承京韵乡村特色、具有现代生活条件和现代文明品质的宜居宜业宜游和美乡村。北京城市化发展已趋于高度稳定和饱和，当前重在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要求，加大对人的投资力度，实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实现常住人口市民化，全面提高城镇化质量，使现代化的花园城市与现代化的美丽乡村动力互促、功能互补、全面融合、相得益彰。

二、首都乡村是首都功能建设的第二空间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明确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是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强调北京的一切工作必须坚持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城市战略定位，履行为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工作服务，为国家国际交往服务，为科技和教育发展服务，为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服务的基本职责。

北京东城区和西城区是首都功能核心区，但首都功能建设空间范围并不局限于东城区和西城区。如果说包括东城区、西城区在内的中心城区（不含乡村地区）是首都功能建设第一空间的话，那么首都乡村就是首都功能建设的第二空间。实施首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明确将首都功能建设融入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之中；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必须围绕和体现首都功能建设的基本要求。总体上就是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中，规划和推进首都乡村地区的首都功能建设。

一是在全国政治中心建设上，要将首都乡村作为全国政治中心建设的第二空间进行规划建设，在首都乡村这个更大的空间范围内，营造国家政务活动的乡村大舞台和乡村新场景。围绕健康北京、美丽北京、服务北京建设，大力强化以优质农产品、优美乡村环境服务保障国事外事活动，充分彰显首都农业农村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中的独特价值。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大国首都的全国政治中心功能建设空间需要从局限于中心城区向具有中国农味、北京韵味、乡村品味的首都乡村不断延伸拓展，使首都乡村更多承载国家政务活动和重要外交活动。

二是在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上，作为第二空间的首都乡村，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要主动融入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体现首都乡村以及首都乡村文化在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中的重要功能和独特魅力。《北京市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中长期规划(2019年-2035年)》提出“四个文化”（古都文化、红色文化、京味文化、创新文化）基本格局和“一核一城三带两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为根基，以大运河文化带、长城文化带、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为抓手，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和文化产业发展引领区建设）总体框架，使北京成为民族文化精华的展示地、各地优秀文化的荟萃地和先进文化潮流的引领地。一方面，在全国文化中心建设总体规划和部署安排中，要主动将首都乡村文化振兴纳入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大棋局之中，促进首都乡村文化振兴与全国文化中心建设有机结合，实现同频共振相协调。另一方面，在实施以“百千工程”（百村示范、千村振兴）为重要抓手的首都乡村振兴中，要积极对接融入全国文化中心建设总体部署，充实和丰富“百千工程”示范创建的文化内容，实现以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引领首都乡村文化振兴、以首都乡村文化振兴丰富和助推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良性循环。

三是在国际交往中心建设上，首都乡村是国际交往活动极为广阔的第二空间。《北京推进国际交往中心功能建设专项规划》确定了“一核两轴多板块”国际交往空间布局，“一核”为首都功能核心区，是开展国家政务和国事外交活动的首要承载区；“两轴”即中轴线及其延长线、长安街及其延长线，是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国际交往功能的集中承载区；“多板块”是拓展丰富公共外交和民间外交的承载空间，包括东部地区的使馆区板块、首都国际机场板块、北京城市副中心板块，北部地区的雁栖湖国际会都-科学城板块、八达岭长城-冬奥会-世园会板块，西部地区的中关村-三山五园板块，以及南部地区的大兴国际机场板块等。从中可以看出，国际交往中心空布局涉及并延伸到首都乡村地区，但目前并没有明确将首都乡村地区作为国际交往中心进行规划建设。事实上首都乡村地区已经成为官方和民间国际交往的重要场所和目的地。因此，在进一步完善国际交往中心功能建设中，要将首都乡村纳入国际交往中心功能体系和空间布局进行统筹规划；在实施首都乡村振兴战略特别是在推进“百千工程”中，要对接国际交往中心功能建设要求，将更多的乡村振兴示范片区和示范村纳入国际交往中心范围，全面提升乡村旅游的品质品位，使首都乡村成为对外交往中展示京韵乡村特色和现代化建设成就的重要乡村窗口。

四是在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上，首都乡村日益发挥第二空间的重大作用。一方面，首都乡村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提供了广阔的建设空间和实践基地。国务院印发的《北京加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总体方案》提出重点建设的中关村科学城、怀柔科学城、未来科学城，已成为北京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核心平台。除了中关村科学城外，怀柔科学城、未来科学城都分布在首都乡村地区。另一方面，北京市在平谷区建设农业中关村，重点服务国家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与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是首都乡村承载和推进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重要举措。此外，首都农业作为都市型现代农业，内在地需要在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上进行探索和突破，从而发展高水平的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大力发展智慧农业与数字乡村，也为北京科技创新成果的转化利用提供了便利条件、巨大需求和广阔天地。

认识和理解首都乡村是首都功能建设的第二空间，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和实践价值。乡村突破了传统农业载体的定位，成为支撑“四个中心”功能建设的重要延伸空间。在政治中心保障上，乡村的生态屏障作用为重大活动、城市安全运行提供环境与应急保障底气；在文化中心建设中，京郊历史文化名村、传统乡村民俗构成具有中国农耕文明遗传基因的“文化富矿”，成为展现首都文化自信的鲜活载体；在国际交往与科技创新功能拓展上，乡村承接中心城区溢出的休闲文旅、科研转化等功能，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打造兼具生态与产业价值的“战略腹地”，形成“核心区+乡村”的功能互补格局，为首都功能升级提供不可或缺的弹性空间。谋划与推动首都“三农”工作，必须紧扣“四个中心”的城市战略定位，积极融入“四个中心”首都功能建设，从而提高首都“三农”工作的政治站位和发展品位。一方面，在制定首都功能建设专项规划和发展方案时，要将首都乡村纳入首都功能建设范围之内进行统筹谋划。另一方面，在实施首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必须围绕首都功能建设进行部署安排，以充分彰显首都乡村在首都功能建设中的地位、作用和价值。

三、首都乡村是承接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的第三极 

首都北京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迅速发展和扩大，跻身世界超大城市之列，但同时也滋生了十分突出的“大城市病”。为有效解决北京“大城市病”问题，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2月在北京主持召开座谈会，提出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并强调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是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牛鼻子”。北京城市副中心、雄安新区作为承接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的两个集中承载地，构成了北京新的“两翼”和“两极”。北京城市副中心是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疏解非首都功能的核心承载地，重点承载市级行政办公、商务服务、文化旅游、科技创新及部分居住功能，形成北京新的“一翼”和“一极”。2019年市级行政中心率先迁入北京城市副中心，2024年完成第二批市级机关集中搬迁。雄安新区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又一集中承载地，重点承接央企总部、高校、医疗机构等，形成北京新的“另一翼”和“另一极”。

如果说北京城市副中心与雄安新区是着眼于解决北京“大城市病”的国家战略而高位规划建设的集中承载北京非首都功能“两极”的话，那么首都乡村作为北京的战略腹地，应当是承载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第三极”或者“第三域”。北京城市副中心与雄安新区都分别制定有承载北京非首都功能的规划和方案，而至今尚无首都乡村承载北京非首都功能的规划和方案，这是推进首都乡村振兴和北京率先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大课题。

相较于北京城市副中心、雄安新区作为承接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的集中承载区，首都乡村则是分散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的关键极。除了北京城市副中心、雄安新区合适承接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外，中心城区其他非首都功能均可以向首都乡村疏解。换言之，首都乡村应当统筹规划和主动承接中心城区转移的产业、人口与公共服务资源。通过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农文旅融合产业，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效吸纳低端产业外迁后的就业创业新需求，缓解中心城区人口压力；同时，利用首都乡村低成本的空间优势，培育乡村产业强镇、特色集群，打造中小企业创业、城市功能缓冲的“蓄水池”，既避免城市核心区功能过载，又通过“承接—转化—提升”的路径，推动首都乡村在有序承接非首都功能疏解中实现乡村高质量发展，从而形成北京首都功能“核心区集聚、城市副中心与雄安新区集中承载、首都乡村分散支撑”的三元空间布局。

明确和把握首都乡村是承接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的第三极，有利于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抢抓机遇，统筹推进首都城市现代化和首都乡村现代化；有利于真正贯彻落实“大城市带动大京郊、大京郊服务大城市”的发展理念和工作要求；有利于在更高站位和更高水平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补齐农业农村现代化短板，为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贡献首都乡村的独特价值和巨大力量。要从全局上统筹疏解非首都功能与实施首都乡村振兴战略。在全市顶层设计上，既要高位谋划和推动北京城市副中心、雄安新区集中承接北京疏解的非首都功能，又要高度重视首都乡村分散承接中心城区疏解的非首都功能，统筹制定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特别是要在京郊地区统筹规划和高品位重点建设“新市镇”、“百千工程”示范片区和示范村，使之成为有序承接中心城区疏解非首都功能的特色小城镇和乡村振兴示范区，因地制宜规划建设产业小镇、金融小镇、智库小镇、艺术小镇、音乐小镇、康养小镇、体育小镇、企业总部小镇等各类特色小镇以及大学城、智库城、文化城、各类产业城等。要统筹处理好北京中心城区“减量发展”与首都乡村地区“增量发展”的关系，切实把中心城区“减量发展”作为乡村地区“增量发展”的重大机遇，统筹谋划和推进新型城镇化、逆城市化和首都乡村振兴。加快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畅通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的制度渠道，着力实现首都城乡共同繁荣。将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有机结合起来，特别要更加注重对人的投资，显著增强对民生领域的投资力度，将中国式现代化中的“民生为大”落实到大幅度投资于人的全面发展上来，大幅提升人的发展能力和文明素养，加快实现城乡居民共同富裕，建设具有引领性、示范性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首都乡村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