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共产党走过90年光辉历程，作为执政党，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其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民生的稳步提升是其执政理念的重要体现，国强民富更是其执政智慧的重要体现。毛泽东早在全国胜利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表达了这样的态度：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作为新中国的首都，北京在发展道路上经历了很多转型，而这种转型，不是穷则思变，而是顺势而为。事非经过不知难，本报将对这些重要转型事件进行梳理，见证彼时艰难而智慧的抉择。今天，让我们见证北京环保逐渐产业化的变迁。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市民对城市生活环境有越来越高的要求，如何回收城市垃圾成为一个城市成长的“必修课”。而为了合理回收废弃资源，美化城市环境，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废品回收从一个“游击队”从事的行业转为一项产业，而伴随废品回收的发展和变化，北京城市的环境也在不断得到优化。

    散兵游勇转“正规”

    在《北京志·环境保护志》上面记载了这样一句话：“新中国建立前，北京市生活垃圾的收集和消纳十分落后，城区连年大量堆积，垃圾如山，蚊蝇滋生，臭气熏天。”

    公开的数据显示，由于废品回收不及时，当时城市内沉积较大的秽土已经达到63.6万方。这种状况在很多老北京人心目中留下了记忆。

    今年65岁的张永生（化名）是天龙公司的一名老员工，如今，这位老北京已经退休在家颐养天年了，但是回忆起解放之初的废品回收行业，老人摇着蒲扇，跟记者侃侃而谈起来。

    “咱们国家刚解放那会儿，废旧物品回收这个行当只有散落在市场上的‘游击队’。”张永生说，收购废品或旧货为谋生手段的小商贩大都肩背着一个褡裢口袋或推单车或板车走街串巷，口中不断吆喝着“有破烂儿我买”，这个“买”字还得拉长音儿，前面几个字没听到没关系，只要听到那个长长的“买”字，胡同里家里有废品的百姓就会赶紧跑出院子，喊住小贩，让他在院外等着，自己则再冲回家把旧书报纸类的废品卖给商贩。

    “当时废品交易的时间大多在每天天不亮之前，天一亮就会立刻散去。因此，老北京人也将其称为‘晓市’、‘露水市’或‘鬼市’。” 张永生回忆。

     新中国成立后，废品回收无秩序的状态有所改变。1954年，北京繁华地区的垃圾，由白天收运改为夜间收运，进一步改善了城市环境卫生状况。1955年，郊区农村社队开始利用城市生活垃圾堆肥。为保护农田，实行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居民和单位将生活垃圾按有机垃圾和无机垃圾分类存放，清洁工人按单双月分别收运。

     在张永生的记忆中，那时，所收的废品在北京自发形成的几个市场进行交易，这些市场主要集中在城乡接合部的南城，现在寸土寸金的原崇文区和宣武区一带，解放那会儿却遍布着大小好几个废品收购站交易市场。

    1956年的一次调整，让北京废品回收正式走向正规化，原先的散兵游勇也开始消失。“1956年，我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连废品收购也得‘归公’，变成国营，过去的‘鬼市’也便随之消失。多数从事废旧物资收购买卖的小商贩们进入了国营废品收购站或合作商店工作，成为我国第一代从事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的创业者。”张永生回忆表示，在各项政策的带动下，北京的环保以及废品回收开始走向正轨，而他本人也成为第一代创业者中的一员。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废品回收业十分强大，废品的品种细分科学，城市中的废品回收站也特别多，而且除了日常的生活垃圾，包括头发、杂骨在内的‘边角料’都收。”张永生说，那时的北京有完整的焚烧填埋系统，连国外的专家都来北京考察。

     从国营单位到市场竞争

     1958年周恩来总理的一次题词，让我国的废品回收产业迎来了一次转型。“全国商业部门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应该向新会学习，抓紧废物利用这一环节，实行收购废品，变无用为有用，扩大加工，变一用为多用，勤俭节约，变破旧为崭新，以便更好地实现勤俭建国、改造社会的任务。”这是周恩来总理1958年7月7日视察广东新会县时对废旧物资回收利用工作的亲笔题词，有了这次题词，北京废品回收进行了一次转型，这次转型让北京的废品回收开始走向正轨。

    其实在上世纪60年代初至80年代末这近30年的时间里，我国的再生资源回收利用行业已是初具规模，回收种类几乎无所不包，社会收购的网点布局合理，覆盖整个居民社区，临时收购车定时定点去机关单位上门服务。从社会收购到分类挑选，从边角余料的再利用到加工生产，一条资源再利用的产业链已基本形成。固执的张永生至今依然认为，那时的垃圾回收再利用系统是最完美的。

     与此同时，企业的排污问题也成为环保部门的关注焦点。在1972年时，北京市全市的工业废弃物产生量为269.8万吨，综合利用量为155万吨，利用率为57.4%，尚有114.8万吨未能利用。其中，大量粉煤灰排入永定河，钢渣存在卢沟桥渣场。1980年4月，北京市财政局和北京市环保局联合转发财政部、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关于工矿企业治理“三废”污染开展综合利用产品利润提成办法》的通知，规定凡1979年1月1日以后投产的，可以在五年内不上缴，企业自筹资金治理“三废”的产品利润主要留给企业，主管部门如需要提留，其比例不得超过30%。至1985年，全市每年提留的利润达1000余万元，均用于企业污染治理。至此，北京的环保事业逐步走上了市场化。

    废品回收注重环保

     逐步取代计划经济模式，原有的再生资源回收利用行业在这个历史的转折期受到巨大冲击。其所承担的巨大的社会责任无法得到保留与保护。张永生回忆，自己所在的天龙公司是国营单位，改革开放后，天龙公司依然主要从事废品回收工作，不过，城市化大规模改造的浪潮中，原有的社会收购网点逐步消失，这家有着30多年历史的老企业生存举步维艰。

     其实，1986年开始，北京市下决心解决城市垃圾收运问题，至1990年底，北京市共建成230座集装箱垃圾站。此外，为尽早解决北京市生活垃圾大量堆存污染农村环境的问题，上世纪80年代末，北京市政府决定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装备，对垃圾进行无害化处理，将其列为利用世行贷款进行的北京市环境项目之中，以解决农村垃圾治理问题。

    虽然政策方面一直致力于推进合理化回收垃圾，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大量农民工进城谋生，很多人做起废品回收行当，并逐步在城乡接合部建立废旧物资的交易储运的市场。散兵游勇遍布在北京的各个地方，偷盗犯罪时有发生，回收利用过程造成的环境污染触目惊心。原有的回收体系被打乱了，废品回收完全市场化，其中的问题逐步凸显出来。

    北京市环保局提供的数据显示，到1983年5月，在750平方公里的规划市区内，大于16平方米的垃圾堆共有4699堆，占地621公顷，主要集中在三环路以外的近郊区，形成垃圾包围城市的严重污染局面。

    上世纪90年代初，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刘权满怀壮志地走进了天龙公司。他记得，刚进公司不久，他就发现，当时废品的流向是一个大问题。“废品回收市场化以后，北京大部分地区开始取消回收专营权，随后，外地农民工大举进城，揽下了这个又脏又累的苦差事，不过，有的废品流入乡镇个体小商贩，废旧工业塑料被偷偷加工成了新塑料瓶，电子产品随意拆解，废旧电线被焚烧，整个过程没有无害化设施参与，这类不符合规定的行为，严重危害了人们的健康。”刘权认为，废品回收这个行业应该是公益性的，在美国、加拿大和日本等国家，进入这个行业的企业都需要严格的考核和筛选，而当时在中国还没有实现规范化。

    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立

     废品回收业的问题虽然不少，但在2006年的时候出现转折，在这一年废品回收转向产业化和品牌化。2006年，北京11个委办局联合出台《北京市再生资源回收体系产业化建设实施意见》，从此揭开了北京市再生资源回收体系产业化建设的序幕。而就在同一年，商务部也提出建立再生资源回收体系。

    此时的天龙公司也和很多国企一样，面临倒闭或转型的压力，老员工的纷纷离开以及越来越小的废旧物品回收市场，已经让这个1955年就成立的老国企走到了改制的边缘。

    在政策的带动下，2007年，天龙公司完成重组后，成立了天天洁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有限公司，作为副总经理的刘权走马上任了。虽然是年轻公司，却有着以北京市最早的回收企业——天龙公司为前身的历史背景，让这个充满朝气的“年轻人”多了几分权威和老练。

    公司成立的第一年，刘权和员工们在位于幸福大街的一栋等待拆迁的老楼里办公。冬天没有暖气，大伙儿就在屋里生个炉子，夏天没空调，有员工就从收购站淘换一台破旧的窗机安在屋里。

    艰苦的条件被大家克服了，可是缺乏可用的人才让这个尚在襁褓中的企业急需新人进驻。每当刘权带着自己团队中的几名骨干到各大招聘会设立展位的时候，收上来的简历总是同去的其他企业中最少的。不少大学生一听公司是做废品回收的，都摇摇头离开展位，有的甚至将已经放在桌子上的简历又拿走了，这让刘权哭笑不得，艰难的招聘之后，十几位学习经济、中文专业的大学生成为了天天洁的新成员。正当七八名老员工和几位新人一起踌躇满志的时候，问题再一次摆在了大家的面前。

    老员工经历了废品特许经营的年代，张永生认为，废品收购这个行当就得按部就班地收购，大公司总比小商贩强得多，他自己也真是舍不下这张老脸出去竞争。可是新员工则发现，小商贩才是自己真正的竞争对手，只有走出去，像谈生意一样到各个单位回收废品，才能让企业逐步高速运转起来。

    “谁说收废品不能走产业化道路。”此时的刘权毅然决定，让原本在办公室里工作的员工走出去，做调研，与各单位谈废品回收，年轻点的员工甚至自己成为搬运工。刘权知道，不少员工在那个时候心里是有委屈的，但大家都没当面跟他抱怨过，他知道，等企业发展起来之后，一定要对当初跟着自己创业的那些员工们委以重任。

    而为了让废品回收顺利转型为产业化和正规化，刘权所在公司的内部管理方面也发生了转型和变化。工作服、胸卡、鞋套和专业称重器具是天天洁公司业务人员的统一配备。而为了实行标准化服务，公司制定了《收购流程规范及服务标准》、《收购礼仪规范》、《回收工具使用及保养规范》等制度。

    2007年6月1日，天天洁再生资源回收网点建设全面启动，在北京市原崇文区建立了第一个回收网点，此时，天天洁迅速收编了小区内部分原有的废品收购人员，给他们上三险、签正规劳动合同并进行培训，随后，身着统一服装的废品回收“正规军”大举进入原崇文区80多个封闭式小区，从废品收购的源头就开始进行合理分拣。

    最初，很多北京的老百姓并不太接受“正规军”，原因就是“游击队”给的价格更高。刘权记得，当年北京电视台曾经对此进行过暗访：记者将一捆报纸卖给报价更高的“游击队”收上的钱，比“正规军”足足少了20%，原因就在“正规军”拥有的设备上——一台极其精确的地秤。原崇文区的老百姓也逐步接受了废品回收“正规军”。此后随着企业的做大，百姓对“正规军”的认可度也越来越高。

    “城市垃圾都是再生资源，与自然资源不同的是，城市垃圾过于分散，将北京城各个角落里的垃圾回收处理后再利用，是解决废品回收业不规范、垃圾填埋场越建越大的惟一手段。”刘权说。此时，北京第一批再生资源回收再利用企业产生。

    2008年，北京举办了奥运会，在这之前，奥组委曾给北京提出要求，要求对垃圾进行合理分类处置。刘权的天天洁公司再次走在了行业的最前端，接下了这个艰巨的任务，在北京的部分小区和企事业单位设立400余个再生资源分类回收站点，政府也通过媒体向公众宣传垃圾分类回收，将饮料瓶和厨余垃圾分类投放。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市民看到了不同颜色的垃圾桶。

    如今，北京从事废品回收行业的企业已经建设成为分拣、打包、运输、生产再利用纸张的一条龙系统，与一些政府部门和包括百度在内的大公司形成合作关系，即回收办公用废纸，再按照一定比例兑换成再生纸。废品不仅能长期固定回收，还能网上预约。

    关于未来

    与很多环保人一样，刘权并不是环保领域里的专家，过去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甚至明知五年难以盈利也在坚持往前走，他希望在今后的环保事业中，各项政策的带动让所有致力于做环保的人都能有所提升。

     而刘权的期望，在“北京市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得到印证。“北京市十二五规划纲要”对北京未来的环境保护提出了更新的标准，“十二五”规划明确，未来五年北京将对生态进行控制，节约利用资源，合理控制土地开发强度。其中明确，未来五年北京将继续加大对环境保护力度、培育生态型产业。深度系统加强生态资源、水资源保护，实施宜林荒山绿化、矿区生态恢复、水源保护和小流域综合治理等重点工程，大幅提升生态涵养保障能力。

    刘权相信，政府在未来的扶持力度将会更大，“十二五”规划将环保列入战略新型产业，这就是一个重大契机，“过去政府给予财政扶持都是采用撒芝麻的方式，让大家都有份，但大家都做不大，未来北京一定会培养龙头企业，中小企业联合重组，并在土地、税收等方面给予环保企业优惠，再生资源再利用行业的前景会越来越广阔”。

    商报记者 丁开艳 李子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