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目繁多的宴席、五花八门的礼金、节节攀升的彩礼……近年来，部分农村地区出现一种不好的风气，导致随礼返贫、因婚致贫屡见不鲜。热衷“穷讲究”，最终“讲究穷”。乡风异变不仅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违背，甚至成为农民小康路上的沉重负担。（7月1日《法制日报》）

　　遇红白喜事，送人情随份子，本是农村礼尚往来、互助帮衬的传统。但吃酒席随礼，已经成为不少农民的沉重负担。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对全国31个省份273个村庄3829家农户家庭进行调查和研究发现，被调查的农户2016年平均人情支出为5297.47元，且大多数在2000元以上，总体处于高支出水平。特别是，超六成的农户赞同“人情猛于虎”“宁可负债，不能欠情”。可见，农村人情消费支出近年来剧增，农村地区铺张浪费、炫耀攀比等人情消费现象屡见不鲜，农民陷入“人情怪圈”。

　　不可否认，随着人们物质条件的改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在农村掀起了一股滥办酒席的歪风，除了婚嫁丧葬，生孩、升学、做寿、乔迁等，均要大摆宴席。这股“人情风”的滋长和蔓延，不仅败坏了社会风气，而且损害了人际关系。鉴于此，从中央到地方，一直坚持禁止大操大办；各地以“限宴令”为突破口，不仅只允许婚嫁丧葬办酒席，而且限制了桌数和人数，并实行办酒席报备制度。

　　问题是，“限宴令”仅适用于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对普通群众没有约束力。这时候，就有待于村民自治了。依据《村民自治法》的规定，农村实行村民自治，通俗的说法就是通过村民集思广议、民主参与的共同管理。对于诸如红白喜事办酒席等民俗事项，则是通过制定“村规民约”，村民自愿参与、共同遵守，并由村民委员会来行使管理权利。比如，四川达州专门针对治理办宴席，制订“村规民约”，提倡勤俭节约，杜绝铺张浪费，拓展了“限宴令”的覆盖面。

　　可见，治理“人情风”，应是村民自治的一种“标配”。事实上，“村规民约”治酒席，是农村公共管理的有益补充。一方面，不管是党员干部，还是普通群众，均应严格执行“限宴令”，一旦有人违反，就应该严肃查处。另一方面，各地应借鉴四川达州的做法，将规范酒席等移风易俗纳入“村规民约”，除了拒绝滥办酒席，对于婚嫁丧葬，也要明确酒席范围、流程、桌数、标准，形成老百姓自己的“规矩”。只有保持文明节俭的优良传统，风俗和礼仪才能得到有效传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能远离物质化和功利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