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佑国：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城市化委员会专家顾问

　　二十世纪现代主义的建筑师大都有乌托邦的精神，他们美好的理想是能为普通的老百姓、能为公众做一些事情。虽然现实严酷，但坚持就是胜利。

　　让我们先看一些历史图片：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之时，烟囱冒着浓烟，工人的住房很简陋，污水明沟排放；伦敦的贫民窟拥挤，没有阳光。

　　印象派画家莫奈1903年画的《晴天下的滑铁卢大桥》这幅作品，蒙胧的景色实际上是雾霾天气，远处的大烟囱正在冒烟，点彩派画家修拉画的《阿涅尔河岸的浴者》也有大烟囱冒烟。一般我们欣赏画时不注意，以为是印象派画的蒙胧风格，但是如果对比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实际照片，我们就能明白。

　　所以到20世纪20年代发展起来的“现代主义建筑”就强调充足的阳光和新鲜的空气。图中这些现代主义建筑就是为了满足这些要求。让普通民众也能有良好的居住条件，成为建筑师的理想，就是乌托邦精神。

　　二战后，法国建设了一座马赛公寓，它的设计者勒·柯布西埃就是一个有乌托邦思想的建筑师。当时法国战后重建部部长邀请他设计一座由政府拨款建设的供平民居住的大型公寓。

　　柯布西埃以“理想居住单元”的理念，很费心思地设计了23种不同的户型，从单身住户到8个孩子的家庭，共337户，可供1600人居住。在第7、第8层布置商店和公用设施，幼儿园和托儿所设在顶层。屋顶上设有儿童游戏场、游泳池、健身房和200米长的跑道。

　　马赛公寓在决策、设计和建成使用过程中都存在过争议。我1999年去参观，显得破败，没有什么人进出，居住的是穷人和老人，其间的商店都关门歇业。但无论从建筑还是从社会来看，留给历史的都是一个杰出的尝试。

　　我曾在地摊上买到一本美国中学的教科书《Cities and Suburbs》 ，里面提到了印度的昌迪加尔。当年印度总理尼赫鲁邀请勒·柯布西埃规划设计昌迪加尔新城。教科书里写道：“因为印度夏季炎热，所以建筑师在设计住宅时，在外墙上留了一些洞，这样可以使空气流动起来。但是这样一来，路上的人可以听到室内住户的谈话。于是昌迪加尔人生气了，把外墙上这些洞堵上了。书中发问，为什么昌迪加尔人生气了？为什么建筑师的理念没有得到很好的反应？从这个故事中你对城市规划学到了什么？”

　　此外还有一个日本裔的美籍建筑师雅马萨奇，1951年在圣路易斯设计建设了 Pruitt Igoe街区，有33座高层公寓，容纳2800户的廉租房建筑群，这源于美国政府在1949年发起的住房运动——政府出资为低收入人群建造住房。

　　在建筑形式风格上，他采用当时流行的现代主义，简单的“方盒子”，造价低、施工快。他在功能布置上，增加了社区交流的公共廊道，以期居民之间可以驻留交谈。雅马萨奇的设计在1951年获得了美国建筑师论坛杂志“年度最佳高层建筑奖”。

　　但建成后不久，“混合居住”导致最初的白人住户开始搬离，接着它很快变成了令人绝望的高犯罪率危险街区，建筑师设想的公共交流的连廊成为抢劫和毒品交易的场所。1972年3月，圣路易斯市政府将其全部炸毁。

　　Pruitt Igoe街区和同期其他代表性项目的失败，背后是非常复杂的社会学问题。建筑师美好的乌托邦梦想遭遇到严酷的现实，总是以现实“超出”梦想而告终。

　　英国在二战后也为平民建设了社区住宅，这虽然解决了住房问题，但是造成了人性化的居住氛围缺乏，有点冷冰冰的感觉。所以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现了新都市主义，实际上是回归田园、回归人性化的邻里交往。

　　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北京的四合院搬进了更多住户，一家一户的独院变成了大杂院。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非常关注旧城改造，从1987年到1990年，在菊儿胡同用中国传统形式盖成三层楼来解决大杂院的问题，叫做“有机更新”，并于1993年获得联合国人居奖。但是到上世纪九十年中后期以后，又出现了一个新问题——居民置换：因为这个地方房价上升非常快，价格高企，所以原住居民将房子出售，离开了，富裕阶层进入。这种居民置换是一个新的社会问题。

　　今天新时期、新一代的建筑师，他们在原来的大杂院又做了试验。在不改变房屋外观的前提下，往地下深挖了四米八，拆除屋顶旧的房架，用斜坡平板做屋面，保持屋顶外观和檐高不变，形成上下两层通高加两层局部夹层的内部空间，居住面积比原来单层平房大大增加。改造的另一个特点是，在第一层保留了院子，周边是7家住户，地下也是院子，用上面的光井来采光。我参观后觉得，原住民回迁入住的可能性不大，有可能出售，或者将其改造成公寓旅馆。所以这又是一个居民置换问题。建筑师是无奈的，六名建筑师自愿无偿来设计，而且非常投入，但是将来的结果如何，难以预期。

菊儿胡同

　　目前的中国，高层住宅到处都是。这里除了某些地方政府要展示政绩之外，部分老百姓也愿意住高楼，感觉住进高楼社会地位就提高了，以至于一些小县城也热衷于盖高楼。我对某些地方政府的领导一再表示，高层住宅在还没有入住的时候好像是政绩形象，一旦入住，十年之内就会成为城市形象负担。武汉、重庆的高层住宅住成什么样子？别说是国内的大城市了，即便是城市管理非常严格的新加坡，也阻挡不住挂“万国旗”（伸出杆子晾衣服）。

　　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是电梯问题。北京某些高层住宅楼的电梯，十年刚过就出现问题，然后全部更换。将来某些小县城的住宅电梯，谁来出钱更换？

　　对于城市的违章建筑，不仅北京有，上海、深圳、香港、台北等地都有，这是城市发展中的一个问题，一时难以解决。

　　中国这些年来发展很快，尤其是江浙一带的农村，现在已经建设得很好了。在这样一个情况下，这样的乡村还要撤村并镇、农民上楼吗？这些地区的某些农村与德国和奥地利的农村相比，房子并不差，差距在树太少，环境和基础设施差。

　　我相信，再过几十年，中国发达地区的农村也能发展成像发达国家农村的样子，但是不能瞎折腾，要遵循规律地发展。

　　我们要审慎地研究中国的国情，探索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道路。如果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我们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农业大国，从农村贫穷的情况下，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化也逐步发展，但在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又避免了“拉美化”，也就是避免了大面积贫民窟的出现，这是中国为人类历史做出的最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