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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0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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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50后北京人的城市化故事
时间:2016-12-22 10:52:57  来源:城市化杂志  作者:朱启臻 

朱启臻: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委员

  我出生在北京房山张坊镇的大峪沟村,父亲是农村小学教师,母亲是全职的家庭妇女。小的时候,生活条件非常艰苦,缺衣少食,但在一个纯粹的、善良的、和谐的乡村长大,养成了我淳朴的性格和坚持实事求是的品格。

  1974年高中毕业后,我当了四年的农民。上午毕业回乡,下午就被社员们推选为生产队长。当时,人们生活在非常贫困的状态,我们生产队干一天活只有几毛钱的收入,有的生产队甚至只有几分钱的收入。那时候,大家都在探索,怎样才能让人们吃饱肚子。我作为生产队长,也是这样,总想着如何带领农民摆脱贫困,当时的摆脱贫困就是能吃饱肚子,虽然衣服没得穿、房子住的也十分简陋,但这些在挨饿面前似乎都是第二位的。所以,我很理解当时小岗村的农民为什么会按手印包产到户。那是一个极左的时代,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宁可挨饿,也不能搞资本主义,谁搞资本主义,就要进监狱,甚至被杀头的危险。现在有人怀念那个年代,在我看来,那个时代有一个好处,就是大家身材很苗条,不用费心思减肥。

  其实,每个老百姓心里都明白,只要把地分到自己名下,就能吃饱肚子,就能够多产粮食;只要大家都搅和在一起,就是挨饿。那个时候,因为不敢包产到户,害怕被抓,我们想方设法地变通,悄悄地搞了包产到组。我们生产队只有30多户,每六户分成一组。每组自己决定怎么干,高产了,给国家交完公粮,生产队留完提留,剩下的大家就自己分。小岗村那个时候也是这样:“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是自己的”。只要做稍许这样的改革,农民便爆发出空前的劳动积极性。可惜的是,很快这种举动就让人民公社知道了,刚刚开始的尝试,一个生长季都没下来,不得不终止了。然后,大家还是像以前一样,集体一起干,还是吃不饱。直到1983年北京市实行了家庭承包,农民才吃饱肚子。当时我已经是大学毕业生了。

  由于当时严格的二元体制下,农民是不允许流动的,只能被束缚在土地上。尽管作为北京郊区的农民离北京很近,想来北京看看也是奢望,很多人活了八十多岁也没来过北京。1978年恢复高考,我才有机会考大学,进入城市。虽然我就在北京郊区,但村里绝大部分人都没来过北京。

  那个时候,要来北京,外地人需要有县级人民政府介绍信,要有全国通用粮票,才能够离开本地到外地去,农民没有这些,哪儿也去不了,完全束缚在土地上。而农村生活又太苦了,没有电,没有洗澡水,吃不饱,出行困难,也没见过世面,所以,对于每一个农民来说,都想离开农村、离开土地,进入城市。城市的那种繁华、便利,对我们所有人都太有吸引力了。我们那代人,谁逃离了农村,都是最幸福的,梦寐以求的事情,哪怕进城做清洁工、建筑工、火葬场工人,都是被村里人羡慕的。

  尽管当时的城市条件也十分有限,和农村相比也是天堂了。我刚参加工作时,住在简易的防震棚,家人来北京看我住的防震棚,说还不如回农村,在农村可以盖个大房子。但那个时候,有了铁饭碗,有了粮票,社会地位也不同了,由一个农村人变成了城市人,还是很有成就感的。

  那个物质短缺的年代一去不复返了,但乡村和城市差别依然存在。城市,永远都会对年轻人构成吸引力,全世界的年轻人大都向往城市,这是一个普遍规律。但是必须看到,乡村不会因为城市的繁荣和对乡村人的引力而消失,因为乡村具有城市不可替代的功能。当城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城乡会达到一定平衡,像欧洲那样,乡村可能比城市还舒适。最近有句话“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城市更向往”,反映了未来城市和乡村的关系。
               
  像我这样,当过农民,学习的是农业,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的是农业和乡村问题研究的人可能不多。但是农民的经历和乡村的生活实践,使我对乡村有着特殊的感情,并没有因为在乡村出太多的苦而嫌弃乡村,而是把乡村的印记镶嵌在了骨子里,把乡愁融进了血液中。因此,总想着为中国的乡村、中国的农民和农业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这可能就是我们这些人的社会责任和乡土情怀。这也是我这么多年坚持思考“三农”问题的原因之一。河北农大教授李保国,也是上世纪50年代的人,35年如一日扎根太行山区,为山区群众脱贫致富呕心沥血,奔波忙碌,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天,赢得了百姓的由衷爱戴。中央号召向他学习,中央电视台为他做节目,主持人采访我,问为什么李保国会有这种精神?我说,我们这代人都有这种精神,充满着社会责任感,有很强的事业心,都想为老百姓做点儿事情。我们学者没有权力、没有资金,甚至也没有李保国那样的实用技术。我们这些社会学者凭着一颗赤诚的心,努力在现实和实践中发现问题、寻找规律,为乡村发展、为农民的利益、为农业的健康发展提供我们的智力支持。作为学者,我是崇尚讲实话的。有人说,现在很多学者不敢讲实话,其实不是学者不敢讲实话,讲实话、反映真问题是学者的天性,但是有些学者实在是不知道哪些是实话。因此,要讲实话首先就要知道什么叫实话,所以,探讨事物自身规律,成了我们的追求。李保国就是这样,他是研究果树生长的,每天在山上和果树打交道,对果树生长规律了如指掌。他对当地果农说,听我的没错,不听我的就倒霉。他之所以敢说这种话,有这个底气,就是因为他掌握了规律。我们研究社会问题,研究三农问题也必须掌握规律,有这样的说实话的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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