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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01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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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的巨变与新忧
时间:2016-10-03 13:57:44  来源:城市化杂志  作者:张英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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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英洪:北京市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法学博士、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乡村建设专委会副主任

  2016年8月,我参加工作以来第一次休假,从京城回到湘西农村,在那块熟悉的土地上,陪伴着父母,与家人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品味着远离大都市、融入新农村的日常生活。十来天的时间虽然短暂,但我还是明显感受到了家乡的巨变,也发现了乡村面临的新忧。站在乡村熟悉的山头上,可谓四面青山归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

  生态环境恢复快,食品安全问题多。改革以来,生态环境曾遭到明显破坏,一座座山头被砍光了,一条条河水被污染了。村前的三都河竟然露出了河床,甚至出现了季节性断流。近些年来,随着大量中青年农村人口进城打工,家乡的生态环境开始快速恢复,山上重新长出了树木,披上了绿色。山间小路因行人稀少,杂草丛生。我在试图重走以前走过的一些山路时,发现繁茂的灌木杂草挡住了去路。鲁迅说过,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现在似乎也可以说,世上本有的路,因走的人少了,也便没有了路。人类活动的退缩,给大自然的万物生长留出了广阔的空间。由于敝村属于纯农区,尚无工业,空气质量比北京要好得多,基本上都是蓝天白云。沿家乡的三都河边走,发现有不少白色的野天鹅在自由地飞翔和降落。当我在呼吸优良空气的时候,却发现家乡的食品安全已成了大问题。在家务农的二姐告诉我说,现在都是懒人农业,没人像过去那样除草,村民普遍使用除草剂。至于使用农药、化肥、农膜等则更是稀松平常。村民养猪、养鸡、养鸭,普遍使用激素饲料。当地政府对300头以上的规模养殖户给予补贴支持,而不管其是激素饲料养殖还是生态养殖。在中央提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后,地方政府仍然局限于支持数量上的规模养殖,而对质量上的生态养殖却缺乏应有的认识和重视。二姐说,每年镇里发放水稻种子和油菜种子,村民到村干部那里免费领取,但不知是不是转基因种子,反正农民已经不能自己留种。由于平时我给二姐介绍过一些生态有机农业方面的知识和信息,二姐坚持自己家里吃的辣椒等蔬菜不打农药,并坚持不使用除草剂。我在与一些村民交流中,发现村民对什么是生态农业几乎没有什么概念,至于什么是转基因和非转基因,则普遍不清楚了。这次回到故乡休假,我最大的欣慰是鼻子能呼吸到新鲜安全的空气,但却难以保障嘴巴能吃到安全放心的食品。舌尖上的安全已经是农村最大的问题之一。因食品不安全造成村民患上各种疾病去世的越来越多。建设健康乡村已刻不容缓。

  放眼旧居换新颜,乡里难见少年郎。在农村,村民最大的理想似乎就是建新房。敝村以前的住房主要是木房子和土砖房。上个世纪80年代,在改革中率先富裕起来的村民开始建起了砖房子。当时建的砖房子全部为裸砖结构,墙体内外均不粉刷装饰。现在仍然可以见到几栋80年代的房子。近十几年来,村民普遍建起了新的楼房,一般是两层的楼房,也有三层的。在村里,如果没有树屋,就感到很没有面子。男子要娶媳妇,没建新房几乎是没有媒人找上门的。我到村里走一圈时,发现改革前的木房子和80年代的砖房子已经很少了,村民绝大多数都建起了新楼房。一个普遍的现象是,村里很洋气的新楼房,几乎都是村民外出打工挣钱回家修建的。而单纯依靠种阳春的农民,根本建不起新房子。我们常说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第一产业。但从事这个基础性产业的农民,却无法通过辛勤劳动富裕起来,这是我国农业现代化中的重大问题。要让农业成为有希望的产业,让从事农业的农民成为有尊严、有体面的职业,就必须要有重大的改革。我在家人的陪伴下在村庄里溜达时,很少见到中青年村民,许多新楼房门上一把锁,人去楼在,偶尔遇到一些老人,便随便聊上几句话。村里的中青年人基本上都外出打工去了,他们出钱出力新建的楼房也顾不上住几天。他们将新屋建成后,要么将它交给家里的老人看守,要么交给一把门锁看护。村民外出打工,挣了钱就是为了建房,而建了房,却不能正常居住生活,又行色匆匆地外出打工了。有人说“乡”的繁体字是有“郎”的,现在好了,简体字的“乡”里无“郎”了。这种不能实现农民市化的城镇化,既造成了严重的“城市病”,又造成了严重的“农村病”。

  公路修到家门口,遍地垃圾无人管。经过十年的新农村建设,村里的公路交通有了明显的改观。村前三都河上修建了一座桥,桥头的石碑上,雕刻有捐款人的姓名和金额。本人捐款的1000元也铭刻在上面。村里的水泥路通到了各个自然村,以前最偏远的小砣、半山上这两个自然村,也修通了水泥路。这给村民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我沿着村里的水泥路步行,先后到过小砣、半山上、太栗坳、蔡家、清河坪等自然村,遇到村民便随便交流问问村里的一些情况。村民家门口基本都通了水泥路,这样生产生活都比较方便。村里还建起了一些太阳能路灯,开通了自来水,洗衣机和冰箱能够正常使用。但糟糕的是,农村的垃圾却没有安排收集和处理,村民对于各种垃圾,要么随手扔,要么擅自丢在一堆,没有人专门处理,任其臭气熏天。我小时候,农村是没有垃圾概念的。所谓的垃圾,就是动物饲料和农家肥,可以循环利用。现在的农村垃圾,主要有三大类,一是厨房生活垃圾。以前厨房生活垃圾都成了动物的饲料,本质上没有什么垃圾可言。现在饲养动物普遍使用饲料,厨余垃圾产生了。二是农作物垃圾。以前农作物垃圾要么成为动物的食材,要么成为村民的燃料,要么成为有机肥回归自然。现在这些东西则无用武之地,便成为了垃圾。三是工业品垃圾。城市各种工业产品输入农村后,也将各种垃圾也带入了农村。药瓶、塑料制品等散布在乡村各地。前两种垃圾可以很好地处理后回归自然,唯有工业品垃圾的处理,是个棘手的大问题。目前,村里尚无垃圾处理的意识和应对之策,各种垃圾处于自生自灭状态。

  老人农业老人爱,精准扶贫精准难。网上有种说法,80后不愿种地,90后不会种地,00后不提种地。现在家乡的种地主力军,都是些五六十岁、七八十岁的老农民。在村里,我见到一些老年村民仍然对农业充满深情厚意,他们一天到晚都要干些农活才舒服。在敝村,至今既没有搞过任何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也没有成立任何农民专业合作社。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也不靠农业这个收成。留在农村的中老年村民,只有担负起种地的责任。对他们来说,除了种阳春,他们不会干别的。他们只有每天干些农活,才感到满足和心安理得。以前村里大都种植早稻和晚稻,现在则已经全部改种植中稻了。家乡从种植双季稻到单季稻,这是城镇化和农村人口老龄化倒逼的结果。不光是敝村,我一路走过,附近见到的村庄都只种植单季稻了。应该说,改革这么多年来,村里的物质生活条件有了明显改善,以前吃不饱饭的情况不复存在了。但因劳动力缺乏、年纪偏大、疾病等因素,村里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生活困难的人,贫困仍然是村庄的组成部分。一位我称呼为三伯娘的老人,70多岁了,老伴已去世几年,两个儿子都已分家,在外打工,她大儿子因病已经瘫痪,二儿子在怀化打工。她一个人居住在一栋破旧的木屋子里,没有电灯,也不用煤油灯,不用自来水,天黑就睡觉,用水就到井里去挑。她看到我回村后就来问我,说她住的房子快要倒塌了,政府能否帮她维修维修?我对她说,现在中央正在实施精准扶贫,你可以跟村干部反映情况。她说已经跟一位村干部说了,村干部回答她说:“你房子还没有倒,等倒了后再说。”这位三伯娘感叹说:“如果等房子倒塌了,我可能就被压死了。”联想到今年8月26日甘肃省康乐县景古镇阿姑山村村民杨改兰因贫困等原因将自己4个子女杀死后服农药自杀的悲剧,我们对农村基层干部能否真正落实中央精准扶贫的政策,的确不宜过于乐观。

  撤乡并村热情高,创新治理机制少。这次全县进行了大规模的撤乡并村,我老家所在的观音阁镇,已将隔壁的木溪乡并入其中;所在的山脚下村,已与对河的湖青村合并为莲花台村。一位村干部介绍说,原本将合并后的村叫莲花村,后发现全县还有一个莲花村,就加了一个台字,改成莲花台村了。这次大规模的撤乡并村,是湖南省的统一行动计划。记得1995年全省进行乡镇机构改革时,溆浦县当时撤了8个区公所,但相应地改名为8个办事处,照常运行;同时将50个乡镇撤并为43个乡镇。当时尚在县里工作的我认为改革不到位。后来我利用怀化地区撤地设市的机会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2000年第1期《怀化经济》上。我在文章中建议溆浦县撤销8个办事处,将43个乡镇合并为25个为宜。2009年11月,溆浦县撤销了8个办事处;2015年,溆浦县将43个乡镇刚好合并为25个。这与我的设想和建议完全吻合。我在休假中翻出当年发表的文章,补写了一个“作者按”后发布在网上。我在“作者按”中提出,今后溆浦至少应在如下三个重点方面发力:一是立足农业大县优势,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走生态农业之路;二是把握地理区位特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走城乡一体化之路;三是适应时代发展要求,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走民主法治之路。撤乡并村,只是机构的物理结构发生了变化,但基层政府的职能没有相应转变,乡村治理机制也缺乏改革创新。可以说,转变政府职能、创新乡村治理机制,远比大规模撤乡并村更具有社会进步意义。但问题是,我们更热衷于乡镇机构的撤并,而不是专注于体制机制的创新。在法治中国建设中,如何建设风清气正的乡村政治生态,是我们面临的重大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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