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当法国拍卖行的鎏金锤一次次敲碎民族尊严，我们是否意识到，国内推土机对文明的碾轧更触目惊心？从圆明园兽首的跨国追索，到徽州古村的无声湮灭，这场持续百年的文明保卫战，早已从外交博弈转向自我救赎。
一、资本杠杆：从拍卖槌到推土机的价值错位
1. 兽首闹剧的隐喻解构
2009年佳士得拍卖圆明园鼠首、兔首，华人藏家蔡铭超以3149万欧元竞得后拒付，最终皮诺家族2013年无偿归还中国。这场行为艺术揭示的荒诞逻辑在于：流失文物归国成本=西方定价权×民族情绪系数。更具反讽意味的是，国内“合法破坏”造成的文化资产流失远超海外劫掠——住建部通报的“重庆万州三峡明珠塔”斥资1630万元建而复拆，恰是“制度性短视”的典型切片。
2. 仿古GDP的逆向淘汰
据国家发改委《2023年城市更新财政绩效评估》，65%的历史街区改造采用“拆除重建”模式，其平均成本是“微改造”的4.3倍，但文化价值损耗率高达79%。当某中部省份30%文保资金被挪用于仿古街建设时（《中国文化遗产》2024年第3期），我们不得不承认：推土机对文明DNA的肢解，本质是“破坏-重建”产业链对公共财政的合法劫持。
二、制度解剖：保护主义的技术迷思与治理赤字
1. 数据泡沫下的抢救困局
住建部《传统村落保护五年评估（2018-2023）》显示：列入国家级名录的8155个村落中，完整保存明清格局的仅占37%，而“挂牌保护”的徽州古建筑仍有42%因空心化濒临坍塌（黄山市2023白皮书）。更值得警惕的是，福州三坊七巷“文化传承型商户”占比从2006年72%暴跌至2023年32%，租金年均19%涨幅正系统性驱逐文化基因（福州市文旅局数据）。
2. 技术赋能的制度假面
平遥古城“文物认养”制度虽撬动2.3亿元社会资本，但《文物保护法》第24条限制使社会力量无权改动建筑结构，最终演变为“资本赞助式景观维护”；洛阳应天门遗址的BIM+GIS监测将抢险响应时间从15天压缩至72小时，却因缺乏实时传感器网络，陷入“数字化档案柜”困境（《文化遗产保护技术蓝皮书2024》）。当技术沦为政策绩效的化妆术，制度创新便成为规避深层改革的障眼法。
三、制度重构：从问责上探到韧性治理
1. 刚性问责的破窗效应
扬州将历史街区控规执行纳入离任审计，2023年问责6名官员（含1名正厅级干部），推动限高合规率从67%跃至92%；苏州平江街区推行专家与开发商互盲的“双盲评审”机制，则通过阮仪三团队否决7个“明清民居酒店化”提案，验证了“技术官僚权威＞商业开发惯性”的可能性（《苏州古城保护创新模式白皮书》）。
2. 产权-技艺-数据的韧性三角
产权创新：泉州将世遗点修缮权与土地开发权捆绑，要求开发商承担半径500米内文物监护成本，倒逼“拆真建假”退出博弈选项；
技艺定价：持高级文物修复师证的剪瓷雕匠人日薪达1200元（世界银行贷款项目），而普通瓦匠仍困于300-450元区间，揭示“政策资金定向滴灌＞市场自发调节”的行业真相（《闽南传统建筑工匠生存状况调查2024》）；
数据确权：成都2.7万名“古建巡查志愿者”通过区块链积分兑换1%购房补贴，在降低64%火灾率的同时，构建起“公众参与-资产增值”的正向循环（成都市住建局2024年报告）。
【致原文作者】
蔡先生十六年前的疾呼，今日仍振聋发聩。当95后开始用区块链记录乡愁，当AR技术让消逝的牌坊在元宇宙重生，或许我们终于读懂：留住文明的根，不是给推土机套上绣花针，而是让每块城砖都长出数字年轮。这场保卫战，需要的不只是悲情，更需重构文明的“免疫系统”——毕竟，比兽首回家更紧迫的，是让家门口的牌坊不再孤独。
【原文】城市化要把根留住
刊发于《城市化》杂志2009年第5期
从法国佳士得拍卖圆明园的两个“兽首”，到法国博桑—勒费福尔拍卖一件从圆明园掠夺的乾隆年间的“玉玺”，国宝被拍卖一次又一次激起了中国人的愤怒。
“圆明园”这3个字早已成为中国近现代历史耻辱的符号，西方收藏家正是充分利用了多数国民陡增的爱国主义情绪，将与圆明园有关的“兽首”、“玉玺”炒上了天价。
“兽首”、“玉玺”的拍卖令中国人群情愤涌，是否表明我们的文物保护工作已做得万无一失？文物和历史不可复制，难以克隆，谴责西方文物强盗行径之外，我们扪心自问，珍惜文物，我们自己究竟做了多少？
如果说“兽首”、“玉玺”等的流失是因为满清王朝昏庸腐朽与愚昧堕落的话，那么，在快速推进的城市化进程中，文物继续肆无忌惮地遭到摧残，继续透过黑市交易大量流失，相比历史上流失海外的文物，这是否是我们更应该面对的现实呢？
当我们记住“兽首”、记住被烧毁的圆明园那段历史的同时，也请记住在文革的时候被砍掉的无数个佛祖头、记住在城市化进程中不断消失的古迹。
在功能城市至上的今天，人们往往忽略了对城市文化的保护，如今，在中国几乎每个城市都在形同地震后的重建新城，无数建筑古迹成了牺牲品。几乎天天都有文物古迹面临破坏：改革开放的前夜，徽州地区处处是完整古村落，三十年间却所剩无几基本消失了；浙江松阳县城东下马街原本一条古镇老街（建于1496年），如今被用于房地产开发，剩下一座“兄弟进士”、“父子贤科”牌坊，孤零零地被包围在重重高楼洋房之中。
在我国的城市规划与建设中，最典型的问题便是人们对城市定位的错误理解。例如，最近被拆除的重庆万州投资千余万元的烂尾工程“三峡明珠塔”和奉节的“华字塔”，以及传闻南京欲耗资15亿打造518米的“亚洲第一高楼”等一场场闹剧，表明有不少“有权人”对城市建设与城市规划还很无知，对环境资源的破坏与社会公共财富的浪费还很无情，更让老百姓感到很无奈。
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曾撰文指出，中国当前的城市文化建设存在城市形象低俗、城市记忆消失、城市面貌趋同、城市建设失调、城市环境恶化、城市管理错位、城市精神衰落、城市文化沉沦等八大问题。他指出，目前不少城市纷纷提出建立“国际化大都市”的目标，存在盲目攀比、不切实际的倾向，表现出对文化传统认知的肤浅和对城市发展前途的迷茫。
亡羊补牢，未为晚也。尽管我们的北京无法像巴黎那样得到完整保护，尽管我们的许多大中城市已经面目全非，但我们的祖先还留下成千上万个千年古城和古镇。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让我们共同保护我们古老的城市文明，留住我们的根！
（作者蔡义鸿系城市化网创始人、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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