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李津逵：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主任研究员
主讲人：

资中筠：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原所长，资深学者
    大家好！
    我最近这一段时间内想重新好好研究一下纳粹——国家社会主义的思想，它的起因和后果是怎么回事，因为它还有现实意义。现代法西斯主义是现代社会的，工业化以后的产物，跟过去皇朝专制有共同点，但是有区别的。

希特勒其人
    希特勒出生卑微，野心非常大，并不是完全不学无术，他从欧洲的历史里吸取了他所要吸取的经验教训。他经历过非常穷困潦倒的生活，很了解底层老百姓的需要，但决不认为自己是他们中间一分子。他认为自己是天生德意志民族的救世主。他攻于心计，擅于利用时机，不择手段，敢于冒险。他有非常高超的演讲能力，在群众中的煽动性很大，他最高的目标是复兴大统一的德国，深信日尔曼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种。【详细】

希特勒上台的经过
    在那些反对民主制度的人最喜欢举的例子，就是希特勒是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选上去的，这是误区。纳粹能得势，的确是靠前面讲的煽动，曾取得大批群众拥护，但是希特勒正式成为国家元首不是靠民主选举，而是在不断破坏民主制度的过程中，靠阴谋诡计一点点把权力夺过来的。【详细】

希特勒的纳粹统治
    一旦大权在握，希特勒做了些什么呢？首先是通过《纽伦堡法》，正式剥夺犹太人的公民权，以后对他们迫害逐步升级，直到种族灭绝，这是德国纳粹的“特色”。以下讲几点有普遍性的： 第一，焚书坑儒。把过去许多优秀作品，主要是犹太作者的，但也包括其他自由主义的、启蒙思想的书籍，都从图书馆以及人家中搜出来烧掉，敢不交的，一经查出就治罪；“坑儒”是就采取各种办法，清洗和改造整个知识分子队伍。他的“帝国宣传部”权力大无边，对出版、新闻严格管制，把本来存在的各种民间文化团体、行业协会等等全部由纳粹党掌控起来。【详细】

法西斯专政的特点
    我还想着重讲一下法西斯统治跟过去的皇权专制有不同的地方，那就就是政教合一，人身与精神控制高度结合。过去的皇帝不出思想，不兼做哲学家。康德对腓德烈大帝说你做你的皇帝，我做我的哲学家，二者互不干涉。即使在中国皇朝专制时代，钳制言论、兴文字狱，但是价值体系是由读书人来支撑的，是否符合圣人之教，解释权威在硕学大儒，不是当朝皇帝。【详细】

启蒙的意义
    领袖之所以成为神，靠的是有大众对他的膜拜，如果没有人拜他，他就不是神了。所以没有经过启蒙的民众很可能成为法西斯的土壤。一个民族，如果没有独立的人格发展，没有用自己的脑子思考判断是非的传统风气，就很容易跟风。特别是在对自己处境不满意，社会矛盾突出时，如果有人登高一呼，说我们的苦难都是由某人或某一类人造成的，跟着我打倒他，就可以得救，大家就很可能把他当做救世主，盲目追随，做出丧失理性的行为。跟风这个劣根性在每个人身上都可能有。【详细】

主持人李津逵：我们特别感谢资先生给我们讲的课，我们眼界开拓了很多，大家又重温到共产党式国际主义，而人类的这种人性本身其实有很多东西很容易就能够被另外一种邪恶的力量所操作，这些都会让我们有很多的联想，大家一定会非常会心当资先生讲到上句的时候，那段遥远的历史对我们来说原来是如此的不遥远，我们非常感谢秦教授在看到资先生题目的时候作为建筑学家他给我们准备了这样的PPT，我们在第二节开始的时候请秦教授给我们讲讲法西斯建筑。
秦佑国（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资先生是我们的老学长，我特别赞成她说的。我的祖父祖母大字不识，但他们会告诉你做人应该怎么样！我们这一代人最缺乏的就是道德观念，即使到今天光讲素质和能力是不够的，素质之外还要讲气质，能力之外要讲修养，能力修养和道德修养。我们国家这么多年旨在培养专业人士。启蒙其实在教育中间，最近我和学生们常讨论的是，当普通民众被盲目煽动起来后是十分恐怖的，也是让人很担心的。 资先生讲到法西斯和希特勒，我想从建筑史的角度谈谈法西斯的建筑风格。希特勒或者法西斯喜欢什么样的建筑？在形式上，意大利的法西斯建筑很注重对称的布局，强调有对称的轴线。它追求古典主义，这个古典主义并不像文艺复兴时期建筑那样明朗，显得非常冷漠。从风格上，法西斯的建筑是简化的古典形式，希特勒广场阅兵的建筑肃杀、冷漠、夸张。希特勒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建筑师，想建一个类似古代罗马的建筑，要容纳15万人的规模，他喜欢罗马，因为罗马是帝国。他的美术作品非常建筑化，他的水彩画连现在很多学建筑的人都画不过他。我们不去追究他年轻时绘画到底怎么样，他经常在夜晚把民工召集起来开会，探照灯照的光柱，是他要营造的气氛。

梁鸿（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教授）：首先我要表达对资先生的敬意，作为一位女性，如此优雅、敏锐，关注到当代紧迫的现实，是特别值得人敬佩的。我有两点启发：第一，用历史关照现实。历史的形成有一定的土壤，恰恰需要我们这一代去慢慢修理。之前我们总把希特勒看作历史的肿瘤，认为他是一个怪胎，可以割除，实际上将他放到那个时代就不难发现，希特勒有生长的土壤，有群众基础和心理基础，又有政治环境，还有那个时代德国的现实。我们的文革也不是群众突然迷信了、变傻了，它是在一种制度和环境下诞生的，是在一个领袖一个信仰下的必然产物。第二，一定要回规到常识。我们所谓的知识分子都在探讨历史的生成，但很多时候我们缺乏常识性的理解，而是在支言片语里想当然地进行判断。我们需要对历史的逻辑进行追究，而不是作为既成的概念。如果缺乏历史的经历，又没有一种溯源性，知识分子就很难保证有独立的思想，永远是在人云亦云。

张幼云（中国就业促进会副会长）：总体来说我是比较乐观的人，但是谈到现在中国下一步怎么办，我就不那么乐观了！您讲到法西斯和启蒙的重要性，如何进行启蒙？我觉得启蒙就是要扫除愚昧，从个人层面要扫除愚昧，从国家层面也要扫除愚昧。从您那里我能听到真正发自内心的忧国忧民的心声，我们如何真正推动这样的启蒙工作？正如你在香港说的，我们的教育再不改革，我们的民族都会退化！

王忠明（北京著名名家大讲堂发起人）：您内心想的问题如此深重！知识分子是敢于对权利说“不”的人，您就是其中一位。您谈到希特勒时，我就在想：我们人类是否已经智慧到能够完全避免希特勒的悲剧呢？还有多大的可能性能够永远跟希特勒告别呢？这种动乱的因素是永远尾随着我们人类行进的吗？这些问题让我们不断去反思，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去面向未来。

李迪华（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副院长）：我关注“启蒙”始于2005年，当时有一个特殊的环境，我必须同时面对来自全国各高校来的30—90位研究生，在与他们交流时，我遇到非常多的困难，慢慢地我发现我的学生们生活在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中，他们害怕失败，害怕说话，但没有人能说清楚为什么害怕。这种状态让他们没有办法健康思考，更不要说创新。从此我开始反思我们的教育，为了理解“启蒙”，我读了很多书。普世价值最早是德国人提出来的，我们一直在批判和抵制普世价值，觉得那种普世价值是生长在希特勒的土壤中，但正是靠普世价值，德国在二战后经济很快恢复。关于道德底线的普世价值已经成为社会的基本土壤，离开了宗教，他们的社会依然健康，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垮下来。这种思考，让我自己害怕，因为我有一个很沉重的发现，我们今天已经关上了所有通向文明的大门！可是我们还需要有未来。当然我又有更伟大的发现，历史从来就不是大多数人来决定的，历史是由少数人改变的。今天中国社会让我感觉自信的是，还有像您这样忧国忧民的人，还有来参加沙龙的学生代表！

宋俊岭（北京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这次的城市思想者沙龙是在芒福德的高度上来阐述历史，非常成功，我从中受到鼓舞。年初我写过一篇文章“理性城镇化从启蒙开始”，我认为启蒙是时代的主题，今天有诸多问题，其做法、观念、说法是违背常识的。启蒙说白了就是普及常识，当年美国也是这么问，第一次思想大崛起也有一个启蒙过程。红歌被打破，我们躲过一劫，您能把这个思想提到沙龙上来太好了！启蒙的任务就是普及常识，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在自己专业领域里普及各种实事求是的真理和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