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短暂,我想给自己留一点时间,把这些年来的实践经验总结出来,形成一种理论。”“找到这三四十年里,中国城镇化成就的来源,也是为世界贡献智慧。”“哪怕这本书里有一句话能让人觉得管用,对城镇化建设有所启示,那就够了。”这是著名学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囗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朱建江的肺腑之言。

  近日,朱建江在北京接受了本刊记者的采访。他曾从政三十余年,历任上海长宁区规划办主任、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统计局长、物价局长、发展改革委主任,崇明县副县长,嘉定区副区长等职,亲身经历了上海多地的城镇化。他所打造的多个规划方案也经受住了时间检验,在学界和政界传为美谈。

  而今,这位“学者型官员”已然完成了向一位学者的转变,潜心于构建中国自己的城镇化理论。

  一切都交给实践来检验

  在上海,提起上海虹桥商务区旁边的长宁区,人们会纷纷点赞。这片城区1/3是在农田上新建的,1/3是在旧棚户区和工业厂区上改建的,1/3是有机更新保留的,但迄今无论是形态、功能、配置等统统不落后。在上海人口激增的大背景下,这里交通通畅,环境优良,人口适度,生活便利,非常宜居。相比于绝大多数老城区拥挤、污染、不方便等,长宁区堪称典范。而这里正出自朱建江25年前的手笔。

  “我们上世纪90年代初做人口规划(1993-2020)时,将长宁区规划为70万人,到现在这里人口是69万多一点,可以说与规划非常契合。”朱建江说。

  在城市规划建设方面,朱建江有着丰富的理论实践经验。他的经验来自于实践,再经由实践上升为理论,更符合中国的实际,更加接地气。“城市怎么建,我有着比较多的经历,自己也干过,现在无非是把它理论化。”人口规划是城区规划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大难点,很多专家在这个领域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在他看来,城市范围内的某一个空间中,往往“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把这个空间解剖透彻了,在其他空间也可以借鉴,同样放在整个城市也有相通性,对城市规划可以这样研究。

  朱建江说:“当年我规划某个区域时,想的就是什么样的环境最适合人生活。于是我们就四处寻找样本,跑了好多个区,去了黄浦区,感觉太拥挤,又去卢湾区,后来还去了乡下……通过不断寻找、体验,终于找到了最适合人居住的样本空间。然后,我们就调查这个样本的配套、人口密度等,进行各种测算。选取几个这样的样本进行综合提炼,把人口确定下来之后,再把资源进行合理分配,特别是土地资源的分配。我们经过实际测算,看每平方公里的土地不能超过多少人,超过这个密度就不再宜居,资源平衡就会打破,环境就会被破坏。那么,这个数字是多少呢?我1993年编的长宁区总体规划就明确写出来了——1.8万人/k㎡。你可以说这是经验数字,但通过这个数字进行的规划,实际效果都非常好,也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长宁区就是其中的一个成功的案例。”

  “我想解剖自己工作二三十年的中心城市,看当时的规划是怎样考虑的,如何实现它。这里面有哪几个节点是最重要的。”朱建江说,“这里面包括我刚才讲的人口规划问题,还有产业功能区、居住高端功能区如何衔接等一系列问题。在生态、空间等方面,当时做得相对正确,特别是做好了用地结构规划。当时一直找不到现成的参数,来确定这个用地结构是否合理。在当时的规划中,我把土地分成了三个三分之一,其中有三分之一是用于配套的。有人问:‘你为什么做这么大的量?’但我坚持不让别人改,一个空间不能仅考虑居住,还必须做好道路、环境等。后来人们普遍认为这样划分是正确的,我也问过后来的区长,他也说这个城区发展的特点是特别均衡。”

  因为偏重于实践,朱建江的很多观点和学术界的一些专家不太一致。他说,在上世纪90年代初,他和同济大学的教授合作,在很多方面观点不一致,直到现在也和很多学界的专家看法不完全一致。“我感觉教学方面有一些问题,比如用地的结构问题,功能的定位问题,布局方式问题,你至今没有定论,但是我脑子里是有一个定论的。虽然我一开始脑子里也只是一个假设,但我在实践中不断证明它,我现在讲的理论,事实上都是经过校正过的、验证过的假设。”

  “理论是可以穿越时空的”

  2018年7月,由朱建江任主编的《城市学概论》刚刚出版。这是一部关于城市发展、规划、建设、管理的基本理论、基本规律、基本方法的学术专著。在内容上,该书着重研究城市的定位、规模、结构、活力、服务、运行;在环节上则主要研究城市的发展、规划、建设、管理。

 

  与大多数专家相比,朱建江更强调实践的作用。他认为,城市学是典型的跨界交叉的综合性学科。虽然在城市发展、规划、建设、管理这四个环节当中,城市发展和城市管理偏重于社会科学,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偏重于自然科学,但在实践中,并不存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明确边界,学科划分只是学术界深入研究和细化教学的需要。因此,应当将这四个环节的相关内容综合在一个框架下汇总分析,推理定义、构建理论,这样不但对城市学本身构建有意义,对相关实际部门、科研单位及读者来说也有耗时少、见效快,认知连贯等积极作用。

  他说:“关于城市,只讨论规划、建设和管理是不够的。因为这些东西都是‘空’的,建城市是目的,但发展是源头。发展、规划、建设、管理,这四个内容不是你中有我,而是互相重叠的。必须把发展讲清楚,比如从历史、优劣势等方面,发展什么、不发展什么、怎样发展都要讲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形成一个操作方案,这就是规划;针对这些操作方案形成项目,这就是建设;发展、规划、建设当中都有营运问题或管理问题。也就是说,要在发展过程中考虑管理,不是最后才考虑管理问题。”

  当下,“城市管理与治理的区别”之类话题比较时髦。在朱建江看来,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还是应该先搞明白城市的发展、规划和建设,如果搞不明白,管理问题就无法讨论。“这个世界是整体的,不是因为你的需要就能把它切成一块块,这样你能解释整个世界吗?这是一个核心问题,理论还是要还原于实践的。”他说。

 

  朱建江认为,还是应该多研究一些基本问题,这比凌空蹈虚更有意义。规划应该既要有前瞻性,也要与实践结合。现在,很多城市规划本子非常花哨,看起来也非常厚,但是一到实施过程中就会被改得面目全非。而且,每一任领导来了都要改。他说:“我负责编制的规划本子不厚,但是没人说这些规划不合理。现在二三十年过去了,不管领导怎么换,领导所想要的东西规划里面几乎都有,规划内容百分之八十以上都已经变成现实了。我一直有一个说法,作为一个战略规划,如果领导来了都想改,那么很可能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你根本没有做规划;另一个是:你做的规划的确是不符合现在的需求。而在我编制的规划是‘一张蓝图干到底’,这一点已经实现了。”

  在他看来,规划必须在进行当中与时间相契合。这需要规划师的远见、有严格的测算以及战略性的思考,需要符合建成过程当中的实践。“挑战一个规划师、战略师的,不是你现在有一个多么宏大的远见,而是你的远见能否付诸实践,并且不断被未来的各个时代所证实。就像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一百多年过去后依旧在验证他的预见。从这个角度而言,理论是可以穿越时空的。”

  工匠•官员•学者

  高度务实、坚韧不拔、胸怀宽广,朱建江的性格与他的成长经历密切相关。

  朱建江生于上世纪60年代初,籍贯是浙江省衢州市,父母亲均为教师,父亲在“文革”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打倒。朱建江只上了五年学,然后做了一名木匠,一做就是十年,也赚了很多钱。高考恢复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遇到几个工程师,老知识分子,一段时间接触后,他们说:“小朱师傅,你很聪明,应该去考大学!”他听后一惊:“我不行的,我只上了小学”

  在这几个老知识分子的劝导下,1979年,朱建江花了近一年的时间,周游全国3万里,开阔了眼界,回家后对父亲说:“我准备读书了。”当时,父亲已经平反,在大家帮助下,朱建江努力学习,终于考上了大学及研究生。工作后,勤勉努力,积极进取,历任上海长宁区规划办主任、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统计局长、物价局长、发改委主任,崇明县副县长,嘉定区副区长等职。因为长期在区县工作,他对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以及有关政策法规非常熟悉,亲身经历了上海多地的城镇化。他所做的多个规划方案也经受住了时间检验,期间他出版了《负债经营》等多本专著。他还曾任上海《法学研究生》杂志主编,上海经济系列高评委委员,获上海科技进步三等奖。2016年12月底,朱建江实现了人生中的又一次蜕变,转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所长,从一位“学者型”官员转变为一位学者。

  按照我国官员的任职规定,朱建江本来还可以继续在党政机关任职,但他已经决心投身做学术研究了。“人生短暂,我应该给自己留一点时间,把这些年积累的经验上升为理论,留给后人。”

  在朱建江的理论体系中,“尺度”是一个关键词。他说:“我主编的《城市学概论》一上来就明确,这本书只解决五万人以上的空间问题,五万人以下的空间会有其他书来解决。五万人以上空间运作的基本原理差不多,我在里面讲了很多实证性的内容。城区、郊区、县域等若干重大问题必须在一个固定范围内分析,空间不能打破。一旦打破空间、超出尺度,情况就会发生变化。比如,五万人以下3000人以上,就要划到小城镇里。再接下来的一个尺度,就是乡村问题了。”

  近年来,朱建江主要从事城市科学、区域发展、小城镇、美丽乡村、乡村旅游、城乡一体化、宏观经济和人口老龄化等研究。他也做了一系列关于县域发展、乡村振兴等课题,包括国务院、中央“两办”委托的多个课题,计划各推出一本关于小镇发展和乡村发展方面的专著。关于如今讨论很热的城市群问题,他说:“我认为研究城市群,本质上就是城镇体系问题。城市群无非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在各个尺度上如何进行功能协同,如何使其更为规范。目前国内的学者,在城镇体系方面一直没找到特别好的构建办法。一般来说,城镇体系如果构建得合理,那就是城市群了,要做好各个尺度之间的互相衔接,解决区域协同问题。”

  如今,朱建江一边吸取世界先进理论,一边致力于构建中国自己的城镇化理论。“我希望做一个城区案例,可以用于全国600多个区;一个县域案例,用于我国两千多个县;再做个小城镇案例,用于三万多个小城镇;然后做乡村问题,用于50多万个村。这样就可以从实践的角度,来构建我们中国自己的理论体系。无论别人怎么批判,哪怕看了这些书后觉得有一句话管用,也就够了。或许,有人看了某一句话能有所启发,然后经过自己的把握,形成自己的想法,开拓出自己的天地。”他说,“中国城镇化有三四十年了,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我们做研究的应该尽自己的努力,找到中国取得成就的来源,这也是为世界城镇化进程贡献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