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份，安庭在参加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主持的全国政协双周协商座谈会上，进行了关于“着力加强对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原生态生活方式保护”的发言。作为参与北京市政协工作10年的委员，同时作为一个老北京人，他对于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有独到的理解和感受。
他认为，在北京城，原住民的“生活形态”与“特色建筑”一样重要。那些老社区、老居民流传下来的家族家庭结构、工作方式、生活志趣、情感体验与价值认知，是装在名城名镇“特色建筑”里的灵魂。而保护好“北京城市之魂”，是无法与北京人的文化割舍开的。换句话说，北京人的历史文化气息旺不旺、火不火，是衡量社区或商业街区是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
原住民的“生活形态”与“特色建筑”一样重要
中国人的老话，“一方水土一方人”。安庭觉得这句话也可以倒过来读解:“一方人造就一方水土”。
北京的胡同、上海的弄堂、苏杭的小桥流水人家、古徽州的骑马墙、广州的大屋，都是这些城市之所以称其为名城的文化地标。但是，谁来特意关注胡同里还住着谁，弄堂里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小桥流水人家的生活是否便利，广州大屋的居民是否还会讲粤语？……
安庭说：名城名镇也有自己的乡愁。其中的历史文化往往是靠“特定的”居民一代代塑造流传下来的。这包括了他们家族家庭结构、工作方式、喜怒哀乐、生活志趣、情感体验与价值认知，也包括了对社区文化的理解与敬畏。“抬头不见低头见”“远亲不如近邻”等等，潜移默化地形成了他们的道德观念与生活态度，这都是装在名城名镇“特色建筑”硬件里的灵魂，是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不只是游客眼中的走马观花。在以往的保护过程中，我认为对这一点的关注度是不够的。
不能只有“阳春白雪”，到胡同深处调查“居民认知”
根据安庭所调研的北京现实情况，他建议：一定要统筹兼顾各方认知，特别是历史文化名城名镇本地的居民认知。
在各方认知中，过去常见的做法是：把重点放在了“专家认知”、“政府规划认知”、“开发商认知”、“建筑设计认知”等“阳春白雪”的层面。但是名城名城本地的“居民认知”，却很容易被轻视。以往的调查走访往往流于表面，无法走进居民生活的深处，进而不能把“居民认知”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
安庭对北京多个胡同深处的老居民做了专门的走访。初步了解了以下几种尴尬：
1、 胡同平房的居住面积往往很小，居住感受不好，感觉压抑。
2、生活设施虽然得到了改善（比如采暖的煤改电等等），但大部分人还得使用共同卫生间，洗澡、洗衣等还是不方便。
3、在胡同里的居民还在继续生活下去，主要是两种诉求在主导：
（1）孩子上学，离家近，而且属于传统优质的学区。
（2）居民年龄结构偏老，都是长年居住形成的生活习惯与情感寄托，不愿意离开 。
（3）很多居民，是没有条件另外购买住房或租住，无法搬离。
（4）很多外地居住在此的居民，是因为房租便宜（商业与居住），生活及经营成本低，才选择在此居住或开铺。
综上情况，历史名城社区里的居民，其实是跟大家一样，都想往更宽敞的居住条件，更便利的生活设施。却因为种种原因不得不继续在此居住，或多或少都有“心不甘情不愿”的情绪。其居住体验并不好。历史文化名镇的“居民认知”自然存在负面因素。
所以，坚持“问题导向”，安庭认为在对历史文化名城名镇的保护中，一定要充分考虑到“居民认知”中的负面因素。一点一滴，从切实改善其居住体验着手，让保护工作得到真实的依托与拥护，让当地老百姓成为第一受益者，在文化根基与现实需求之间找到平衡点。
避免强大资金成为双刃剑，寻找老居民的胡同印象
在安庭看来，强大的资金实力对历史文化名城名镇的保护事业是一把双刃剑：好的方面是能够为实施保护提供物质基础。但同时，强大的购买力也影响了原有的居民结构与生活形态，容易改变其历史文化原有的内涵。前两年就发生过为了非法挖掘北京四合院的地下室，而把北京德外大街给挖塌了的真实案例。虽然犯事者已被绳之以法，但带给我们的反思绝不应只是这个事件本身而已。
换句话说，我们容易忽视的是，现在这些老建筑里生活的，究竟还有多少老居民。他们的生活形态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对于历史文化的传承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当失去了这些老居民，失去了这些原生态的生活方式、民俗讲究、家长里短，我们的名城名镇又该怎样评估或重构自己的历史？这始终是事关“保护事业”，是否可持续发展的一道必答题。
可喜的是，现在我们的一些城市已经开始关注这类问题了。比如北京白塔寺街区，能够把已经搬走的老居民请回来，并给付一定的费用定期开会沟通，寻找老居民小时候的胡同印象与生活细节，以恢复街区真实的历史样貌。
安庭认为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因地制宜，并充分考虑“人”的因素。以人为线索，来感受北京城的风韵、遗存与魅力。在他回访的过程中，老街坊们的参与度与积极性都很高，相应的产出也很多，证明这个方式是可行的，有价值的。
健全法律法规保护原住民在部分城市或区域先行试点
今年5月的全国政协双周座谈会上，安庭专门就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如何“保护其中的原住民及其生活方式”提出两点建议：
1、补充完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相关“保护条例”。
目前国家有关“条例”中对于历史文化街区的解释是：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核定公布的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历史建筑集中成片、能够较完整和真实地体现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并具有一定规模的区域。
安庭认为，这个含义不够完整，应当补充一条内容，那就是拥有一定比例原住民真实居住生活的，并具有一定规模的区域。他说：“我们中国有的是能工巧匠，建筑好复制，但建筑里的文化生态很难复制，这才是名城名镇中真实的本土化内容，所以单纯依靠建筑规划来作为保护的依据，是远远不够的。”
为此，应尽快开展对相应社区“原住民”的入户调查，形成基线数据，为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提供科学依据。这些调查不同于人口普查，是专门为了摸清“原住民”基本情况的调查，调查内容包括人数、所占比例、年龄层次、工作状况、家庭状况、家族家谱等。
比如：当原住居民少于一定比例的时候，还能不能获得“历史文化名城名镇”的称号，我们得画个问号。
2、充分发挥网络议政的功能，设立专门渠道，向原住居民定向征集关于保护工作的意见建议，利用互联网工具充分互动，挖掘并整合相关数据，为保护工作提供参考。
安庭还在相关提案中，进一步建议：
——建议启动《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原生态居民保护》的有关法律、条例或标准的研究。至少能够拿出具体的指导意见，规定或约定“原生态居民”在历史文化名城名镇中所居的比例。可以对某个城市或区域先行试点。
——针对特大型一线城市的著名历史文化街区，探讨采取更为严厉和审慎的限购策略措施。同时，对于老居民采取更加优惠的补贴措施，把人留住。
——加强名城名镇文化在社区内部的广泛宣教，采取一切必要手段，让入住的新居民充分了解本社区的历史文化及邻里习俗，着力增强其文化自信心，尽早融入社区生活。
历史文化造就巨大“城市品牌”效益要作为千年大计统筹兼顾
安庭认为：历史文化名城名镇的“城市营销”与“品牌效应”，造就了其对地方乃至全国经济社会的拉动提升作用。我们应该看到的是，这种“品牌效应”，并不在当代、当时，而与经久岁月的文化积淀有着千丝万楼的联系。
比如，世界互联网大会选择在乌镇，是因为乌镇本来就是IT产业或互联网产业的中心吗？明清两代遗存的那些老旧的枕水人家，跟互联网产业会有直接关联吗？并不是。互联网线上再发达，人们还是要回归线下对历史文化的亲身感受，还是会选择浓郁的历史文化氛围形成自身独特的“文化IP”，以树立并传播自己的“城市品牌”。
这种现象是当代我国许多历史文化名城名镇的真实写照。以北京为例，由其城市创造的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其来源不仅仅是当代的科技创新、国际交往、政治及文化中心的发力，作为800年建都史的历史文化名城，胡同、会馆、商业街，烤鸭、豆汁、涮羊肉，布鞋、叫卖、戏园子等等……因袭了历史底蕴的个性民居与商业元素，与当代首都的发展元素遥相呼应、共同发力。街区、社区历史长河中的长久积累与当代科技文化元素相互叠加，成就了几何级增长的“化学反应”。历史文化造就的1块钱，带来的城市品牌效率可能就是10块钱、50块钱，甚至更高。
所以，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名镇的经济社会效益，绝不在一时一地，而是要放到更加宽广，甚至是作为千年大计来统筹兼顾。这是与中央提出的“五位一体”总体总局思想高度吻合的。
今年9月，通过深入实地走访调查，安庭又向北京市和全国政协建言：“如何通过我们的工作，在人脉上、人气上做好文章，让新老北京人在线下浓郁的历史文化气息中充分融合，让北京城的文化可感受、可弘扬、可复制、可扩散、可传承，细想起来，这里面几乎每一个方向都与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相关，是一件心情迫切，却又必须久久为功的事。”
安庭建议：在有条件的商业设施当中，把具有唯一性的北京文化，通过现代科技手段进行打造或再造，吸引线下的人脉、人气的快速归拢，形成可观的商业流量。这种流量将比网上动一次鼠标点击的流量，更加真实、更有质量、更具权重。让人们通过亲身感受真实的北京人，看到一个真实的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