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和深圳市综研软科学发展基金会发起主办的“2018综研基金·中国智库论坛暨综合开发研究院北京年会”于6月9日在京举行。深圳市综合开发研究院是全国25家国家级智库之一，今年北京年会的主题是“改革开放40年与粤港澳大湾区发展”。
本次高端学术论坛，旨在为内地、香港、澳门专家学者、业界代表搭建交流与对话平台，针对新时代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挑战与机遇等热点话题进行研讨，为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论坛回顾了改革开放40年广东珠三角与港澳互动发展、合作发展、协同发展的经验，展望新时代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前景及其在“一带一路”建设、创新驱动发展模式探索、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等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中的责任担当，探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基本策略和有效途径。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主持年会，他在作主题发言时建议:粤港澳大湾区能不能就叫中国大湾区。他表示，大湾区本身不是一个地方的事，是一个重大的国家战略。现在国外很多投行直接用中国GBA（Greater Bay Area）来表示粤港澳大湾区，因为用英文表达广东、香港、澳门大湾区（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有点长，为了通俗易懂也理应成为中国的大湾区。
今年大湾区即将公布规划，这确实是很重大的事情，它在五个方面有重要意义:
第一，港澳关系。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对港澳的政策，为港澳地区提供新的发展空间。
第二，有关城市化。中国14亿人口，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这么快速的一次大的城市化。随着城市化的深入、大城市群的发展，粤港澳大湾区也面临各种问题，特别是住房空间有限的问题等。
第三，进一步开放。中国面临进一步开放的问题，下一步怎么开放，自贸区、自贸港怎么搞等等。大湾区是两岸三地、三个制度、三种货币，怎么结合，怎样进一步开放，都非常重要。
第四，体制改革。中国改革开放40年，我们一直在征程上，40年是一个重要的节点，今后怎样改革，粤港澳大湾区具有重要意义。
第五，科技发展。中国的科技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要从以学习为主向自主研发为主。大湾区有香港的大学科研实力很强，有深圳现在中国高新科技产业发展的排头兵，有东莞、中山这些制造业的强市，这样一个区域组合起来，对中国的高新科技和产业的下一步发展都有意义。
所以今年我们的年会集中研究粤港澳大湾区的方方面面，这些问题跟中国现在面临的各方面问题息息相关。
改革开放40年，中国从1978年当时GDP的总量占世界总量11.8，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确实感觉到了国家稳步前进的步伐，看到了中国制造的全球影响力，体验着身边日新月异的变化，改革开放40年也改变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成为一段洪钟大鼎的中国故事。
2007年在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陈鼎华同志的倡导下，由中石化、中石油、中海油、宝钢集团、华侨城、广核集团、招商银行等8家单位捐赠，依托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为平台，共同发起成立了以软科学命名的公益性基金会。基金会依托综合开发研究院这一平台，共同资助公共政策研究以及成果出版，基金会将继续助力国家软科学的发展，为提升中国国家软实力贡献力量。
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港澳与内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远大目标，对国家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力。希望本次论坛能够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建设提出充分的意见和建议，为促进粤港澳地区深化合作提供理论支撑。
从城市化的角度，把大湾区规划为大都市圈，是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这一年来的研究重点。
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近期即将公布，应明确发展成为一个世界级的都市圈、城市群。其中通勤就是最重要的标准，应当推动空港、高铁、城轨、地铁的有机衔接。粤港澳大湾区人口预计将达1.2亿，空运资源的开放、机场之间的关联和衔接需要畅通，不应该是一个一个马铃薯似的城市，而应是通勤非常高效、很方便的城市群，要按照大都市圈的角度去规划。现在主要的轨道都是行政区划，高铁和城轨之间的连通非常不够。珠三角铁路的密度是全国最高的，但是连通可能是很差的，没有连通，效率就非常有限。
要减少粤港澳地区的流动限制，促进要素的双向流动。比如港澳居民在内地的同等待遇问题，香港、澳门的朋友到深圳开微信、使用微信支付都不方便。类似的问题还涉及就业、社保、医疗、保障等方面。
要建立粤港澳大湾区自由贸易区联盟，促成港澳和广东省三个自贸区的全面对接。
大湾区本身不是一个地方的事，是一个重大的国家的战略。现在国外很多投行直接用中国GBA（Greater Bay Area）来表示粤港澳大湾区，因为用英文表达广东、香港、澳门大湾区（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有点长，为了通俗易懂，建议就叫中国的大湾区。整个大湾区要有高层的协调机制，制度的协同非常重要，否则光靠地方很多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十多年前，我和综合开发研究院作了两个项目，一个是深港共建国际大都会，一个是广东和香港怎么做一个世界级的都会区。
国家层面马上就要出台大湾区的发展规划，昨天我在广州出席了一个促进珠三角联通的项目封顶仪式，一家民营企业投资50亿，在广州东部做了一个枢纽中心，底下有9根轨道，其中两条高铁轨道，有两条城铁轨道，到东莞、到深圳的城铁，还有若干地铁轨道。这是自下而上的项目,不要政府一分钱。而且请的是日本的设计，因为日本最擅长搞这种大规模的TOD。民营企业能够汇集形成这样一个大规模交通枢纽，所以我说广东真是了不起！
我和综研院也曾建议在前海搞类似的交通中心，这个项目连续三年进了总理的工作报告，但是至今没做成。现在有可能重新捡起来，因为深港的西部未来需要大规模的综合运输系统。
突破中等收入限制，要转型，要升级，就是要有这样的巨型的项目。它涉及到民生，能够促使更多的要素在内部流通、跨城市流通、跨境流通，真正把城市群、世界级的都会区立起来，没有这样的项目就没有世界级的都会区。粤港澳要做成世界级的一流的都会区、一流的大湾区，我们还有很大的空间要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具有拥海、抱湾、合群等基本特征。湾区跟一般的沿海区域最大区别是:沿海的岸线是一维的海岸线；湾区是在有限的空间内聚集了更多的港口、城市、园区、产业和人口,为人口、产业和城镇的聚集提供了独特的环境；湾区沿岸融合打造布局了一批城市群，相互之间的聚合力强、经济联系密切。
湾区经济有五大基本特征：拥有强大的产业集群带;拥有的经济核心区，一般呈现多圈、多核、叠合、共生的经济布局的形态；三是完善的经济交通的网络，都市联运程度已达到较高水平;四是荟萃科研教育机构和创新型国际化的领军人才；五是腹地的大小决定了湾区发展的后劲和潜力大小，这个腹地不光是空间上，更取决于湾区在经济联系上对其他地区的辐射和带动。
粤港澳大湾区在改革开放、全球要素配置、多元包容发展等方面，对“一带一路”合作要起样板展示和引领作用。一国两制、三种语言、三个关税经济体，这种独特、多元化、灵活多样的体制机制优势，在世界都不多见。如果这个优势不整合好，就变成了松散、分割，反而成了劣势。要素的高效配置、自由流动，是湾区经济竞争力的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粤港澳不同的发展模式、不同发展的体制机制，形成了一个互补的错位发展的产业体系。在这方面如何体现多元和包容，不光事关一国两制的生命力和制度的优越性，而且对于中国“走出去”与“一带一路”合作,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
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出台以后，更关键的还是在于一步一步的制定分阶段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相信它必定会对中国国内区域经济发挥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
粤港澳地区的城市空气质量在国内来说相对较好，但与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十年之内难以追上。2017年大湾区11城市PM2.5年均值，最好的是香港每立方米22微克、澳门26、深圳28。深圳要降到20以下，三年之内难度很大。11城市2017年垃圾2588万吨，是生态环境中最大的难点。
大湾区水资源十分丰富，“9+2”城市有1万多条河流，其中153条黑臭水体,香港的55条河流无一条黑臭水体；整个海岸线1500多公里，有7个湾，都是局部劣IV类，越靠近岸边水质污染越严重,夏季高温时水体发臭。日本东京湾，基本上是一类海水和二类海水。
大湾区要坚持“蓝天行动”，在治理目标、措施、力度、执法上突出“协同”二字；在管理机构、统一措施上，需顶层设计，尽快采取减排措施、改善能源结构，进行整体的环境承载力研究，使空气质量、近岸水质等达到或接近三个世界级湾区水平。
受污染的河流是包袱还是资源？韩国首尔1960年代发展工业的时候，汉江沿岸都是垃圾、工棚，到1958年加上盖了，上面跑着车，2003年把盖子拆掉，恢复河流生态。这个例子最适合广州、深圳等城市。如果把河流治理好，就是景观、资源，而不是包袱。
深圳过去12年间，经济人口增长污染物是下降的。经济总量和人口的持续增长，与主要污染物排放下降是可以实现的。
如何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粤港澳大湾区？这个湾区一是人多，二是发展还不够，因此有更大的发展潜力。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应该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引导区域发展，构造一个更好的区域发展格局。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合作的中国特色到底是什么？应该是在中央政府统筹布局下的区域合作，它服务于国家新时期现代化战略总布局和安排，要注意协调发展、共享发展，带动大湾区之外的地区实现共同发展；要建设一个和谐而又有活力，相互竞逐而又能实现社会团结的地区，而不是说相互抢人才、抢这个抢那个；要使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统筹考虑。
建设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大湾区不仅仅是经济总规模多么大、人均收入有多高，最核心的就在于你在产业链条上到底处于什么地位，能不能在关键环节上处于主导地位。要围绕中国现代化所需要的关键技术和高端制造业展开合作，还要把中国制度和文化因素融入现代化过程中,要考虑人的因素，以和合精神，地区之间真诚地合作。要为发展中国，特别是人口密集地区持续高质量发展提供可参考的路径。
粤港澳大湾区要跟国际先进的规则接轨。特别是香港自由贸易港的建设是国际高标准的，有很多成功之处。尽管深圳的GDP规模现在已经超过香港，但是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远不及香港，我们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所以通过开放，更多的要倒逼国内的改革。我觉得练好内功是首要任务，重心是做好九个地区、九个模块之间的协同发展，不要把重点放在用我们的体制机制去整合这个“2”，我觉得那恰恰是一种倒退，是一种开历史倒车。我认为是未来的工作重点，应该是借力，当然也给港澳创造了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因此可以实现协同发展。
国内体制机制的优势在于政府的规划引领是卓有成效的，但是如果予以本位主义，往往会滋生重复建设，形成一个个马铃薯似的城市，互相之间不能产生协同效应，因此规划引领是必不可少的。
要进一步挖掘创新对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推动作用。深圳的科研机构、大学等跟香港、北京、上海没法比，但是它有体制机制的优势。所以，不仅仅是区内，区外全国范围内的资源整合，乃至全球范围内开放性的科技创新平台的合作至关重要。
要采取科技创新和金融创新双轮驱动，推动大湾区的生产要素有机整合、自由流动。大湾区的金融合作，要作出一个样板，未来空间是巨大的。建立和完善一种多元化、多层次的金融服务体系，满足于企业的多元化的、多样性的融资需求，满足老百姓多样化的金融消费和投资需求，这是一个核心命题。
粤港澳大湾区具备了担当中国全球科技创新中心角色的初始条件，广东的创新平台和产业配套腹地、深圳的应用产业创新能力、香港众多高校优质的科研水平、健全的产权保护体系等，形成良好的优势互补。
创新是非常复杂的，如果仅仅靠国家规划、大量投钱能解决的，像芯片问题，中国早就解决了。创新有个死亡之谷，从大学到企业规模化生产应用,中间有沟壑。关键是要形成协同、开放的创新生态系统,而这通常很难：如果让一个单位主导，其他单位都不愿合作;如果没有单位主导，就没有责任主体。
要修补制造业创新链，包括最新的基础研究、概念验证、实验室试制、原型制造、生产条件能力培育以及生产效率，六个环节中间断层比较大，要通过粤港澳的实践，把这个链条弥补好。
要改善中小企业创新的“生态位”，培养中小企业自主发展的环境生态。一些颠覆性的创新往往源自中小企业，有些大企业反而会阻碍技术进步。
京津冀、粤港澳和长三角都争当世界的创新中心，但会有分工，粤港澳大湾区可能更偏向于产业链条最后的制造端。对技术人员、工程师的培养很关键，要抛开所有大学生都去写论文、做实验的观念，强调工程师精神，解决工科院校理科化现象。
借鉴日本“母工厂”概念，建议把粤港澳大湾区建成制造与工厂集聚区。通过创新在母工厂把技术磨合好，再沿“一带一路”复制到世界各地。
粤港澳大湾区对标纽约、旧金山和东京湾区，要在“一国两制”下，实现高水平的产业协同合作，让生产要素和生活要素能够做到便捷、快速、有序的流动，通过一种经济上的整合把“9+2”变成一体化的产业群和共同生活的家园。
要做到真正意义上一体化的共同生活圈，涉及很多政策、福利的跨境协调。比如从深圳去香港、澳门，跨过一条小河，手机就变成国际漫游了。国际漫游费涉及到两边不同电信公司的利益，想取消必须协调很多具体问题。
还有重大基础设施的共建共享共用。比如大湾区每个城市垃圾处理都是难题，珠江口有很多离岛，行政上属珠海市管辖，如果大湾区能够共同选一个无人的离岛，在上面建大型的垃圾焚化发电设施，各个城市都把垃圾运到岛上统一处理。大湾区能否不局限于一城一地来思考包括垃圾处理、机场、港口等在内的重大基建的布局的问题？
大湾区需要智慧地利用好“两制”的优势，科技创新也要做到“两制”优势叠加，既享受香港自由港的优势，包括低税制、人才进出自由等,同时又能承接深圳的高科技产业基础，直接和珠三角的制造业对接，把湾区真正变成世界一流的核心区。
推动粤港澳湾区城市群合作，一个重要课题就是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三个不同关税区的人流、物流、资金流，如何能够达到自由流动，是必须打通的关节。比如湾区城市使用三种不同货币,是否还要不停的兑换？澳门有澳门通、香港有八达通、广州有羊城通，能否把这些卡合在一起叫湾区通或粤港澳通？一卡就可通行，避免了很多兑换。
港珠澳大桥马上就要通了，创造了粤港澳合作的新方式：筹建初期，粤港澳三方成立了一个叫三地联合工作委员会，负责制定一系列的政策规划；到执行层面，三方共同组建港珠澳大桥管理局，负责大桥的管理；大桥现在公布的投资是1200亿，三地按比例出资、分段建设；三方共同组建股份有限公司负责大桥通车之后的客运……
这种三地共同组建管理局、共同出资、共同营运的合作方式，值得推广。如香港澳门缺水，购买的是广东省的水。三地能否共同成立一个叫粤港澳供水集团，共同出资、共同管理？供电、垃圾处理也类似。如果公司化运作，我们把三地委变成董事会，管理局变成主管部门，共同出资，最后营运，医疗、安老，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
现在香港和广东有一个粤港合作联席会议，澳门和广东也有粤澳合作联席会议，但是一年只开一次会，远远不够。必须在国家高层的主导下成立一个三地合作的部门，不断地处理日常的问题，打通粤港澳合作的关节和障碍。
粤港澳大湾区是落地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依托,是落地东盟10+1自贸区发展的重要桥头堡,是实现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要载体。广东的出口占全国三分之一左右，深圳是全国创新模范城市，创新强度现在达到了4.1%，全国最高，一般欧洲国家的创新平均强度是2.4%，广东是2.6%。粤港澳大湾区的产学研联系得比较紧密。
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应该统筹领导，做好顶层设计。建议能够成立高层领导挂帅的领导小组，有效整合各方资源。
大湾区“9+2”城市应因地制宜，发挥核心竞争力。我们可以有多元中心，但要做好中心与外围的关系。广州、深圳、香港和澳门四大中心城市，应加强外溢作用。四个区域应发挥各自的竞争优势：香港在国际金融、服务贸易、咨询方面，全球名列前茅，需要继续发挥优势；广州是文化中心，交通枢纽，商贸中心；深圳是科技跟创新中心；澳门珠海可以发挥旅游业；佛山、中山、江门、东莞、惠州可以向高端制造业发展。
三是培育高端制造业的产业集群。广州的汽车产业、东莞的电池，深圳的无人机等，各有特色，每个地区都应发挥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四是打破有形、无形的贸易壁垒、提升市场化水平，实现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充分自由流动。
40年前，随着蛇口的开山炮响，中国告别了封闭状态，拥抱了世界经济。珠三角从海防前线，变成中国最发达的地区，深圳也从小渔村变成中国的一线城市，GDP超过香港，同时成为中国制造业的高新区和产业基地。
40年后，中国经济又进入一个新阶段，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改革开放新的里程，它应运而生，承担了很多责任和义务。
粤港澳大湾区势在必行，不仅仅事关本地区的发展，也是国家的一个重要战略，是中国经济在新的阶段中用更高层次的开放拥抱世界、拥抱国际化。
20年前，深圳引进外资主要是制鞋厂、制衣厂、箱包厂、玩具厂，1980年代深圳最高技术企业是中华自行车厂。40年后深圳变成一个创新的城市，深圳的经验告诉我们，它的创新不仅仅再是技术的创新，是制度的创新。大湾区的核心也应该是制度的创新，比如港珠澳大桥就是“一国两制”前提下制度创新的一个实践。大湾区不仅要作为一个经济成功的故事展现在国人面前，还应该作为体制创新、捍卫全球化的故事展现在世界面前，这是大湾区的战略意义。它是世界含义上的故事，这是中国在更宽豁的胸怀、更高层次的拥抱全球化。
港澳自由贸易港，按照习近平主席在海南建省30周年讲话中，他说自由港是最高的开放层次，如果珠三角和港澳相结合，这是在体现最高层次的开放，这是在拥抱世界。特别是现在世界正处在全球化和去全球化的纠结之中，中国以更高层次的开放来拥抱世界，这就是世界意义，这就是大湾区给我们传递的信息。
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代表：大湾区改革发展瞄准的是世界一流的城市群，我们在资源双向流动过程当中，怎样更合理地推动人的流动？比如内地跟港澳的人员流动，涉及到户口问题、体制问题、机制问题，粤港澳大湾区里面的双向流动，会不会提上议事日程？
侯永志：大湾区毕竟是中国版图的一部分，这个区域首先是开放的区域，除了对世界开放，更重要的希望是对全体中国人开放。这里面就涉及到公共服务制度的设计问题，比如在大湾区上社保，要考虑到人员自由往来流动的问题。我理解这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只从一个点上来看。包括农民进城，一定要跟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的增长相适应，如果不相适应，就可能会出现印度孟买那样的贫民窟。大湾区城市群里，至少贫民窟现象不要出现，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大的课题。
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学者：怎样促使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侯永志：这是谈怎么联合创新的问题，现在各地都面临这样的问题，尤其是在跨区域创新方面。京津冀协同发展里有一个专门制定的文件，来推动京津冀协同创新的问题。协同创新我们喊了很多年，就是怎样把创新资源更好的统筹使用。
由市场来配置人才、资源，是一个方面，我觉得现在这个阶段还需要政府去推动，在资源的统筹利用方面，形成重大创新发展，可能还是需要政府去推动。事实已经证明，现在很多的重大创新，如果只有企业，企业往往是不愿意去做的。
我们要分析国家现代化战略的需要，分析现有的区域的能力，再把现有能力的分析和国家的需要相结合，从政府层面锁定一些重大的领域，然后通过专项来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现实的路径是：通过一些重大技术创新的项目来统领资源的创新，政府提供一定的支持。就像我们搞两弹一星，搞航天的一些工程，我们要从这里面学习很多经验。
中国新能源电力投融资联盟代表：参考日本、美国经验，如果煤电比例降不到50%以下的话，空气质量的改善基本不可能。粤港澳大湾区在未来还要引领中国长周期多方面的改革，在能源结构转型方面，诸位有没有一些想法或者规划？
刘忠朴：首先从深圳来说，深圳的能源结构在全国是最优的，清洁能源、新能源占比80%以上，深圳现在只有一座电厂是用煤的，一年大体300万吨，其他7个电厂都煤改气了。第二，广东省能源结构中，煤炭使用量越来越低，这都有规划。在新能源使用上力度较大，比如深圳的公交全部都是电动。核电、风电、太阳能等在广东省和长三角所占比重，和京津冀比，都是比较高的，所以在能源结构上会越来越接近三个世界级湾区的结构。
新华社瞭望智库研究员：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过程中，深圳的定位是什么？每个地方都在讨论要素流通，人、财、物，打破区域制度等等，这些问题每个城市都需要解决，深圳要怎么做？
刘忠朴：深圳的定位，一直在探讨，最终还要看国家规划的定位怎么表述。人们对某个区县某个城市的定位，可能与实际发展是不相符的。这个湾区谁是龙头，最终要看实力、看发展、看影响力，不是规划定了广州如何、深圳如何、香港如何，而是现实发展如何就是如何。
整个大湾区“9+2”，这40年靠什么发展？市场的作用、竞争的魅力。深圳作为科技产业创新，更应该注意发挥市场的价值，市场规律的作用，所以深圳要尊重市场规律，尊重创新规律，尊重竞争规律。所以未来我认为要保持生命力，深圳应该走这个方向。最近这段时间，在大湾区上，各个方面从政府的角度去审视，去提思路。政府方面是要有所作为的，但我个人认为，政府在大湾区的发展中必须要有边界，哪些是政府可为、必须为的，哪些是不能过界的，政府要尊重市场规律，要发挥市场主体作用，我想这个方面更应该关注研究。
曹远征：过去我管过深圳，但是我当时根本想不到深圳是今天这个样子，任何规划要有前瞻性，并不代表现实，特别要尊重市场规律、尊重竞争规律。大湾区最后融合发展的形态，我们现在难以想象。洛杉矶地区88个城市连在一起，叫做大洛杉矶地区，伦敦、东京、纽约都是这样，很难说哪个城市占了主导地位。我想象的大湾区是一个联合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