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市规划委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飞披露，北京行政副中心规划已基本确定。到2017年，市属行政单位整体或部分迁入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远期将带动约40万人疏解至通州。依照北京“一主、一副、两轴、多点”的城镇空间布局，顺义、亦庄、大兴、昌平、房山、怀柔、密云等10个新城及北京新机场地区等3个城镇组团，负责承接中心城区人口和功能的疏解，计划在2020年以以业控人的模式疏解15%的人口。但一些城市规划业界人士并不认同这样的疏解逻辑。（12月6日澎湃新闻网）
　　
　　疏解部分城市功能、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就业人口到郊区甚至距离较远的远郊、卫星城，减轻中心城区的功能、人口和环境承载负担——这样的疏解逻辑要想变得现实可行，需要具备的前提是：被抽空的原有空间，不响应新增功能、人口。而这恰恰是很难实现的。
　　
　　实际上，不光北京、上海，国内的其他一线城市、省会城市，中心城区的功能和人口向边缘乃至异地迁移，这个过程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但原有空间会迅速配置新的功能，这种配置往往遵循了市场化运作的原则，配置效率高于此前，因而创造的经济价值也更高，聚集的人口更多。这就是大城市对外不断转移功能和人口，中心城区的人口和环境承载负担相反越来越大的原因。
　　
　　被迁出中心城区的功能、人口、单位，特别是非企业总部的公司机构，需要在迁入地重建运营框架和供应链。最佳的方式是，按照某一类产业、行业的供应链条，完整迁徙到一个迁入地。但这种最佳方式只能停留在纸面，当代产业细分和融合趋势下，不同产业、企业的供应链条复杂交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很难做到按照批量数量的企业供应链条进行切分。因而依照行政指令迁徙的公司机构，将不得不在全新的迁入地重建自己的运营框架和供应链，为之将付出较高的转型磨合成本。
　　
　　更大的难题在于，以北京建设若干个“新城”和“城镇组团”为例，这些“新城”已经经过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规划建设，形成了自行一套的城镇体系，如果要吸纳承接新的功能和人口，只能在现有的“新城”城区、产业园区周边另行建设。这对于被迁出中心城区的人口和机构而言，无疑意味着相关的公共服务和管理配套要下降至少两个层次（从服务和管理水准最高的中心城区迁入“新城”，降低一等，而在“新城”又被安置在新建区域，很可能会面临服务和管理缺失的困境）。
　　
　　综上所述，以降低北京中心城区的功能、人口和环境承载负担为目标的空间布局，分别面临迁出空间重新集聚更多功能和人口、被迁出公司机构重建供应链、被选为“新城”的迁入地现有空间容纳能力等至少三方面困难或挑战。这些困难或挑战将对冲疏散调整的作用，并降低相关单位和人口响应迁出的意愿，可能造成疏散调整流于形式（例如被迁出人口仍将选择返回原有城区居住，通过公共交通、城际交通通勤，将而今北京中心城区的交通拥堵和公共交通运营压力扩散到城区与郊区之间的更大范围）。
　　
　　当然，从乐观的角度来看，上述困难或挑战并非找不到破解解决的思路和法子。要有效增强迁出人口、机构的响应意愿，就需要由政府及“新城”、“城镇组团”的开发单位在迁入地新区，加紧公共管理和服务的布局，建设和供给标准不低于中心城区，并在疏散迁徙过程中对相关的城际交通线路实行优惠票价，降低相关人口、机构迁出的适应成本、磨合成本。与之同时，疏散迁移要尽可能的调动国内国际的知名互联网企业、互联网创新创业公司参与，鼓励这些企业围绕实体经济各行业、公共管理和服务领域开展商业模式、服务方式的创新，推动北京中心城区和“新城”、“城镇组团”建设优质轻型的产业新布局，减轻环境承载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