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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强:民生才是硬道理,公正也是生产力
时间:2011-01-06 10:3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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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发改委副主任徐强

  从今年开始,按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今年年初人代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对放开中小城市的户籍准入,解决以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和新生代为重点的户籍制度改革的相关情况。目前我国常住人口城市化率达到了46.6%,今天看到白皮书上的户籍人口城市化率是33%多一点,户籍的城市化率远远低于常住人口的城市化率。以重庆为例,我们目前的户籍人口城市化率比常住人口城市化率低26个百分点,按重庆人口计算是要相差600、700万人,刚好是去年年末统计的重庆在外打工的815万人,有400万在重庆市以外打工,其中有400万在重庆市范围内打工,这部分农民工群体是游离在城乡之间的半城市化人群。

  为什么要从关注民生的角度推进城镇化?重庆市委在刚刚结束的三届八次全会上明确提出当前重要的十大民生问题,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是目前已经在城市稳定就业、稳定生活的农民工户口问题。通过我们的调查研究发现,在区县打工三年以上的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除了生活没有稳定外,在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上也有很大的缺陷。目前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养老保险,企业只缴纳12%的养老保险;如果城镇职工在同一个企业,同一个岗位,养老保险就是20%;两者差了8个百分点;另外是医疗保障上面也少7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城乡之间的身份差异,直接导致在企业打工的农民工和城镇职工的社会福利差了十几个百分点。我们用一个比较痛苦的事来说,即使出了车祸,农民工和市民的赔偿损失也有很大的差异。这样我们认为解决城市化问题过程中,我们从社会发展的情况上讲是推进城镇化、工业化,从执政党,从政府的角度上讲是真正的解决民生问题。

  重庆在7月份推出了重庆市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户口簿不光是身份的确定,更重要的是我们从1958年以后,很多的社会福利制度是和户口关联在一起的,如果不解决好与户籍配套的社会保障制度,就无法实现真正的社会公平。我们重庆在户籍制度改革的过程中始终坚持这样几个核心理念。

  第一是以人为本,我们把解决农民工问题作为民生事项来关注,并设计了相关的政策,我们出台了“1+3”政策体系,包括一个意见,三个配套文件,涉及户口迁移,土地处置和社会保障三个方面,现在我们正陆续完善更多配套文件。

  第二是自愿有偿,真正将选择权交给农民。社会公平,我们认为不是结果的公平,而是一种机会的平等。农民工进城务工以后,他是不是转为市民,是自愿的。

  第三是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重庆探索了一个保障农民合法权利的机制。我们一直说农民承包地的经营权、宅基地的使用权是农民的合法性权利,但是没有文件说明这些财产怎么赔偿。我们建立了农村资源退出的补偿机制,从更大意义上保障农民的利益。归纳起来,重庆让符合条件的农民工进城,让农民带着尊严,让农民没有顾虑,让农民带着财富进城,享受城市和政府应给他们的福利待遇。

  我们在工作中有个“三分”思路。第一是分阶段实施,今明两年要解决300多万的存量农民工和新生代,到2020年重庆就可以新增1千万城市居民。第二是分群体实施,一类是农民工与新生代占了90%左右,240多万人,包括在城市打工五年以上、区县城打工三年的农民工,还包括农村籍的学生和退役士兵。另一类是遗留问题,农民失去土地但没有转“非”的问题,包括农村集中供养的五保户。第三是分区域布局,我们也担心城市人口过度集中,所以设置了三级城镇准入体系,重庆有1000平方公里1千万人的主城区,还有六个区域性中心城市和近百个中心城市,包括县城和大的乡镇,我们通过制度设计,让这些人口在各级城镇体系分布合理。通过这些措施,我们想在2020年的时候重庆市的城市人口占全市人口70%以上,现在我们的城市人口是900多万,到时候是1900万到2000万,是70%的城市化水平。

  为此,我们制定了三方面的政策。第一是允许农民保留宅基地,愿意退出来就自愿退。转户的居民有三项保留,保留与土地相关的退地前各种权利,第二是由于林地的确权办证结束,农民可以保留林地使用权,今年年底之前对农房和承包地的颁证也全面结束。第三是保留原户籍地的计划生育的政策五年时间,这也是允许农民居民享受的权利。五项纳入,我们设定了一个对农民就业、医疗、社保、住房、读书这样一系列的配套政策,解决进城农民工的同等待遇问题。

  在这里给大家报告一个数据,我们从今年7月28日部署之后,8月15日全市全面启动户籍改革,到昨天下午(12月19日)共转了114万多人,分布在三级城镇体系的结构是2、3、5,主城区落户的大概占20%,区县落户的占30%,在乡镇落户的占50%。从年龄结构上看,女的18岁到55岁的、男的18岁到60岁的共占了60%,以农民工和新生代为主体,这些政策从目前的效果看,都得到了全面落实,我们认为现在的结果也符合改革预期的制度设计。

  第二个情况是重庆对农民的补偿问题打造了一个地票,达到城镇反哺农村,我们说的建立土地退出补偿机制的时候,就把土地的地票收入退给农民,农民退出土地可以获得相应的补偿,这都是农民自愿选择,政府开价,农民接受就退,不接受就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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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的经验给大家提供了很多新鲜的思考。总的来说有这样有三条:第一,我们理解的城市是什么。城市的发展是工业发展的必然现象,城市是工业的聚集地,因此就业是第一位的,以就业为导向创造城市,这是重庆经验最核心的。

  第二、中国发展过程中工业化跟不上城市化,这中间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半城市化,那就是农民工的问题,农民工在城市工作但没有城市身份,从而造成收入的差距和歧视,解决这个问题势在必行,而重庆的户籍制度改革恰恰创造了这么一个经验,如何把农民的身份市民化的过程。刚才徐主任说重庆114万人在短短三个月中转换成了市民,看来农民还是有强烈的愿望转成市民,过去我们还曾经担心农会不会不愿转成市民民。

  第三、重庆经验很重要的一条在城市化过程中间,在中国这个地方,尤其是重庆3200万人口,是中国的典型,一方面是比较大的城市,第二方面是川东地区既是最富的,又是最贫困的区域,重庆人多地少,城市化压力最大,各级政府都一样,中国的城市发展要靠财政,过去政府通过卖地来推进城市化,但现在好像走不下去了,重庆创造的地票是使各方利益同时得到满足。这种是能兼顾各方面的利益,同时又能把矛盾减少到最少的办法。这样一种交易方式其实是开辟了最佳利用土地的新的方式,这是重庆经验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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