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李迪华，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副院长、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副教授，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委员、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生态建设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城市生态规划专业委员会委员、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风景园林专家委员会成员；《Landscape Architecture Frontiers》副主编。

　　贵州毕节4名儿童服农药死亡事件连日来持续发酵。随着报道的不断深入，各方对于这一事件的讨论从指责地方政府对家庭贫穷的留守儿童救助制度不力，逐渐深入到对我国城乡二元结构、户籍制度以及家庭教育方式等的反思。毕节留守儿童事件反映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怎样的深层次问题？带着这个疑问，《城市化》记者走进了李迪华位于北京大学未名湖畔备斋的办公室。窗外不时地传来叽叽喳喳的鸟叫声，李迪华一边热情地为记者倒茶，一边说：“昨天天气很清爽，鸟叫也清脆。今天突然闷热，连鸟叫都变得闷了。”或许这也预示着我们即将开始的这一话题的沉重。

　　留守儿童是影响中国社会文明状态的现实问题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李迪华一直关注留守儿童，至今已10年有余。这期间，他总是利用各种机会呼吁更多的人关注这件事。“人微言轻吧，感觉效果不尽人意。”对于不断曝出的关于留守儿童的各种事件，李迪华颇感无奈地说。

　　“留守儿童，仅这四个字就让人感觉怪怪的。因为他们还在自己的家，家还在，父母却长期不在，由于各种原因，家处于一种分离的状态。”这样一种状态让李迪华认为“过去中国30多年的城市化，是骨肉分离的城市化”。

　　他给记者列举了一组数据加以说明：综合各种数据，不一定准确，中国有四大人群粗略反映了一个关于“留守”的基本事实，第一类是超过6000万留守儿童；第二类是超过5000万留守妇女；第三类是5000万左右留守老人；第四类是介于留守和非留守儿童之间的随迁儿童，他们随父母长期定居于打工的城市，但只能上所谓的私立学校甚至非正规学校，这部分儿童大概在3000万左右。“留守儿童和随迁儿童加起来将近1亿！”这个数据在李迪华看来，不仅惊人，更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今天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蒙昧的时代，而是有着丰富人类文明成果的时代，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我们知晓自己能够做什么、应该做什么和如何做。”

　　就这一社会问题的严重性，李迪华从儿童生理学和心理学的角度阐释说：“对于一个人来说，6岁之前是与父母建立良好亲子关系的关键时期。世界各国的收养法一般都规定，收养行为要在6周岁之前完成（中国规定是‘不满14周岁’，应该有文化背景和国情因素存在），因为6岁之后孩子就会建立长久记忆，孩子与父母的感情如果在这之前未能建立起来，以后就很困难。另外一个关键年龄在12岁左右，如果一个孩子在12岁之前没有得到足够关爱或者受到不公正待遇，长大后会很容易有交流障碍，常常会伴随心理问题、人格问题或者精神卫生问题。他们在遇到人生困难或者波折的时候，由于不能正常宣泄心理压抑或者表达内心诉求，会更加倾向于用极端的方式去解决问题。所谓极端方式，就是不伤害自己就伤害别人。”

　　他以自己近年来尤为关注的校园犯罪事件为例，“从公开的信息看，这里面相当一部分人在儿童时期遭遇父母离异、严重家庭暴力、亲子间缺乏交流等问题，这说明家庭问题处理不当可能会对孩子产生非常深的心理创伤，并慢慢积累成为人格或者精神卫生问题。”

　　“中国大陆现有13.6亿人口，10年、20年后，可能潜伏着数千万有交流障碍的人，虽然说心理和精神卫生问题原因非常复杂，但谁也无法预知未来，我们应该从现在开始重视这个问题，这么严峻的问题与其目前受到关注的程度相比，后者太微不足道了！”

　　继而，他认为：“今天无论我们怎样重视留守儿童问题都不为过！留守儿童问题是一个将会影响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方式与成效，以及未来中国社会文明状态的急迫现实问题，现在不重视，未来将付出更大的社会代价。拥有这样的问题意识，问题才会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并最终得到解决，因为整个中国社会都在变得愈加开放。”

　　毕节事件暴露转型期中国面临的严峻社会问题

　　在毕节留守儿童事件曝出的不到一周内，社会各界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讨论范围也越来越广泛。李迪华说，这是因为，毕节事件暴露的绝不仅仅是留守儿童问题，它暴露出的是中国社会转型时期面临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如国家义务失守、父母对子女监护不力以及落后的文化观念、国家治理观念和社会治理观念等。

　　过去几年中，留守儿童遭遇的各类悲剧不胜枚举，令人不忍卒闻。“关于留守儿童的犯罪问题，以及留守儿童之间相互侵害问题，很多事件都很极端。”李迪华说：“我只想问，为什么每次事件新闻报道后，就再没有下文了？”

　　“就毕节这个个案，很容易看到，出门打工赚钱盖一栋体面的房子比孩子健康成长和教育更加重要，这样的观念根深蒂固；在计划生育是压倒一切重要基层工作的时代，一个长期存在严重家庭暴力的家庭，竟然生了4个孩子，而且家庭不顾、社会无暇管理。落后的文化观念与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缺失问题合流，就是毕节和其他留守儿童悲剧的深层次原因。”

　　那么，到底谁该肩负起对留守儿童的责任呢？对于记者的这一追问，李迪华不假思索地回答：“当然是政府！”对于网友普遍认为父母更应该担负儿童监管的责任，李迪华认为这是不完全正确的：“我们在观念上一定要转变过来，国家才是未成年人的第一监护人！对于那些无能力或者未能承担未成年人监护责任的父母，应依法剥夺他们的监护权。各级基层政府，包括城市，一定要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尤其是民政部门。对未成年人伤害事件不仅发生在乡村，还发生在城市。”

　　毕节事件发生后的第四天，相关责任人受到处理，尽管有人对处理这些人表示同情，认为他们是代人受过，但在李迪华看来，这是中国社会发出的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是一面镜子。“我们不应该止于处理当地失职领导。当地司法部门一定要追究这4个孩子父母涉嫌遗弃罪的刑事责任，因为还有很多人不知道遗弃孩子是违法的。”

　　李迪华说：“再也没有比这个事件更能够唤起家庭和中国社会尤其是国家改变对未成年人抚育观念的了。只有当国家建立起儿童监护制度，只有当所有人都意识到，如果不能尽到对未成年人的监护与抚养义务，父母或者监护人将会被剥夺相应的权利，这个时候，毫无疑问，国家应该承担监护人的义务，毕节悲剧才可能不会再次发生！”

　　“此外，在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今天，毕节留守儿童事件还应该引起我们关于伦理方面的讨论。比如，如何看待‘家’的问题，如何看待‘ 人’的问题。”李迪华说：“我们承认，‘家’是最基本的社会功能单元，但不能因此忽视‘人’的社会属性。今天的‘人’，其社会属性是超越家庭的！那么，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如何体现？我认为，只有承认个人的社会属性和个人的独立性的时候，才可能存在人与人之间纯粹的感情。然而，现实情况和我们想象的恰恰相反，我们家庭中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关系是模糊不清的。”

　　他举例说，近年来有人不遗余力地重新鼓吹孝道，企图用“孝道”来解决日益迫切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和养老问题，这是在误导社会，是与社会文明进步的方向格格不入的。最近李克强总理和教育主管部门一直在强调和倡导年轻人创业，这是对的，只有年轻人的力量充分得到发挥，社会才有活力和创造力。可是，想象一下，年轻人在背负着各种家庭重担的情况下，他可能甩开膀子去创业吗？社会应该为所有年轻人创造公平发展机会，关键一条就是要把他们从家庭的藩篱中解脱出来！

　　李迪华表示，中国社会的一种现实状况是，一些家庭条件不是太好的年轻人，沉重的家庭义务令他们惶恐不安，另一端条件较好的家庭又在用优越的物质条件操控着孩子。我们在观念上一定要让人们知道，今天“人”首先是独立的社会个体，即社会的人，然后才是家庭的人，只有当我们这样去理解“人”的时候，才能够出现家庭成员之间不是建立在财富和道德约束基础之上的纯粹感情。对于未成年人来说，国家是他们的第一监护人，成年后他们是这个国家的公民。事实上，国家早已经这样做了，如9年制义务教育制度已经顺利实施多年，就是国家在履行这样的义务。向前走一步，承担起失去监护的未成人的抚养义务。将是国家制度建设上的巨大进步！

　　反思政策失误带来的城乡教育问题

　　据报道，毕节当地村民反映，1个月前，4个孩子因为没有生活费辍学在家。由此，农村教育蜕化、辍学问题浮出水面。

　　然而，在李迪华看来，“毕节留守儿童之殇，更需要我们反思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些政策问题。”

　　他说，改革开放以来，在“以经济建设为重心”的政策指导下，政府财政对教育的投入力度太弱，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投入太少，一直在强调没钱，但钱花到哪里去了呢？景观大道、超大尺度的广场、超标准的基础设施、豪华政府办公大楼、超出实际使用需要的文化与体育场馆等，似乎有花不完的钱，改善办学条件建校舍和提高教师待遇却总是没有钱。我们不是没有钱，而是没有把钱用在该用的地方。即便这样，有限的财政教育资源还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旗帜下花在了少数重点学校上，制造出新的社会不公。本该作为辅助的“教育产业化”政策的实施，又使得部分地区教育部门的工作重心甚至偏向于有利可图的“产业教育”，制造出更多的社会不公。这造成今天中国城乡的状态是：一边是城里孩子呼喊着“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为各种补习班奔命，家长为此不惜重金；另一边是农村孩子因为学校撤并、教育投入不足，上学难、成本高，中西部地区辍学现象频繁见诸媒体。

　　因他向记者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2011年初冬，一位研究生因调查来到校园里的建筑工地，一间简易房里住着一家三口，一位60多岁的老人和儿子儿媳挤住在一起，他们来自甘肃省一个贫困县。问他们为什么这样，爷爷说，为了让孩子上私立学校。学生很纳闷，现在都是义务教育，孩子为什么要上私立学校呢？原来国家实行义务教育后，地方政府没钱投入学校，因此鼓励私立学校发展。由于民办学校可以收费，教师待遇更好，把公办学校老师都给吸引走了，结果这样一个偏远的贫困县，家长们被迫倾全家之力送孩子上私立学校。

　　“这反映出过去这段时间，人为制造的财政资源分配与使用不当问题、教育资源配置不公平问题，以及国家未能真正重视未成年人的问题。今天中国国力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程度，国家已经有足够的财力物力履行‘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义务了，这其中首当其冲就是教育，因为教育是最大和最基础的公益与公共事务，从国家来说不分城乡与中东西部，从城市来说不分区域，给所有的孩子创造得到关爱和公平成长的机会应该是国家不遗余力的工作目标。”李迪华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