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启动之年。这一年，中国经济告别高速增长时代，进入新常态。5月8日，由深圳市综研软科学发展基金会、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主办，以“十三五规划与中国经济长期发展”为主题，以“五年规划编制与‘十三五’规划前瞻”和“展望：中国经济长期发展”为议题的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2015北京年会在京召开。

　　此次年会系统分析了五年规划编制的经验与教训，从如何使“十三五”规划与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相契合、世界经济的多边性与复杂性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等新视角，在理论层面做出了梳理与探讨，以期为国家和各级政府五年规划的编制与完善提供参考，使“十三五”规划能有所创新、更为科学，从而更好地发挥规划在宏观调控、战略引导以及区域协调等方面的作用。

　　“十二五”期间，中国与瑞士、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展开合作，共建自由贸易区；上海、天津、福建、广东等地也先后建立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区”已成为中外经济合作的支点，成为备受各方关注的热点。在此背景下，“十三五”规划的编制理所当然要考虑到自由贸易区的发展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指出，自由贸易区的发展是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变化密切相关的，“中国启动上海自贸区的直接原因就是应付TPP（即：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的挑战”。李扬表示，中国希望在建立全球市场化体系的过程中贯彻“自由贸易”原则，而这也成为当下国内所有改革的一个共同方向。中美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把中国推到世界舞台的中央”，一旦两国达成协议，国际经济环境将与国内各项改革遥相呼应，共同塑造国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和全球的和平经济体系。李扬说，过去中国对经济全球化抱着“接受”、“参与”的态度，而在“十三五”时期，中国将成为“全球经济体系的建设者”、“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者”，将“站在聚光灯下去建造这个体系”。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祝宝良对李扬的观点表示认同，他从“‘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与动力”的视角出发，指出国际体系与大国关系是影响“十三五”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之一。祝宝良分析，要想在下个五年进一步提高经济增长潜力，就要从六个方面解决问题：一要全面深化改革，二要开放人才红利，三要加强研发科技投入，四要重视包容性发展，五要加强对外开放，六要发展低碳经济。祝宝良指出，“十三五”期间，中国想要得到的是国际市场、资源能源、技术，金融主导力以及全球规则制定权，而要达成这些目标，就要从以上六方面出发制定“十三五”规划的战略政策。

　　不同于前两位演讲专家对内外部环境相结合的重视，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丁元竹更关注“十三五”时期国内的社会建设。他以“双重压力下的‘十三五’社会发展规划”为题，指出“十三五”时期中国面临两大基本事实：劳动力供给继续减少、老龄化人口继续增加。这样的双重压力对“十三五”规划中社会保障体系的设计提出了新要求。丁元竹说，要完善、改革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有三个问题值得“十三五”规划去研究：一，老龄产业必须发展，但如何成为经济增长点？二，教育体制必须改革，如何找到与经济发展的结合点？三，新技术必须应用，被替代传统行业如何顺利退出？丁元竹希望，“十三五”完成的时候，国内整个社会保障制度的框架能够建立起来，同时建立与公共服务体系相配套的人力资源配置，培养理性、平和、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以适应经济新常态的要求。

　　编制规划的目的是为整个经济体系制定基调，过于激进或保守都可能导致规划失控，使其无法有效发挥作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鄢一龙“从历史经验看‘十三五’规划的新定位”，详细阐述了规划预期与现实可能性之间的关系该怎样处理，“十三五”规划与市场、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该怎样处理等问题。鄢一龙分析，发展规划在宏观调控中具有导向功能，具体表现在规划对公共资源配置的刚性约束、对关系公共利益的社会资源配置的有效引导、对社会资源的信号引导三个层面。以此为基础，鄢一龙建议，将“十三五”规划的内容分为预测性、导向性、约束性三个方面，以更好地体现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规划导向功能。

　　好的规划可以使资源得到有效配置，开发地方发展潜力，释放地区活力与动力。综合开发研究院金融与现代产业研究中心副主任刘国宏以深圳“七五”规划为例，总结了综合开发研究院过去规划制定中的成果和经验，提出了“十三五”规划编制应当探讨的几大问题：第一，产业规划的政府越位问题；第二，空间规划的政府缺位问题；第三，地方规划之间的博弈问题；第四，地方官员任期制度问题。刘国宏指出，根据深圳“七五”规划的启示，“十三五”规划应重点思考和解决规划边界、规划重点、配套体制三个方面的问题。

　　“十三五”时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讨论与思考“十三五”规划的编制可以使规划减少失误、经济发展少走弯路，以使“十三五”规划经得起时间的检验。那么“十三五”的五年该怎样与之后的十年、二十年衔接，如何在现有基础上深化改革、调整结构、缓解矛盾、化解风险，从而确保中国经济与社会的长期、稳定、可持续发展？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探讨了“从人口红利到人力资源红利”的改变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胡鞍钢指出，经过60多年的发展，中国已经完成了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转变，人力资源正迈上新台阶；到2020年，中国将基本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现代化；到2030年，中国将成为全面现代化的先导与引领，全面建成世界级的人力资源强国、人才强国，“人力资源兴则中国兴”。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刘迎秋同样认同人力资源红利对中国经济的支撑作用。刘迎秋分析，人口红利、收入差距、技术进步，国内体制与国际经济因素都将促使中国经济保持较高增长率，在了解潜在经济增长率后，中国应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尽早将区域经济多样化提上议事日程。刘迎秋指出，对于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发展，要坚持劳动力和个人生产资源的自由流动；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三个“没有变”（即坚持国有企业改革方向没有变、坚持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的方针没有变、坚持对外开放和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要根据不同形势、不同特点、不同要求，分期做好该做的事；要慎重对待第三产业；要突出发挥政府对于市场的补充作用。

　　对于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展望，原商务部研究院院长霍建国则从内外部环境角度做出了不同解读。霍建国分析，未来五年，中国经济将逐步回归稳定增长期，区域经济一体化将加速发展，全球市场的开放程度将加快，新一轮产业革命也将使得人们的生活方式、产能模式和商业模式发生改变，外部环境相对宽松。对于国内环境，霍建国认为，“十三五”期间应重点关注两个方面：第一，要加快形成国内公平、公开、透明的法制营商环境；第二，要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霍建国说，“‘十三五’要在国内的公平竞争环境和开放上尽快向前推进”。

　　在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诸多因素中，生态环境的作用在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综合开发研究院理事、主任研究员龙隆通过对长江经济带发展纲要规划的解读，进一步分析了全国各地水资源分布和水质带给城市的影响，指出中国经济应“转型与改变发展形态”。龙隆表示，中国经济要发展，社会生态、产业生态、自然生态三者要实现和谐统一。谈及生态文明该怎样建设才能与经济长期发展相匹配时，龙隆说，“建立水生态还有很多专业工作要做，而且要用到国家力量，靠地方政府做不到，因为这是跨流域的”，我们要建立“以生态为基底的发展制度”，没有健康生态便谈不上经济的长期发展。

　　年会上，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发表了会前引言，中国体改研究会副会长、综合开发研究院副理事长李罗力则做了全面而富有激情的会议总结。年会还邀请到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北京师范大学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贺力平、对外经贸大学副校长赵忠秀为主持嘉宾主持了会议不同环节。

　　作为专业度与精彩度兼备的一次业内高规格年度会议，本次年会也得到了第一财经、新浪财经、光明网等媒体的支持与关注。正如李罗力在会议总结时所说，各位专家精彩的演讲、深刻的阐述，使每一位参会者都受益良多，互动环节的交流更使论坛丰富多彩，这次年会“用‘思想的盛宴’来形容也不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