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千万外来务工群体在为深圳的发展注入活力的同时，也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深圳市总工会主持的一项“深圳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显示：深圳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数没有务农经历，一年也难得回一趟农村，渴望城市生活，对未来充满信心。农村回不去，城市又难以融入，不少外来务工群体都存在身份认同危机。（《南方都市报》7月6日）

　　新生代农民工指的是80后、90后外来务工者。这一代的农民工，与他们的父辈有着极为明显的区别。他们更加熟悉和适应城市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氛围，但“平一年也难得回一趟农村，超过8成的人无务农经历”，相比他们的父辈，他们实际上从精神到物质，都已经远离了农村。然而不变的是，无论他们多么像一个城市人，与父辈一样，他们依然有着一重“农民工”的身份。

　　可以说，新生代农民工是幸运的。依靠父辈的勤勉与坚韧，他们得以摆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在城市中获得生存之所，接受更好的教育，享受相对而言更优质的生活。但他们同时又是不幸的，因为他们逐渐失去了选择的权利和能力。在城市生活得越久，他们就越难以离开城市，而城市似乎又未能善意地接纳他们。父辈年纪大了之后，可以叶落归根、告老还乡，安然地享受农村生活，他们则不行。所谓“农村回不去，城市又难以融入”，折射的就是这样一种进退失据的身份认同危机。

　　小到一个家庭、一个单位，大到一个城市、一个国家，找到自己的身份认同感，获得个体的社会定位和存在价值，与所生活的环境发生有机的联系，是每个人最起码的精神需求。不难想象，一个没有身份认同感、如原子般生活于城市中的“农民工”，时时都会有一种被抛弃、被排斥的感受。从这个意义上说，身份认同感其实是个体尊严的最基本的要素。而对新生代农民工来说，这种身份认同感，不仅仅指向的是精神层面，更指向了他们的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

　　比如说，新生代农民工的子女也渐渐长大，他们在城市中受教育，但每到中考、高考，他们依然要如“候鸟”般回到原籍参加考试。比如说，由于公共资源有限，许多城市出台的各种社会福利政策往往内外有别，作为外来人口的他们无法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再比如说，为了缓解人口膨胀，个别特大型城市甚至出台政策，从就业等方面对外来人口进行公然的歧视。

　　事实上，诸如北上广深等大城市，根本离不开外来务工人员，但又不愿意给予其身份认同，说到底就是为了尽享人口红利，廉价使用劳动力。“身份”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一张“户籍证明”，更是包括教育、医疗、就业等一系列的公共服务，这意味着更多的财政投入、更多的公共品供给以及更全面的权益保障。凡些种种都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危机，来源于制度不公。

　　新生代农民工要想获得身份认同，离不开个人的努力。尽管城乡二元结构依旧，但社会已经越来越包容和多元化，知识可以改变命运，创业可以改变命运，任何努力和奋斗，都可能改变命运。因此不必总是抱怨社会不公，在失意与迷惘中沉沦，而应用双手去创造属于自己的人生和价值。但更重要的，也正如报告中建议，解除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危机，首先是一种政府责任。目前新生代农民工正在向产业工人阶级转变，他们已经具备从农民向市民进行身份转换的一切条件，政府有责任通过产业制度、福利制度、就业保障制度的安排，切实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在工作和生活中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