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网讯 在日前举办的天和智库46期学术沙龙上，城市化委员会专家委员、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发表了主题演讲，认为我国对外开放亟待转型升级，并特别就中国的资本投资和外流情况进行了集中的阐述。

　　周天勇表示，统计去年中国对外的直接投资是1029亿美元，但是实际上数据要比这个大，为什么大呢？就是通过地下钱庄、边境携带以及两边顶帐等等这种方式走的，控制不住。外流资金有一部分它是进了统计，比如说商务部，还有人民银行外管的渠道，它属于直接投资。但是有一部分它没有进，这是一。再一个就是外汇购买国外的一些债券。但是这个意义上的走出去可以说是非常低层次的一个走出去。另外，我们对外开放，过去从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它整个开放主要是实物商品走出去，像利用劳动力便宜制造出来便宜的产品，销向全世界。后来是国外的厂家在我们国家建厂再卖出去，像苹果手机，等等都有这种特征。这是我们的走出去和引进来。

　　这种情况持续了很多年。它第一是以劳动便宜为基础特征。另外，技术不占优势，我们都是学习、模仿或者引进来的技术。组织形式上走出去的是民营小企业，另外，风险很大。比如说市场风险、法律风险以及国家的社会动荡、政权这些风险都非常大，我们损失也不少，有很多典型的案例，比如说有些油矿、水电站，等等。另外，对外直接投资的效率也很低。我们国家的走出去，你像去年我们对外直接投资出去了1029亿，从这个商务部的统计，但是我们走出去的里边64%是服务业的投资。服务业的投资是什么呢？比如超市、加油站、餐馆这些。可以说我们目前还谈不上那种真的大的制造业走了出去。

　　第二个，就是这些出去的，其国民收入回流不像其他国家项目的投资，在我们国家生产的国民生产总值，但是这些收入却流向了投资国。我们的很多投资是很多民营企业投了以后，移民到国外，或者有亲属在国外，开餐馆、超市、加油站赚的钱是不回流的，包括一些矿的收入并没有回流中国。可以说我们投资很大，但是国民收入没有回流。

　　第三，就是国有企业投资，主要体现为效率低，不计成本。还可能腐败也比较严重，有的高价买人家的装备，高价并购人家的资产等等，这是一个国有企业走出去的较大的风险。

　　第四，人民币资本市场等等不能相互配合，协调性比较差。还有就是恶性竞争。我们不但私营企业之间在国外恶性竞争，国有企业之间也恶性竞争。比如说南车的合并，就是因为南车和北车两家在外边互相竞争，最后我们没办法把它合起来了。实际上核电走出去也存在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恶性竞争是我们国家走出去和不同于有一些国家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

　　周天勇指出，金融危机以后，我们走出去，其实是国内的资金大规模的外流。

　　另外，我们这几年的国内资金外流，不光是去直接投资一个企业，一个项目，它可能投资于房地产。在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日本、韩国、新西兰，到处可以看到中国的一些到处关于房地产的投资。这种投资在国民收入中是不回流中国的。

　　周天勇认为，我们在十八大前，包括重庆的这种唱红、打黑，以及过去我们的一些公检法、先抓人、后抽查，完了再以抽逃注册资金这些罪名罚没一些企业家资产。另外经常在舆论上高调宣扬的不搞私有化，无产阶级专政、还有路线斗争。每一次这种舆论的炒作，对促使民营企业家移民和资产的外流是非常严重的。因为他觉得在这个国家资产和财产会不安全，有一年统计，比如说浙江24%多的移民，有一些一定规模以上的企业家，百分之多少的还在准备移民，移产业、移资金，这个外流也是非常大的。

　　周天勇说，在经济下行的这几年，就是一个国家的储蓄和投资的外流，这个阶段如果量大的话，它肯定会影响经济，他到法国去买地了，不在你中国买地了。他到国外去投资了，不在你国内投资，他到国外去消费，不在你国内消费，而且这个时期恰好是2010年、2011年、2012年等这几年，资金走出去了，人也走出去了，这是移民走出去，这是我们中国走出去的一个非常大的特征。而发达国家到我国的直接投资，它一般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发达国家对我们的加工业、制造业方面投资，比如说我们现在组装厂、手机厂、电视，过去的汽车、电冰箱这些。但是我们走出去走到哪里了呢？走到人家的服务业，就刚才我说的加油站、超市，还有这个餐馆。我们直接投资走到房地产，我们还走到人力资本的投资，当然人力投资越多越好。大部分都不回来，人力资本投给别的国家，这个实际上影响了国内的储蓄和投资，包括消费。国民收入不能回流，整个走出去的战略不是太明晰，就是中国的对外开放的战略不明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