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杨云标，1973年出生于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三合镇南塘村，1997年从西安政法学院大专班毕业，1998年回乡协助家乡村民维护自身合法权益，2003 年在家乡组织成立了老年人协会、妇女文艺队，2004年推动并主导成立了安徽阜阳三合兴农农村合作社，现任合作社理事长，已从事基层乡村建设工作16年。

　　杨云标的人生轨迹在1998年回乡备考律师资格的几个月里悄然发生了改变，作为土生土长的南塘村人，当看到家乡农民负担过重、甚至连领取汇款都要被盘剥时，他从举报邮递员乱收费开始，协助家乡村民走上了维权之路。在经历了扳倒村干部，甚至自己和维权骨干当选村干部等一系列事件后，他领悟到，农民维权的核心问题是农民的组织问题，于是，他带领着不被法律认可的“农民维权协会”转型成立了“兴农合作社”，并引入了“罗伯特议事规则”，使南塘村人以“学开会”的方式，将民主具化为可以解决实际问题的操作方法，用“新乡村建设者”的姿态实践作为农民应有的权利。

　　《城市化》：您曾说农民是耕耘土地守护家园的主人，但现实中这些“主人”的权益却常常得不到保证，您认为该如何维护农民的权益？

　　杨云标：从我自身的经历而言，我曾在自己的村子里做过维权的相关工作，我个人认为，农民维权的核心问题是农民的组织问题，因为现实的制度环境，没有可以让农民组织起来，进行集体理性维权的空间。农民维权时只能以单独的个体存在，所以个体农民无论市场位置，还是权利位置，都处于弱势。这也曾经是我前期从事很多农民维权工作的原因所在。后期我们将重心变更为农民的组织化工作，并跟农民一起来做村委会的工作，现在的“兴农合作社”就是从维权时期建立的“农民维权协会”基础上演变而来的。以前我们是从有对抗色彩的角度去维权，例如会专门组织人员去监督地方政府，避免他们有违法行为，也就是找一些他们违法的证据；而建立合作社之后，这种情况有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们的日常工作是将农民组织在一起，通过地方经济、文化、社会上进行建设性工作，真正把农民的主体性体现出来，用生计发展，文化建设，乡村自治的建设去维权。生活改善了，人民真正当家做主了，是最给力的维权。

　　现在我们在地方做敬老文化节、农民合作资金互助，老年协会、妇女协会、留守儿童活动中心等等，农民越来越多的参与到这些活动中，他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变得越来越丰富，而因为农民组织或合作社的存在，政府也觉得农民的力量那么凝聚，更不会再轻易去侵害农民的利益，因为农民们凝聚在一起，无论伤害了哪个，大家的反应都会非常大，因此侵害农民利益的成本很高，所以今天我们再来看当地这些执法或政府部门的工作，都是比较规范的。

　　《城市化》：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大量农村人口向城镇和产业（园）区聚集，如南塘村一样，中国大多数农村地区都以留守老人、妇女、儿童居多，但您一直坚守农村进行“乡村建设”，您觉得缺失了大量劳动力的“乡村建设”该如何进行？

　　杨云标：现在的农村青年确实存在“孔雀东南飞”的现象，东南沿海有大量的资本建工厂、搞开发，对年轻人来说，工厂、开发意味着有更多工作、发展的机会。但同时我们的国家也正在加大对中西部农村地区的财政投入，农村的发展机会也越来越多，已经开始有年轻人尝试回乡创业了。在我自己的家乡，我们针对留下的老人、妇女和儿童，组织了老年协会、乡村妇女文艺演出队、留守儿童活动中心。因为在我看来，现在“乡村建设”的主要目标，是如何把留在农村、留在家乡的老人、妇女、儿童组织起来，让留在家乡的人活得更开心、更健康、有更多微笑、更多尊严。

　　前段时间曾有媒体报道留守老人自杀的现象，这一事件反映出大多数留守老人被社会、社区、家庭视为负担，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悲剧。而我们却认为老人是我们乡村的财富，老人是一个村庄历史的记忆者，是农耕文明的守护者，二十四节气，种瓜种豆的农业文明，在工厂打工的年轻人早已疏远，但随着食品安全危机对生态农业的呼唤，老人们守护的农耕文明的价值正在引起社会的重新认识。老人是农村手工艺的传承者，例如编织、刺绣等，只有老人还拥有这些技艺，因此，从这一角度看，老人在家乡的建设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的经验、记忆、技术，对农村传统技艺的传承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针对留守老人，我们组织了敬老文化节，文明唱大戏、舞狮子、玩杂剧、养老分红、社区倡导......在我们团队，农民合作经济、农民合作文化的建设都有老人匆忙的脚步，让老人以乡村主人公的位置参与到乡村建设，是对老人最大的尊敬。为此，我们提出了“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养”的文化节口号。

　　《城市化》：对于走入城市的农民来说，有些希望从此在城市生根，而国家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亦在推动农民的市民化。请从您的角度谈一谈对农民市民化的看法，您觉得农民该如何分享城市化发展带来的成果？

　　杨云标：我们国家一方面在进行新农村建设，另一方面也在进行城市化建设，这两者之间是相互协调、配合的，任何一方都不能取代另一方，是长期共存的关系。现在农村年轻人通过求学、打工而走向城市，这种状态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会是农村的发展主流，就如同我们村的很多大学生、经商者、打工者都选择留在城市工作一样。

　　虽然城市化正在汹涌澎湃地发展，但反观农村，其基础设施、文化建设、公共生活等也在不断进步，因此我不太鼓励大家都进城或都回村，进城或回村，应该是农民自由选择的权利。如果农民觉得在城市里能更好的实现他的梦想，那么就留在城市，如果他更喜欢乡村的生活，觉得乡村才是自己的梦想之地，那么就回到农村，好好地建设美好乡村家园。对于农民，世界不应该是：融不下的城市，留不下的农村。

　　对于农民分享城市化发展和经济发展的成果问题，我认为首先需要让进城的农民能在城市里生存，虽然从就业政策等方面，国家已经做了非常多的工作，从以前的所谓农民离土不离乡再到离土又离乡，直至现在能够允许农民自由的到外地工作生活，已经是非常大的进步，但我认为在一些基本的社会保障，如医疗、教育等问题上，仍然有很多方面需要改善。例如北京取缔了打工子弟学校，那些在北京打工的家长就迫不得已带着孩子回乡，或者让孩子留在家里，成为“留守儿童”。而这些打工者有些已经在北京工作了几年甚至十几年，他们的孩子却不能在北京上学读书，这非常值得我们反思。

　　我认为，在城里有了自己的工作，并且为城市建设作了贡献的农民，他们应该享受到基本国民待遇的社会保障，这样才可以使他们安心地留在城市，成为这个城市的建设者。

　　《城市化》：您在农民民间组织中引入了“罗伯特议事规则”，让农民实现了无权威状态的平等自治，这对中国公民社会自我治理创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您觉得该如何建立长效机制让这种模式得以发展和坚持下去？如何增强农民积极参与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杨云标：从最初的维权，到后来成立老年协会、成立农民合作社，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不断在反思：为什么要维权，为什么要成立农民组织，我们的理想难道就是为了赚几个吃饭钱？我们的真实愿望是希望能够在我们自己的家园，建立农民能真正当家做主的农民自治的民主秩序。让我们农民都能生活的有微笑、有尊严。

　　然而，这个理想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民主”这个词，国人口头上都会说，从江湖草民到殿堂上的领导，谈起民主都能滔滔不绝，但在我们日常行动实践上却没有人知道怎么去实践民主。我们的生活里没有实践民主的经验和习惯。所以，我们反对专制，反对欺压农民，可我们又不懂得如何实践民主，就在我们这样一个从维权出发的农民组织里，要想用民主的状态来讨论问题，让大家都能发表自己的意见，达成大多数人的共识，同样是非常困难的事。坦白地说，这是我当年遇到的最大挑战。

　　比如，在开会议事时，“跑题”现象很普遍，大家谈论的问题往往无法集中在一个主题上，“跑题”带来的后果就是效率低下，讨论半天还没有谈到要讨论的问题；其次是容易形成“一言堂”。某些辈份高、经济实力强或有威望的人，他们会经常没完没了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不给别人发言的机会。还容易出现人身攻击，我把它称为“野蛮争论”，就是在开会中如果意见不一致，两个人就开始吵起来、甚至打起来，常至会议不欢而散。

　　怎么解决开会议事中的“跑题”“一言堂”“人身攻击”？朋友推荐了一个叫做“议事规则”的药方。“罗伯特议事规则”是美国的一种民主议事规则，规定了民主制衡的程序细节，体现的正是权利、法治和民主的精神。其核心原则，就是要“谨慎仔细地平衡组织和会议当中人或者人群的权利”。它提供了一种可以让“民主”付诸行动、拥有可操作的策略与程序的可能性。但由于它内容浩瀚，涉及诸多专业术语和规范，并用理性的语言描述出来，所以，直接在农民中使用肯定行不通。就如“罗伯特”这个人名，大家都觉得很不习惯，为此，我们合作社的一位大姐就将“罗伯特”直接喊成了“萝卜”。于是，我们将“罗伯特议事规则”经过简化形成了如今的“南塘十三条”，大家也形象地将它称作“萝卜白菜规则”。这十三条内容浅显易懂，我们还把它编成了顺口溜，比如“举手发言，一事一议；面向主持，免得生气；限时限次，公平合理；立马打断，不许跑题……”这样，即使不识字的大爷、大妈也能明白其中的意思。经过“议事规则”的培训后，渐渐地大家养成了一些好习惯，开会也不再跑题，不再有“一言堂”，大家的凝聚力和会议的效率都有了很大的提高。

　　我深切地感到，真正改变的不仅仅是这些开会的秩序，还有每个人之间平等沟通的氛围，和传统的乡村自治重新焕发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