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用改革的办法解决城镇化难点问题。抓紧实施户籍制度改革，落实放宽户口迁移政策。对已在城镇就业和居住但尚未落户的外来人口，以居住证为载体提供相应基本公共服务，取消居住证收费。

    在暂住证逐步被居住证代替的当下，重申户籍制度改革，同时强调外来人口享受城市基础服务的权利。个中意义，没有感同身受，人们很难体会。几亿漂在城市的农民工，胸中块垒浸透了百味辛酸。不知户籍坚冰渐融，能驱走多少无奈与恓惶。

    近日，偶然看了电视剧《我的二哥二嫂》。虽然只把它当做爱情神话来消遣，但在抗日神剧和宫斗大戏漫天飞舞的屏幕上，这个相对严肃的知青剧已属稀有物种。

    在那个近乎荒诞的时代，户籍是生存的第一符号，决定着生存质量与尊严。工作依附于户籍，城市乡村两个世界，判若云泥。从剧中可以发现，70后的专业演员，对历史代入感及角色的把握已经吃力，对80后及90后而言，30多年前的历史，基本已蜕化为纯粹的书面记载，不复有任何现实接驳。

    文革结束，知青陆续返城，中国从此步入标志性的30年。30多年的脚步或紧或慢，连绵至今。轻拢慢捻30多年的历史，户籍和工作依然是两大社会核心。造成中国城乡割裂的户籍制度始终隐约其间，个体生命曲线的跌宕起伏，多被户籍制度上下其手。如今，上亿农民以几倍于知青的规模进行着新时期的进城运动。户籍和工作对人性和精神的挤压虽然有所缓和，但它始终没有退出强势把控地位，只不过在迁延中分化为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具体而微的枝蔓。这些被称为“大山”的东西依然是附着于户籍制度上的选择性优惠，我们的社会管理模式依然是强调便利性而不是人性化和社会公平。

    户籍和工作，社会学的解读就是个体身份和生存方式的选择，这也是传统文化中对个体社会角色认定的基准体系。这个体系决定着个体自由度和社会自由度。30多年的社会进程，基本可以从这两大自由度的开放指数上评判发展的成败得失。

    如今，户籍政策壁垒已经去除大半，工作选择对人及人性的自由度，也不再具有畸形的捆绑作用，社会前行的步伐虽有蹒跚，但也清晰可辨。今年的两会，网民对养老、教育、住房改革的关注呈下降趋势，反腐倡廉、依法治国、从严治党等话题晋级新热点。这说明，公众对社会公平的需求已经超越微观层面，开始注意到上层建筑对公民社会的影响，公民意识和法治精神渐次觉醒。关注热点的转移，也是公平逐渐被激活的过程。社会契约意识缓慢生长，公众对公平产生集体性需求，此双重力量作用于社会管理之上，与或主动或被动的社会变革互为呼应，剑指某些社会不公并着力消解。

    回首几十年前，曾经的社会痛点恍若不经奇谭，再过几十年，依稀的记忆残存还能剩下多少，这要从政治改革的力度和社会文明的健全程度中寻求答案。至少我们不希望星空下的梦想被一个户籍制度分隔成两个时空，不再希望两个世界用隔阂甚至憎恶的心态审视彼此，不再希望人性的尊严被一张符号化的纸片禁锢，这是当下社会公平的要义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