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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中国城市化十大新闻事件出炉
时间:2015-01-29 16:05:22  来源:城市化杂志  作者:顾晴 

  2014年,中国城镇化依然在以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发展,相应增加的中国城镇人口约1300万人;2014年,各种困扰城镇化健康发展的痼疾依然在考验着中国智慧;2014年,中国经济在完成“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增长故事”,进入减速放缓痛苦调整期的同时,中国是否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依然是经济学家辩论的主题;2014年,农民工讨薪、强拆等不和谐之音依然不绝于耳……也在这一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颁布,“以人为本,公平共享”让人们意识到,中国深度城镇化高潮已然来临。

  过去这一年,中国城镇化中有哪些新闻事件值得我们去回顾?这些新闻事件透露了怎样的信息?有哪些警示作用?从中是否可以预见未来中国城镇化的发展?1月12日,由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组织、城市化杂志、城市化网承办的“2014年中国城市化十大新闻事件”评选活动,通过各界人士投票的方式,结果揭晓。

  2015年第1期《城市化》杂志封面关注栏目就“2014年中国城市化十大新闻事件”进行报道,城市化网、城市化委员会微信平台也将同步发布。


  NO.1: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 — 2020年)出台

  原声回放:

  2014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规划》全文3万多字,共计30多章,明确了未来我国城镇化的发展路径、主要目标和战略任务,统筹相关领域制度和政策创新,是指导全国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宏观性、战略性、基础性规划。

  事件解读:

  这是中央颁布实施的首份城镇化规划。《规划》强调以人为本,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被认为是最大的亮点。

  针对我国城镇化质量不高,《规划》首次提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两个指标,目标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左右,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评论认为,这是与以往最大的不同,也是最大的进步,突出体现了“存量优先”的基本原则,即政府不再单纯地追求外延城镇化率的提高,而是优先考虑存量已进城农民的市民化,提高城镇化内在质量,同时也体现了中央量力而行,实事求是的态度。

  另外,《规划》提出保障随迁子女平等享有受教育权利、完善公共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改善基本医疗卫生条件、拓宽住房保障渠道等一系列举措。表明新型城镇化首先考虑的是“化人”,而不是“造城”。“化人”即农民市民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

  这份文件还认真总结了我国近年来城镇化发展中的经验教训,包括: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建设用地粗放低效;城市管理服务水平不高,“城市病”问题日益突出等。据此提出“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文化传承”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思路,以及解决问题的新举措,即:一是通过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的空间布局,解决“人往哪里去”的问题;二是通过加快财税体制和投融资机制改革,建立多元化、可持续的城镇化资金保障机制,解决“钱从哪里来”的问题;三是通过提高人口密度,解决“城市怎么建”的问题;四是通过“三个一块”,即通过结构调控,探索建立“人地”挂钩机制“调整一块”城市建设用地、通过推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入市“增加一块”城市建设用地、通过提高土地使用效率“节约一块”城市建设用地,解决“土地怎么利用”的问题;五是通过统筹城乡发展,解决“新农村怎么建”的问题。

  在《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出台前,曾经几次传出不同的版本,引发媒体热炒,舆论大热,地方政府纷纷上报各自的城镇化规划方案,可见这是一份攸关中国未来城市化命运的重大规划,牵一发动全身。在中国经济增长处于换档期的转折时刻,中国城市化将何去何从将从这份《规划》获得明确指引。此外,如何落实这份《规划》,还需要各级政府从创新的角度出发解决实际中面临的挑战和问题,因地制宜地推动城市化的发展。

  NO.2:京津冀一体化战略构想启动

  原声回放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月26日在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时强调,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要坚持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扎实推进,加快走出一条科学持续的协同发展路子。就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总书记提出了7点要求。被称作“一号工程”的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战略构想在国家战略的定位下开始提速推进。

  事件解读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王凯评论认为,京津冀协同战略被确定为国家战略,无论从国内实际情况,还是国外经验来看,势在必行。他说,京津冀城市群的发展得益于中国国力的提升,得益于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大背景。京津冀城市群的崛起,将是中国国力提升和中国经济发展从南往北推进形成的具有高端目标的,在政治、经济、文化方方面面即将进入高水平发展阶段的城市群。这种发展有别于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在国际影响力方面的作用也将远远超过这两个区域。

  然而,需要面对的现实是:当前京津冀地区总人口已超过1亿人,人口密度高,地区经济总量大,面临着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城镇体系发展失衡、区域与城乡发展差距不断扩大等突出问题。

  “京津冀一体化也好,环渤海经济圈也好,从上世纪80年代一直说到现在,光国家相关部委做的规划不下十个,既没实施,也没效果。因此,究竟是重复昨天的故事?还是新的机遇?”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副主任乔润令认为,这本身是一个问题。质疑的同时,他认为此次提出的京津冀一体化与以往不同的地方在于:一是我国城镇化的背景,二是北京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接近极限,三是环境治理挑战严峻,四是习近平总书记等高层领导直接推动,力度很大。

  那么,与我国长三角、珠三角两个发展比较好的城市群相比,京津冀在协同发展上遇到的问题主要是什么呢?乔润令分析认为,行政等级落差大、发展水平落差大、三地发展阶段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并且由于缺乏公认的经济中心城市的带动;京津城市对河北的资源吸纳远远大于辐射;三地产业结构趋同、产业互补性尚未完成,京津冀国有经济比重高、市场化程度低、民营经济发展相对缓慢等,严重制约了京津冀的发展。

  对于京津冀城市群面临的发展问题,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加强顶层设计、自觉打破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加快推进产业对接协作、调整优化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扩大环境容量生态空间,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合作、构建交通一体化、推进市场一体化进程提出了七点要求。评论认为,这是贯彻落实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及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对于中国城镇化战略部署的具体行动,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提高我国城镇化质量的具体举措。

  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创新驱动,推进区域发展体制机制创新,是面向未来打造新型首都经济圈、实现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对全国城镇群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示范意义,同时也将在促进我国经济转型和经济崛起中担负着重大使命。

  NO.3:国务院推行户籍改革,取消城乡“二元户口”

  原声回放

  2014年7月30日,国务院公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明确提出,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和由此衍生的蓝印户口等户口类型,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体现户籍制度的人口登记管理功能。《意见》提出,到2020年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

  事件解读

  1958年颁布的《户口登记条例》,从诞生之日起就带有浓重的命令经济色彩,并为之确立了一套完善的具体管理制度,内容包括常住、暂住、出生、死亡、迁出、迁入、变更等7项人口登记制度。这个条例以法律形式严格限制农民进入城市,通过“农业户口”与“城市户口”的划分,在城市与农村之间构筑了一道高墙,城乡分化的结构从此在我国繁衍下来。改革开放至今,城乡差距不但没有缩小,由此产生的特权、贫富差距、地区差距、身份歧视、就业歧视、边缘群体、弱势群体、血汗工厂、农村贫困、同命不同价、打工子弟学校、高考分数线差异等等一系列的不平等现象,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社会矛盾,成为中国城市化健康发展最大的羁绊。《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出台,标志着我国实行了半个多世纪的“农业”和“非农业”二元户籍管理模式退出历史舞台,由此衍生的蓝印户口等户口类型也将作古,中国社会改革重要一环的户籍改革大幕再一次拉开。

  《意见》提出的发展目标之一是,进一步调整户口迁移政策,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加快建设和共享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稳步推进义务教育、就业服务、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卫生、住房保障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全部常住人口。

  评论认为,作为中国户籍改革在中央层面的一个顶层设计,《意见》是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吸收了改革开放以来各地有关户籍制度探索的成果,如上海的积分落户制、成都的居民身份证公民信息系统等,是过去二、三十年来各地户改经验的一次全面总结推广。是按照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要求,做出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改革,表明户籍制度改革进入国家层面的政策实施阶段。

  对于到2020年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这一目标,有专家表示,目前由于城市公共财政跟不上,导致一些城市对外来人口设置的门槛越来越高。而短短6年时间,1亿人进城,这本身带来的公共需求是庞大的。国家层面、中央层面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可能相对更为积极、更为到位,而到了地方、到了具体的城市在落实上可能会存在观望、等待的态度。因此,应该立足做一些基础性工作,比如建立统一的信息系统等,在城镇基本公共服务上,根据实际居住人口,解决中央财政的纵向支付以及城市与地区间的横向支付问题。不管怎样,我们仍然要为这一重要改革点个赞! 

  NO.4: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首提“人的新农村”

  原声回放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12月22日至23日在北京举行。会议总结2014年农业农村工作,研究依靠改革创新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重大举措,全面部署明年和今后一段时期农业和农村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建设“人的新农村”,凸显中央对新农村建设的更高要求。

  事件解读

  每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都备受瞩目,2014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亦不例外。本次会议首次提出 “推动‘物的新农村’和‘人的新农村’建设齐头并进”、“挖掘农民这个最大群体的消费潜力,可以更好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立刻引发社会关注。

  “物的新农村”,是指道路、饮水、电力设施和住房条件等人居环境的改善。近年来我国新农村建设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不少地方的美丽乡村令人流连忘返,有些发达地区几乎消除了城乡差别。

  与“物的新农村”建设相比,“人的新农村”建设显得重视不够。究其原因,与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急于“出政绩”建设形象工程、面子工程不无关系。其结果具体表现为,一些农村的基础设施得到普遍改善,而农村居民的居住环境、公共服务、文化生活以及人们的乡村归属感,却未与之取得同步推进,一些地方“空心村”增加,留守群体的存在感与社会严重疏离,教育事业萎缩,卫生条件堪忧,等等。

  如果说新型城镇化的本质是“人的城镇化”,那么新农村的本质就是“人的新农村”。专家表示,“人的问题”贯穿于每一个具体而微的改革事项之中,这正是中央提出“人的新农村”的要义所在。对此,会议明确提出,“人的新农村”是指建立健全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关爱农村“三留守”群体、留住乡土文化和建设农村的生态文明。 

  此外,作为一个巨大的消费群体,由于受到收入、保障等方面的制约,农民的消费潜力没有发挥出来。有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目前在农村居住的人口将近7.5亿,以2014年前三季度为例,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为8527元,人均消费支出为4902元。巨大的消费市场存量业已形成,而更大的消费增长潜力十分可期。挖掘农民消费潜力,不仅改善农民的生活,更是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都具有拉动作用。

  有专家指出,“人的新农村”是“三农”改革的“牛耳”,是“深化改革”的关键所在。它不仅指出了人是乡村的核心要素, 而且代表着中央的新思考、新认识,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和战略性,凸显中央对新农村建设的更高要求,同时回应了农民的高度期待。新农村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让人们安居乐业,生活得更加幸福美好。
“人的新农村”值得憧憬、值得期待!

  NO.5:2012年我国户籍城市化率35.33%,半城市化人口2.32亿

  原声回放

  2014年4月19日发布的《2012年中国城市化率调查报告》,以具体数字还原我国城市化水平的真实状态。《报告》显示,2012年我国户籍城市化率为35.33%,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常住人口城市化率52.57%,相差17.24个百分点,涉及人口达2.32亿人。我国“半城市化”现象日益严重。

  事件解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人口迅速增加,城镇化率大幅提高。由于我国长期实行二元户籍制度,不同户籍者享有权益不同,“同城人不同权”使得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存在较高“水分”。《2012年中国城市化率调查报告》指出,2012年我国常住人口城市化率与户籍城市化率相差17.24个百分点,涉及人口达2.32亿人。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夹生”城镇化所产生的“半城市化”人口在逐年扩大。这份报告指出,通过2007年至2012年中国城市化率的变化情况,按城镇常住人口统计的城市化率较之按户籍非农人口统计的城市化率,两者之差从2007年的12.01%(涉及人口 1.62亿)增加到2012年的17.24%(涉及人口2.34亿)。

  由此可见,虽然统计上所反映的人口城镇化水平很高,但相当部分人并没有享受户籍人口的“市民待遇”。他们不仅在医疗、子女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无法享受公平待遇,甚至在购房、购车等方面也存在严重歧视现象,形成了所谓的“半城镇化”。并且由此产生的“386199部队”(即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留守老人)、“临时夫妻”现象,给中国社会发展带来了许多的挑战。

  正如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原主任、研究员牛风瑞所言:“半城市化”减少了城市化、城市现代化建设的即期成本,增加了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如果说,这种制度安排在城市化初期尚有一定的正向收益,那么随着城市化进入中期阶段和城市综合实力的增强,其对城乡关系的扭曲,对城市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的负面影响将越来越凸显。

  针对我国城市化率虚高以及“半城市化”现象,李克强总理指出,真正的城镇化率应当是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最后基本公共服务也应该是公平均等的。推进新型城镇化,就是要以人为核心,以质量为关键,以改革为动力,使城镇真正成为人们的安居之处、乐业之地。

  2014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今后一个时期,着重解决好现有“三个1亿人”问题。2014年3月16日,我国颁布的首份城镇化规划——《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首次提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两个指标,目标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左右,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2014年7月30日,国务院公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和由此衍生的蓝印户口等户口类型,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一系列举措表明,以促进人的发展为主线,完成“半城市化”到“全城市化”的转变,变人口的压力为发展的动力,是中国城市化道路的必然选择。

  NO.6:“城市病”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原声回放

  2014年1月6日,武汉市市长唐良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市民反映强烈的交通拥堵、空气污染等“大城市病”和水环境的综合治理机制亟待创新。

  十天后,北京市市长王安顺也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直指北京“城市病”:北京在长期快速发展中,积累形成了比较明显的“城市病”,主要表现为人口过多,交通拥堵,房价高涨、环境恶化等,2014年,北京市政府治理城市病的具体措施直指人口空气等难题。

  事件解读

  2014年,北京和武汉首次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使用“城市病”这一词汇。一些城市虽未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直接使用“城市病”一词,但都描述了“城市病”症状。上海称:“人口总量和结构问题越来越突出,建设用地规模接近极限,环境承载压力加大,雾霾等大气污染问题突出”。广州称:“城乡基础设施承载力不适应可持续发展需要,交通拥堵、垃圾围城、环境污染、安全生产风险等问题仍然突出”。深圳、杭州也有“城市人口规模大、结构不合理”等类似表述。

  这些表述反映了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我国城市陷入“城市病”集中爆发期。“城市病”并非中国独有,但其“病症”却被比作“重病号”。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如松这样诊断:“现在不少城市,肾功能在衰竭,污水、粪便处理不了;肺功能弱化,绿地减少供氧少;肠道问题,很多资源吸收不好,消化不了;脉搏问题,交通拥堵,一些生态主动脉被切断。”

  对于“城市病”,“药”其实没有少吃,效果却不尽如人意。譬如北京,自1998年起实施了以首钢搬迁为代表的200多项大气治污措施,而一个PM2.5似乎又“一夜回到解放前”。再比如,通过限号、限行、提高停车收费、发展公交系统等解决交通拥堵,但收效甚微,不仅大城市交通未见改善,一些中小城市甚至小城镇也拥堵不堪……

  究其原因,全国政协委员、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主任唐子来认为,“我国城市30多年来的快速发展付出了大量环境和社会代价。”与外国相比,中国城市建设的三大误区加重了“城市病”:几十年的城乡二元结构造成各方面政策都向城市倾斜,城乡之间资源严重失衡,城市承载力受到空前挑战;按行政级别配置城乡资源的体制,导致地域最广而级别最低的农村难以获得应有的发展资源;“摊大饼”式的粗放扩张忽视科学规划,对长期性、功能性考虑不足,防灾能力脆弱。

  国务院参事、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组组长兼首席科学家牛文元认为,应当努力实现大城市和中小城市之间的分工互补以及在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方面的均等化,来引导人口合理流动。

  在上述各城市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不难发现,“控制人口规模”已成为各地政府的管理方向,城乡一体化成为多市破解“城市病”的举措之一。中国“城市病”治理,我们拭目以待!

  NO.7:国务院调整城市规模划分:五类七档 设超大城市

  原声回放

  2014年11月21日 ,《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明确,新的城市规模划分标准以城区常住人口为统计口径,将城市划分为五类七档:城区常住人口50万以下的城市为小城市;城区常住人口50万以上100万以下的城市为中等城市;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上500万以下的城市为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1000万以下的城市为特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以上的城市为超大城市。

  事件解读

  对比原有标准,此次城市规模的调整对城市人口规模的“门槛”有了普遍提高。“门槛”提高的背后,是我国城镇化发展的新形势和新要求。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速,我国城镇化快速推进,城市数量和规模都有了明显增长。在这种背景下,原有城市规模划分标准已难以适应城镇化发展的新形势要求。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石楠说:“这次划分调整是城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如果还按照原有标准,与今天的发展是不相适应的。”
这一点得到了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陈飞的认同,他说,当前,随着人口流动和聚集,部分城市因规模过大出现了“城市病”问题,部分城市因资源枯竭等出现衰退问题,多数城市都实现了快速增长,出现结构性失衡问题,因而,原有的城市规模划分标准在应对新的问题时缺乏针对性。”

  也有观点认为,重新划分城市规模是为了落实《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以及《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按照新型城镇化规划,包括北上广在内的特大城市要严格控制人口布局,更多的大城市和中小城市户籍制度将有望更加灵活。

  这是因为,新的城市规模划分标准与以往相比,不仅更加细化,还普遍提高了人口规模的上下限。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许光建说:“新标准更加清晰,更能适应当前城镇化实际要求。与一些政策的对应性更强,以户籍管理制度为例,以此为标准,什么城市需要限制人口,什么城市需要适度放开,都一目了然。”
 
  事实上,这并非我国首次对城市划分标准作出改变。

1980年,我国首次对1955年国家建委《关于当前城市建设工作的情况和几个问题的报告》中城市划定标准作出改变,将城市规模分为四个等级:城市人口100万以上为特大城市,50万以上到100万为大城市,20万以上到50万为中等城市,20万和20万以下为小城市。但并没有对城市人口作出清晰界定。1989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再次进行修改,增加对城市人口界定,取消对特大城市的认定标准。

  当前,中国城镇化正处于深入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小城市在面临就业需求量大、产业发展程度低等诸多困境的同时,也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张占斌认为,新标准的出台不仅要求特大城市、大城市的发展应不断优化,更体现出国家鼓励重点发展中小城市的长远思路。从长远来看,更是破解当前愈演愈烈“城市病”的一剂良药。

  NO.8:独克宗等古城火灾频发

  原声回放

  2014年1月11日,1300多年历史的香格里拉独克宗古城被大火烧毁了三分之二的面积;1月25日,300多年历史的贵州省黔东南州镇远县报京乡报京侗寨,遭受“毁灭”式的大火后付之一炬;4月6日,云南丽江束河古城大火;12月12日,已有200年历史的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剑河县久仰乡久吉苗寨严重焚毁。

  事件解读

  回望2014,有网友这样总结:从寻找一架飞机开始,到寻找另一架飞机结束。套用这个说法来看2014年古城火灾,我们也可以说:从一场古城火灾开始,到另一场古城火灾结束。

  近年来,古城火灾不绝于耳,2014年的古城火灾更是任何的惋惜扼腕痛心都无法表达内心的愤懑。因为,火灾烧掉的不仅仅是古城本身,更是文化的失落,传承的断裂:独克宗古城曾是中国保存最好、最大的藏民居群,是茶马古道上的重镇,也是马帮进藏后的第一站,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报京大寨曾是中国保持最完整的侗族村寨之一,距今已有300多年历史;巍山古城始建于元代,到明朝才正式建成,整座县城较为完整地保持了600多年前建城时候的棋盘格局,曾是中国保存最完好的明清古建筑群之一……

  “一天前我还在古城游荡……看那古旧的房子,精湛的木雕艺术,一派沧桑!如今回首却是残骸……只有悲伤…”一位网友这样感叹独克宗古城大火。网友高先生在朋友圈发布了9组巍山古城照片并评论说:“请大家再记住这组照片,奶奶看着照片流下了眼泪,我心里也有说不出的难过。晚上还和巍山的小伙伴登上城楼去喝茶聊天,没想到一天之后便成了永久的记忆。”

  在云南独克宗古城火灾发生后,国家文物局曾发出通知,要求各地立即开展文物火患排查整治工作,各地政府及消防部门将古建筑防火作为消防安全工作的重中之重,针对古建筑古城消防安全的重点、难点、热点、弱点问题,从人防和技防入手,破解古建筑、古村寨防火难题。然而,这份通知以及管理部门问责、专家呼吁、媒体报道,并没有阻止古城火灾一次又一次的发生!

  人们更想知道的是:历经百年风雨、千年沧桑的古城,以一种坚韧的方式与时间相处,是中国历史文化进程的写照、中华文明的精髓,是维系中华文化血脉的恒久基因。为什么在今天变得那么“火”?我们还有多少古城可烧?

  除了木质结构隐患大、道路狭窄、缺乏消防水源等先天不足外,古城火灾频发和各地政府依法管理、重视程度有很大关系,“你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如果不足够警醒,不依法管理,古城火患将是‘按下葫芦浮起瓢’。”云南省社科院副院长杨福泉直言。专家们也普遍认为,火灾背后,文物保护立法跟不上时代、执法力量建设滞后等问题亟待关注,古城过度开发、重利益轻保护的真问题不容忽视。如何杜绝古城火灾,不再让古人的遗产成为今天的难题,不要因为急速城市化的变奏,让人们的故乡最终化为乡愁,只余游子归乡后的惆怅吁叹,成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不得不面对的严峻考题。

  NO.9:12.31上海外滩踩踏事件

  

  原声回放

  2014年12月31日23时35分许,上海外滩陈毅广场发生踩踏事故,造成36人死亡49人受伤,遇难者平均年龄仅22岁。

  事件解读

  外滩,上海最著名的夜景区之一。最近连续3年的跨年灯光秀,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前往观赏。每年的跨年、国庆,外滩虽然人山人海,但均安然无恙。2014年年末,上海外滩没有大型跨年活动,却因一场踩踏事故,让原本满怀对生活憧憬的罹难者,未能迎来新年的钟声,更让人们瞬间惊醒:中国最摩登的城市,在灾难来临时竟也如此脆弱。

  据了解,比起国庆,灯光秀的安保难度更大。以2013年12月31日为例,一些国庆节没有用上的疏导方法,在这次灯光秀现场出现,包括:在管制时间开始之前,在某些区域设置人流导入区,先让人流堆积,管制开始后,再逐批放入。不光警力投入为历史之最,上海公安局领导还会亲自督阵。但上述情况在2014年12月31日晚上通通没有发生。黄浦区针对2015年元旦外滩并没有按照大型公共活动来设置安保方案。官方消息中多次提到,这是群众自发参与的跨年夜欢庆活动中发生的踩踏事件。诚然,往年官方对跨年夜活动有更多的组织协调,这次活动群众自发参与的比重有所加大,但观点普遍认为,官方减少对公共活动的直接参与,并不意味着在保障公共安全方面的工作和责任可以随之减少。

  中国国家旅游局副局长杜一力在国家旅游局官网发表署名文章指出,尽管外滩跨年没有组织活动,但公共事件的责任主体已明确为各级政府,“没有组织的活动,当地政府仍然要对安全负责”。这篇题为《外滩踩踏事件告诉我们什么》的文章刊登于国家旅游局官网显著位置。杜一力称:“因为没有组织活动,所以出了问题,这是最需要深思的问题。外滩事件告诉人们的是,政府要主动追踪社会动向、追踪市场动向,提供更加精细的管理、服务和保障。守夜人的责任就是这样。”

  “一句话,城市化是人的城市化。或许,这正是这起踩踏事故需要直面的尴尬与伤痛。”扬子晚报的一篇评论引起了很多共鸣。三十年来,我们的高速城市化,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对“高、大、快”的城建项目投入有加,而对“底层、小微、日常”等民生工程关注不足。在城市公共空间上,注重的是城市中心性广场、景观性大道,而对于街头的边角空间、街坊绿地、犄角旮旯等和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设施,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重视不够。拿这次事发地上海来说,上海中心的试灯项目,越是极尽华丽之能事,外滩集聚的人流就会越多,空间的承载力就越大,也就积聚起更危险的公共安全。正是由于日常性公共空间的短缺,每当有“新年倒计时”、“欢庆跨年夜”等民间重大节庆活动时,人们就习惯于潮涌般聚集到有限的仪式化空间里,使得这个空间的压力无从释放。

  上海之殇,是中国城市化之殇。未来,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发展,还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进城,12·31上海外滩踩踏事件为人口超大规模城市如何化解多样化的城市风险敲响了警钟!

  NO.10:艾滋拆迁

  原声回放

  2014年12月22日,《生活新报》报道说,南阳市房地产市场为哄骗威逼住户搬迁,召集十多名艾滋病感染者组建拆迁队,扬言“不搬迁就感染你”。报道中的图片显示,多处白墙被人刷上了“艾滋病拆迁队”6个红字,某处墙上还张贴着用白纸黑字打印的“艾滋病拆迁工程办公室”。

  事件解读

  近年来,强拆事件不断充斥在各大新闻报道中。强拆手段花样繁多,然而,2014年底曝光的“艾滋病拆迁队”,再一次超出了国人的想象力,《新京报》评论说,如此惊天创意,令人瞠目结舌。

  据了解,2011年11月,南阳市卧龙区西关社区旧区改造项目获批。项目占地150.8亩,三厂小区恰好处在项目区内。相关项目名为“亿安·天下城”,由南阳市亿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据调查,涉事房地产开发项目仅有项目规划许可证,土地使用、用地规划乃至施工许可等相关手续一片空白。被拆迁户杨金友表示,正是因为从区里相关部门打听到了开发项目手续不全,将来有可能连安置房的房本都拿不到,业主们才拒绝拆迁。谁知双方拉锯之下,突然来了“艾滋病拆迁队”给违法项目开道,真是令人震惊。

  有网友评论说:南阳市组织艾滋病患者成立拆迁队,把本已经混乱的拆迁行业秩序践踏地更加不堪,让拆迁者经济利益因素考量更加露骨。除了拆迁中的经济利益之外,再没有一点人文情怀,将社会对艾滋病的认知伤口再次涂抹上了盐。“艾滋病拆迁队”,绝对不应该被纵容。艾滋病患者绝对不应该被当“枪”使。”

  马克思曾经说,资本如果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会铤而走险,如果有百分之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如果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下任何罪行,甚至冒着被绞死的危险。拆迁所依托的房地产行业其间可观的利润令人垂涎欲滴。在利润驱使下,“艾滋病拆迁队”就有其出现的驱动力了。

  然而,随着事件调查的深入,在该开发商 “春节发放福利人员名单”上,卧龙区相关街道办事处、区征收办数十名党政干部赫然在列。艾滋病拆迁队,病的仅仅只是开发商吗?

  当CHINA被人戏谑为“拆呢”,这并不表示中国人越来越幽默了,而是暗示由城市化导致的拆迁问题已经渗透到中国的无数城市,暗示许多人对这个问题的无奈和隐忍,暗示它已经影响到城市生活的很多方面:政府的行政行为强制性与暴力性的限度、城市居民生存保障之住房保障、城市生活的不安定性及多变性、资源的浪费、政府与人民之间的矛盾加深、城市发展的代价、房地产商与政府之间的利益黑洞。邢玉玲在《城市化进程中若干问题与对策的思考》一文中的观点一针见血。“拆迁”,在撕裂着古老建筑文明与现代生活纽带的同时,更在制造着现代文明之间的对抗。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 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的关键”,当政府官员真正以“法”字当头, 艾滋拆迁将不治而愈,我们的社会秩序也将更加健康通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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