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长期从事安全生产科技工作，主持完成了安全科技领域国家七五至十一五科技攻关、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课程和多项重大国际合作项目，是国务院应急专家组成员、国家安全生产专家组成员、科技部国家公共安全科技发展规划起草专家组组长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指导专家，在国内外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和学术专著，曾获多项科技成果奖。

    6月30日晚，大连金州新区铁山中路附近一条中石油输油主管线爆裂，原油大面积泄漏，熊熊大火伴随着此起彼伏的爆炸声。澎湃社称：这是大连油企4年来发生的第8次事故，也是两年来被公开报道的第二次爆炸。

    大连中石油何以重大事故频发率如此之高？为什么事故多发的中石油大连石化在辽宁省还是连年的“纳税冠军”？在事故多发的背后有什么深层次的社会原因？记者带着不解的困惑，采访了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原院长刘铁民先生。

 根源在于两种文明的冲突

    刘铁民认为，大连中石油事故频发，不是偶然的，不是某个人或者哪家单位施工合法不合法的问题，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大连中石油事故暴露出的问题，在央企、国企中是具有普遍性的。

    我国在城市化建设中缺乏规划，往往由开发商驱动，或者是企业推动。政府对城市的管理能力，就体现在对城市发展的规划上。“可是我们的各级政府，在这方面有许多功课要做。”

    刘铁民说：“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超越了客观规律，‘更高’、‘更快’、‘更强’的‘一厢情愿’，透支了天、人多方面的极限负荷。西方国家的城市化之路走了好几百年，工业革命至今也要二百多年，可我们硬要‘跨越式发展’，用几十年时间内走完这段路程。”

    他进一步阐释说，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农业文明，近代以来没有经过工业近代化的洗礼，虽然历经多次政治革命：如辛亥革命、土地革命、解放战争等，但始终没能形成具有近代意义的城市文明和工业文明。这就决定了我们的不少决策者们，不具备城市文明和工业文明的思维方法，在领导城市化历史进程中摸着石头过河，使城市建设缺乏严谨的规划性，这是传统农业文明和近代工业文明或城市文明冲突的反映。

    西方的工业文明、城市文明是经过几百年渐进而成，形成了通过法律、经济等方式干预社会发展的机制，而不是简单地采用行政的强制干涉。英国尽管有过圈地运动，但很短暂，它很快总结了经验教训，摸索出了一整套的法律、经济的模式，从而解决国家的长远发展问题。

层层承包缺乏安全监管

    为什么大连、中石油等大企业最近老出事？刘铁民表示，这不是偶然的，是系统、是制度出了毛病。“要知道我们的央企、国企不是‘企业’，是有行政级别的，是行政单位，采取的是计划体制式的管理。我们的官员和国企的领导人可以互相调动，这在市场经济国家中，恐怕绝无仅有。”

    既然是行政单位，就常常为了执行政治任务而大干快上，不必介意一般法人实体应考虑的问题。长期以来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导致各级政府、企业盲目追求GDP、盲目追求效益，伴之而来的是不讲道理、无视客观规律的“硬发展”，这才是矛盾的根本所在。

    像中石油这样的央企、国企，在市场经济大环境下，自以为“与时俱进”，实行了层层承包。实际上出问题的，恰恰是下面的承包单位。如果是一般的商业企业，这种层层承包不会造成公共安全方面的影响，顶多是经济利益方面出事情。

    现代工业企业，涉及到复杂的技术、安全、环保等诸多方面，这种层层承包，则疏漏了产品质量管理系统、技术管理系统、安全管理系统的严密性。刘铁民指出：“承包本身是农业文明的产物，其组织架构根本谈不上什么严密，至于到安全管理就更不行了。尤其是对最底层的承包商，安全管理很难到位。承包，切断了现代企业管理的链条。”

    在盲目追求GDP和效益的大形势下，不少企业跨多个行业经营，超出了自己的专业范围，极端的行业扩张，使原本熟悉业务的企业管理人员，界入到许多陌生领域，成了门外汉，国企的管理能力被稀释、弱化了。

我国公共安全到了“拐点”

    分析表明：当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越高，因事故而死忘的人就越多；当GDP下降，事故死亡的人数也随之下降。刘铁民引证统计显示：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在7%——8%时，事故死亡人数是下降的。20世纪60年代的下降有3次，下降的水平比现在还好——那是因为当时GDP不高；当GDP增长在超过9%、又不过10%这个阶段，事故死亡人数会出现高风险波动；GDP超过10%，甚至接近13%到15%的时候，结果就是GDP越高，事故死忘人数越多。

    刘铁民告诉记者：“我们现在的公共安全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到了一个拐点，国外也有类似经历。一个国家由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经济速度发展得越快，规模扩张得越大，事故发生率和事故死死亡率也越高。”

    日本的拐点是1972年。原因有三：第一，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第二，政府对于公共安全管理进行了巨大的投入和干预，包括立法、成立专门机构等；第三，公众的安全意识普遍提高。

    刘铁民乐观地推论：“我看中国2003年以后，开始进入很像日本经过的拐点。2004年中国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左右，也制定了一系列安全方面的法规，包括《安全生产法》、《食品卫生法》、《突发事件应对法》等，而且成立了专门的机构来解决公共安全问题。”

    刘铁民建议：现在我们国家经济发展速度很快，但社会管理明显落后，社会管理落后于经济发展最主要的差距就在文化上。讲城市综合治理，要形成一种特殊的文化，诸如“安全文化”之类，文化要与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同步才行。

    1986年，国际核安全咨询组织(INSAG)针对核电站的安全问题，提出“安全文化”的概念。其内涵要素有五：第一，决策能力——在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中，重大安全问题的上决策能力；第二，发展理念。一个地区，发展速度、发展规模什么样才最合理呢？一个基本条件就是安全和公众的满意度，绝不是GDP；第三，价值观认同；第四，法制环境；第五，公众素质。

    就有关方面披露：大连这次输油管道爆裂事故，缘于一家民营企业未经申报、非法施工，钻破油管所致，相关人员已被控制。刘铁民认为，这丝毫开脱不了政府应负的管理责任，非法施工可以出问题，合法施工也同样可以出问题。在国外，路面施工在依法申报获批后，有关方面要向施工单位提供地下管网分布的信息资料，而路面施工的情况也要向政府备案，不少国家掌握着上百年的路面施工资料档案。他反问：在这样严格的管理下，还能有类似于大连石油管道爆炸这样的事故发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