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报告时，要求京津冀要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思维模式，把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这一历史新高度。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3个月的时间里，据内部掌握消息和公开报道，围绕京津冀一体化发展，近期从中央各部委到地方各级官员调研日程表上圈着一个共同的目的地——京津冀。如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考察河北，天津市委书记孙春兰半月内两次考察滨海国际机场，高度及有密度的考察工作，都预示着京津冀一体化正在有序加速启动。

　　如何使京津冀协同发展建立起科学长效的机制，真正实现一加一大于二、一加二大于三的效果。近期见诸报端更多的是天津、河北的许多城市正在为承接北京功能疏散和产业转移展开了激烈的竞争。我们不禁要问：承接首都资源，你准备好了吗？

　　顶层设计待字闺中？

　　在有关京津冀一体化规划中，最吸引眼球的莫过于在河北保定设立政治副中心的传言。不仅引发证券市场保定概念股3月19日大涨，而且使得关于首都部分机关、产业转移的谈论在坊间沸沸扬扬，并立竿见影地激起投资者的蜂拥而至，带来保定房价短暂暴涨。3月21日，保定市长马誉峰否认了保定将成北京“政治副中心”的传闻。至此，保定热炒副中心沉寂，投资者最终以被套终结。之后，唐山、石家庄、廊坊等均传出声音争当首都经济圈副中心，邯郸希望做首都经济圈南部副中心城市，而沧州也加入了副中心争夺战。各地对于北京副中心之位的争抢开始呈现白热化的态势。“谁是谁不是，在顶层设计未出台之前，这些说法都是没有依据的。”河北发改委地区经济发展顾问宋树恩直言：“如果不做好顶层设计，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结果只能是以新的短期问题取代旧的短期问题。”宋树恩表示，在顶层设计未出台前，不应该出现大规模功能疏散和产业转移。

　　然而，这并不能阻止各自为政的局面。继保定热炒首都副中心后，北京西城区和丰台区在顶层设计没有出台前分别与廊坊、保定等签订了动批、大红门服装产业转移的协议。

　　政府间签订搬迁协议的依据是什么，不得而知，但市场又在依据自身的规律回应了政府行为。5月8日，丰台与保定签订大红门落户白沟的意向协议。8天后，代表大红门市场风向的八大市场又公开签约廊坊永清。

　　政府间的协调和考虑并不清晰，产业方面的重复建设同质化竞争则很明显。公开资料显示，永清国际服装城开建于2009年，投资800亿元。而5月8日保定白沟又宣布投入巨资。对于上述现象，有专家直言：“正是顶层设计滞后导致各地在一体化推进中无所适从。”

　　在我国版图中，京津冀土地面积仅占全国2%，但是总人口占全国的7.98%，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10.9%。京津冀地区已经成为继长三角、珠三角之后，第三个最具活力的城市群。其发展直接关乎未来华北区域的整体竞争实力。那么，备受期待和关注的顶层设计方案到底进展如何？

　　4月9日，国家发改委发布消息称：正在会同有关部门和地方研究编制首都经济圈一体化发展的相关规划，规划范围包括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规划名称再次改变。从十一五的“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十二五的“首都经济圈发展规划”，调整为“首都经济圈一体化发展的相关规划”。规划将根据编制工作进展的情况适时出台。

　　5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就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范恒山表示，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正在紧锣密鼓地编制，现在这项工作正在走向深入，前不久发改委组织各个部门按照综合和专题对这一地区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调研，已经形成了相关的调研报告。此前国家发改委地区经济司区域规划处副处长周毅仁曾在公开场合表示：“京津冀都市圈规划方案目前已近尾声，有望6月公布。”有关信息显示，保定的“搅局”直接打乱了原本6月份出台的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的规划。

　　事实上，类似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概念，过去曾以不同方式出现。从1982年《北京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中，首次提出“首都圈”的概念，拉开京津冀区域合作的序幕。1988年，北京与保定、廊坊、唐山、秦皇岛、张家口、承德6市组建了环京经济协作区。2001吴良镛提出大北京规划。2004年国家发改委召开京津冀经济发展战略研讨会，达成廊坊共识。同年6月，商务部和京、津、冀、晋、蒙、鲁、辽7省区市达成《环渤海区域合作框架协议》。2006年京津冀区域发展问题被写入“十一五”规划，同年京津冀区域发展合作研究联席会议在廊坊举行，并且在该年，国家发改委开始编制《京津冀都市圈区域综合规划》……30多年来的各种规划和设想不下十几个，结果均无下文。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城市化委员会委员肖金成分析认为：城市间的产业布局如何协调、北京保留哪些职能分散哪些职能、北京分散出的职能由谁承接，都是接下来的博弈焦点，也是规划协调的重点。

　　“现阶段的合作需要中央层面的强力推进，建议京津冀三方共同推进建立由国家层面组成的京津冀协同发展委员会或者联席会议。”北京市发改委5月初提出上述内部建议。北京市社科院副院长赵弘也表示，过去30年京津冀一体化难以推动的原因，在于“京津冀三地的主体关系复杂，没有形成有效的协调机制导致多龙治水；体制机制的制约和顶层设计的缺乏”，这也构成了本轮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宝贵经验。他建议，建立国家层面的京津冀协调委员会以及稳定的推进机制；同时探索财税体系改革的试验区并建立首都发展引导基金，引导城市的功能与产业疏解。在顶层设计方案仍然“待字闺中”的同时，京津冀三地及其领导人在携手合作推进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方面表现积极。

　　来自北京的信息显示，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北京已成立以常务副市长李士祥为组长的区域协同发展领域改革专项小组。“确定了2014年9大类50多项推动区域协同发展的举措，相关平台涉及河北的就有20多个。”和北京一样，天津、河北均成立了相当级别的专项小组。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在一次讲话中要求各级干部：“京津冀一体化发展，就好像是一台大戏，需要河北扮演什么角色，我们就扮演什么角色。”

　　北京层面，得需要确定哪些需要疏散哪些需要转移，天津、河北则如何做好承接的准备，避免产业雷同和区域恶性竞争。“要坚持规划一张图，坚决落实好首都经济圈一体化发展的相关规划，坚决摒弃在自家‘一亩三分地’打转转的狭隘思想。”周本顺对河北干部做出上述要求。对顶层设计期盼的同时，也有专家提出，什么是京津冀一体化的主导因素，是政府还是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认为：首都经济圈的发展战略，更多是要按照市场的办法。“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这场国家战略中，政府和市场如何发挥好各自的力量，可能是决定最终成败的关键因素。”一位不愿具名的专家如是说。

　　京津冀“瓶颈”知多少？

　　在承接北京转移产业方面，河北的城市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然而，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看来，现在北京和河北之间的发展“鸿沟”相当明显，其重要原因就是行政分割，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差距大。

　　仅以交通为例，近日中国青年报一则关于“女子家住燕郊北京上班母亲连续4年帮排队等车”的报道给予这一观点有力的佐证：清晨5点半，跨越北京城区和河北燕郊的814路早班车开始发车。张红英的手机闹钟也响了，54岁的她从床上爬起来，将前一晚泡好的黄豆倒进豆浆机，再把面包塞进烤箱，趁着机器工作的工夫，才去厕所洗了把脸，然后赶紧拎着保温杯，下楼排队。每天早上，至少4000人的上班族分别拥挤在混合着肉夹馍和煎饼味道的814路车厢里，去北京城内上班。等车队伍最长时达到300米，但十几位老人总能站在队伍最前端。为了抢占这个有利的上车位置，他们天不亮就出门，可当公交车停在跟前时，这些人却又侧过身子，让后面的人先上。他们在等自己的儿子、女儿、儿媳妇、女婿。为了让儿女多睡十几分钟，能在上班的路上有个地方坐坐，这些老人提前到公交车站替儿女排队……

　　据相关媒体报道，这种每天早上跨省上班的人在燕郊至少有30万。而燕郊政府网上公布的人口数量是50万，这意味着每天早上这座小镇一下空了一多半，剩下的大多是老人和孩子。许多父母像张红英一样，举家迁徙到这个陌生的河北小镇，照顾孩子以及孩子的孩子。但跨省上班、孩子上学、看病等问题随之而来，构成了京津冀一体化背景下的民生焦虑。与此同时，京通快速路被这每日往返的30万人压得喘不过气，早晚高峰的堵车是“家常便饭”。很难相信，如此沉重的交通之下，在燕郊和北京之间，竟还存在一条悬而未决的“断头路”——京秦高速路。“断头路”不独存在于燕郊与北京之间。在河北通往京津两地，“断头路”总里程达2300公里。除了京津冀三地之间的“断头路”，一个地区之内的“断头路”也不鲜见。资料显示，河北省内各个地方的“断头路”更多，加起来长达11200公里。另外，天津没有直达石家庄的高
铁，商旅人士往往选择从天津到北京再转河北。

　　此外，京津冀地区的北京、天津和石家庄均出台了限制外地牌照通行的政策。新旧政策人为地把三地变成了一个个“孤岛”！“一个在交通上都无法完全贯通的区域，又如何能够实现高层次的一体化合作？”网友的追问令人深思！“交通‘肠梗阻’最大‘病因’是三地各有各的诉求，钱由谁出是大问题。”天津市发改委一位官员说，“天津机场已经是首都机场集团的成员机场，即便如此，机场内部资源分配还是割裂。”河北省一位官员说：“八通线地铁到燕郊也就是十分钟车程，但就是谁也不愿意去修。‘断头路’在河北和北京交界比比皆是！”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教授张占斌认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应该着力构建现代化的交通网络系统，把交通一体化作为先行领域，加快构建快速、便捷、高效、安全、大容量、低成本的互联互通综合交通网络。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赵弘也认为，接通“最后一公里”，三地政府之间做好规划和协调，不能单单关注高铁等“高大上”的项目，城际县际“毛细血管”也应当疏通好。

　　据北京市交通委透露，京津冀三地已经开始编写交通协同发展的规划，计划到2020年，初步建成“一环六放射二航五港”的交通一体化体系。按规划，2020年将形成京津冀9500公里的铁路网和主要城市1小时城际铁路交通圈，9000公里的高速公路网和主要城市3小时公路交通圈。除了交通“瓶颈”，“全国人民上协和”“宇宙中心实验二小”……戏谑的背后是各地公共服务的巨大差距。数据显示，北京211重点大学数量约占全国五分之一，全国最佳医院百名榜中北京独占约三分之一，而天津和河北则相去甚远。

　　面对首都功能分散、人口分流等核心问题，户籍制度、缩小公共资源巨大落差是一体化绕不过去的坎。5月16日，在河北廊坊永清国际服装城北京大红门八大主力市场正式签约落户仪式上，一些商户表达了自己的担忧：搬到永清，我的孩子到哪里上学？这里医院不如北京，我们看病怎么办？

　　诚然，随着京津冀城市之间人员流动日益频繁，对于三地之间“居户分离”的人来说，遇到的另一个现实不便则来自于异地就医有“保”难“报”的藩篱。“如果要想真正促进人口分流、产业转移，看病是个大问题。北京的优质医疗资源能不能在周边人口、产业主要承接地设立分支机构，提高当地医疗水平，同时能不能实现异地就医医保即时结算？”工作在北京户籍在河北的白领孔涛说。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华南城市规划院院长胡刚说：“公共资源不均衡问题是很多人的后顾之忧，不把这个落差解决好，首都功能疏解和人口疏散很难。”要真正用“经济圈”替代“城市块”，在环境，特别是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共建共享。”经济学家马光远强调，所谓的一体化就是要拉平，京津冀如果要拉平，就需要把河北拉上去，“所以河北的发展我认为是京津冀是不是真正能够实现一体化的关键”。

　　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秘书长蔡义鸿认为，北京周边地区在承接北京产业转移上，表现出了很大的热情，但最重要的是要做好准备工作：“首先，你的生态环境承载力怎么样，基础设施配套怎么样，交通、教育、医疗、人才储备行不行。在承接的过程当中能不能把产业转移和升级结合在一起，可能这样更有利于河北的发展。对于北京来说，则应该大胆转移更多优质资源。”

　　也有人提出，北京会把优质资源分散出去吗？对此，南开大学滨海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京津冀规划咨询专家周立群认为，现在情况不同了，三地在自身的发展中，都遇到了一个省市空间范围内破解不了的问题：北京的发展已经受到了资源生态环境以及自身发展空间的极大局限，因此，它的很多功能要往外释放、疏解、很多产业要调整或转移，这成为破解它自身难题的一个突破口。天津，在经过近几年的强劲发展后，也出现了资源不足、缺乏后劲的问题，尤其是优质资源和高端资源的不足。至于河北，一直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它面临的主要问题除自身定位不清晰外，还受到京津两大城市的磁吸，优质资源都被吸走了。近10年里，河北的发展战略不断调整，从借助京津两个城市资源来发展，转换为在沿海地区进行突破，也就是曹妃甸和黄骅的突破，但遇到的问题很多，许多预期没有实现。目前河北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的压力很大，尤其是重化工业的调整，单靠其自身实力难以自救。可以说，目前京津冀都有利用外部资源来为自己注入新动力进而支撑自身发展的强烈需求，三省市都认识到，不能再走传统“竞争大于合作”的老路，只有合作协同、借势借力发展、共建共享，才能破解各自的难题。

　　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院长魏一鸣也直言，在一体化过程中，除了交通体系衔接不够、区域产业结构趋同、区域发展不平衡、地域文化差异、人口众多等“瓶颈”，长期以来，“各自为政”的体制问题是最大的问题。他指出，从当前的发展形势看，各地已经不能只注重自己的GDP了。在他看来，此次习近平主席明确提出要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意味着京津冀三省市已经逐步成为“政策共同体”。

　　老板，你准备好了吗？

　　在北京市向外转移的产业中，一些优秀资源比如教育、医疗、科技等受到河北方面的热烈欢迎，但对于一些高污染和落后产能，河北廊坊、保定的两位市长曾先后表态：北京不要的低端污染产业，廊坊和保定也不能要。这一表态主要来自北京第一批外迁企业名单中，207家企业主要涉及化工、家具制造、建材、服装纺织、铸造等门类，并且大多为“三高一低”企业(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目前尚未有成功对接案例。这207家企业的境遇，代表了这些产业的集体尴尬。

　　“第一批外迁的公司大都是高污染、高耗能企业，这样的企业到哪里都是负担，所以目前天津、河北承接的热情不高。”承德市双滦区工业和信息化局人士表示。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研究所所长肖金成认为：“北京企业外迁是市场行为，政府部门在中间的作用是引导疏散。至于如何对接，地方政府有选择权。”

　　记者还了解到，为推动三地一体化，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北京有一大批工业企业搬迁调整，但由于条件不具备、调整思路不正确，把企业总部和生产制造环节全部迁出北京，结果是很多高端人才在企业搬迁过程中另行择业，很多企业严重“失血”，一蹶不振，最终消亡。此前的教训或许也是许多企业仍在观望的原因。不过，4月16日，凌云医药整体搬迁至河北武安的消息打破了企业外迁的沉寂。据悉，作为第一个从北京整体搬迁到河北的央企制造业项目，建成后将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原则，实现废气、废水、废渣零排放。与在北京相比，可减少40万吨二氧化碳、9000吨二氧化硫和1万吨烟尘排放量，有利于改善首都及京津冀周边大气环境。为留住职工，北京凌云公司出台了工资翻倍、轮休等鼓励原厂职工随项目搬迁的政策，一百多名北京户籍职工将跟着项目搬迁到河北。

　　5月8日，大红门所在地的丰台区商务委与保定白沟新城管委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以促进大红门地区的批发、仓储等功能向白沟新城转移。5月16日，河北廊坊永清国际服装城迎来了北京大红门八大主力市场正式签约落户。据报道，8家市场共有商铺9000多个，从业人员35000人，日常经营规模占大红门地区商业市场份额50%以上。

　　“企业外迁实际上不应叫外迁应该叫转移，北京产业转移不是想不想的问题，而是已经到了必须做的时间节点。”北京方迪经济发展研究院研究总监陈智国表示，从企业的意愿来看，基于成本的选择，传统产业、中关村的科技型企业，环保类产业为寻求更低成本需求，有转移的意愿，而特色资源产业，如新能源企业更愿意接近原料产地，基于企业主动布局的因素，也会考虑迁移。

　　浙江温岭商会副会长徐日兵表示，与北京大红门相比，迁往白沟的商户们5年之内不用交商铺租金，其它生活教育等成本也会大大降低，服装批发价格将有望下探，会留给零售更大利润空间，而这种优势将会吸引更多的零售商。

　　事实上，一些有远见的企业家早已布局河北。比如，河北的上市公司中不乏布局京津冀的企业，其中以荣盛发展、华夏幸福等房企最为典型。荣盛发展作为河北本地的开发商，在河北省的土地储备约为500万平方米，在廊坊、香河、石家庄和唐山等地都有所布局。而华夏幸福的产业园区模式则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京津冀进行的，以产业承接作为其项目主体。早在2010年进入河北永清投资开发国瑞生态城的北京国瑞兴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章笋认为，永清地处京畿重地、环渤海经济圈腹地、大北京战略经济圈的轴心地带，区位优势明显，十分看好这里的发展。他表示，整个生态城预计总投资200亿元，规划建设运动、休闲、旅游、度假、观光农业设施。

　　据统计和资料显示，京津冀三地在10年前就已经形成自己的产业分布特征。河北省基本是以钢铁产业、煤炭产业、电力产业、轻工产业为主，即第二产业为主导；北京作为人力资本中心、政治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国际交往中心，使得人才大量集聚在此，主要做高端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文化创意产业，围绕它的教育、文化、科技这些核心资源来发展壮大产业；而背靠天津港，天津有非常好的工商业基础、制造业基础，虽然赶不上北京的高端服务业，但天津的先进制造业、科技成果的研发和转化的加工环节具有优势。

　　各项资料显示，对于目前的北京，各种资源趋近饱和，为了更加优化经济结构，则需要退出一部分行业，留出这部分空间继续升级产业结构；对河北来说，接纳一些行业的同时也是在升级，这会形成技术梯度。

　　“在北京，一些物流、批发产业，特别是一些区域性的物流、批发产业，需要逐步退出。因为北京地价高，人力成本也很高，交通本来就很拥挤，这种行业在北京是没有比较优势的。但河北来说，还需要大力发展物流、批发。如果把这个产业放到河北去，则能够改变河北原有的经济结构。当原来的钢铁、建材、石化、水泥等重化学工业，产能需要被抑制的时候，河北经济需要新的增长点，一些区域性的服务业和原有的重工业相比，是更好的产业。”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国平说。

　　显而易见，不论是北京分散资源，还是天津、河北承接首都资源，不论是企业家，还是各级政府都存在有“挑肥拣瘦”的心态，都在博弈。但摆在大家面前的事实是：北京分散各方面资源已成定局，这就意味着，分散的资源不能仅仅局限于高耗能、高污染的行业，一些优质资源也会被转移，其涉及面将很广泛。对那些即将被转移的企业、机构而言，应如何面对？是被动转移？还是主动应对？显然应是后者！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做到未雨绸缪：企业如何留住人才？如何解决转移早期的困难，如子女上学、交通、医疗等？如何争取更好的转移扶持政策？如何用好产业转移政策，实现企业的转型升级？如何适应市场环境、开拓市场？等等这些问题都是企业家们必须面对的问题，请问老板，你准备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