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新闻办公室6月4日举行新闻发布会，环境保护部副部长李干杰介绍环境质量状况时说，全国城市环境空气质量形势严峻。依据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对SO2、NO2、PM10、PM2.5、CO和O3六项污染物进行评价，74个新标准监测实施第一阶段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城市比例仅为4.1%，其他256个城市执行空气质量旧标准，达标城市比例为69.5%。（6月4日中国新闻网）

    一口清新的呼吸，越来越成为一种奢望。空气质量达标率竟然“一成不到”，即便按照口径宽泛的老标准来看，达标城市也仅仅七成左右——这样的大气治理现状，确实可谓“形势严峻”。

    这当然不是说顶层设计袖手旁观。事实上，这两年来，有关大气治理的铁律层出不穷，构架出权责明确、监管到位的制度体系。譬如，继史上最严考核办法《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情况考核办法(试行)》实施后，大气污染防治的国家标准也在紧锣密鼓地制定与发布中。由环保部与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联合发布的《非道路移动机械用柴油机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第三、四阶段)》已在今年5月16日发布实施，同时发布的《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锡、锑、汞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三项国标也将自今年7月1日起实施。

    问题是，为什么频密的制度没能有效逆转空气恶化的现状？这个问题自然对应着很多主客观因素，譬如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等。但从以下两个具体而微的细节处，似乎也能找到一些别样的肇因。一是6月3日《中国经济周刊》消息说，“市长说，地下铺了管网，把几百亿埋在地下，老百姓也看不见，我怎么能干治污这个事儿呢？”在一个沿海地区经济发达城市调研时，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秘书长骆建华听到这样的声音。与之对应的，是从1994年大规模治理淮河至今，我国水污染只是有所减轻，并未得到根本上的改善和控制。大气治污，理固宜然。上面雷声大，下面雨点小，污染的空气如何立地成佛呢？

    二是此前，《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备受关注，其罚则等被视为地方大气治理雷霆版，现实呢？“实施两个月以来，北京环保部门发现并立案查处环境违法行为291起，初步估算处罚金额达到500万元人民币。”以城市大气污染现状及单笔罚单的数字比对，似乎执罚也未必有如民众想象的“震撼”。当然，这还算比较较真的城市，其他拖延暧昧的地方，恐怕效果更为有限。

    大气质量不达标，这是既成事实，唯能改观的，是治理的决心与补救的能力。时下的中国，正处在经济增长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改革攻坚发展期，环境质量与效益若不能成为“硬政绩”，显然无法倒逼主政者拿出“真办法”来诚意治理。好在中国政府网日前发布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情况考核办法（试行）的通知》，明确提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是实行“大气十条”的责任主体，政府主要负责人对本行政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负总责。如何让“环境黑户”在权力场举步维艰，这是制度设计亟待回应的命题。细化责任，严肃问责，这是箭在弦上的事。大气形势严峻若斯，没有军令状，哪来真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