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在京城的各个角落邂逅一间间不起眼的桂林米粉店，便觉得莫名的亲切。
    因为这些小店笃定是来自桂西老家的老乡开的，随便闯进去一问没准还都能绕出沾亲带故的关系。据不完全统计，经过五六年的发展，桂西老家乡亲们来北京开桂林米粉小吃店已经有五六百家，甚至仅仅是笔者同村的实在亲戚迄今已陆陆续续有十几个人到海淀、西城和丰台开店了。
     虽然算不得能登大雅之堂的事业，但对于山多地少的家乡而言，不止是一条脱贫致富的康庄大道。乡亲们大多借助那些同乡先行者的经验传授，或兄弟、或夫妻、或父子搭档，亦步亦趋地选址、装修、进货、开店，慢慢在这里扎下根。
     这几年来，每当聚会，他们都会反复诉说办执照、暂住证、健康证、卫生证等等之类难处，隔三差五的消防检查、卫生检查也常常令他们不知所措，一脸真诚地希望我这个算是真正的“北京人”看看能不能找关系给打个招呼，通融通融。笔者草民一个，加上隔行如隔山，爱莫能助之余也只好拿什么城市管理规定之类的道理安抚、搪塞。
    至于小孩入托、上学、就医等等这些难题他们连提都不敢提，在他们看来这些问题根本都不好意思跟政府部门开口，基本上都是送回老家让老人看护。
    常常在酒酣耳热之际，话语就变得愤愤不平了。
    其实他们并非不原意办各种证照，搞好消防、卫生措施，而是人生地不熟，实在搞不清衙门朝哪开，也弄不懂各种规定的标准，三天两头袖口上扎个箍、脑袋上扣个大盖帽的人就可以上门对他们吆三喝四，而且换一拨人说的规定、标准都不一样。让他们最受不了的就是，说着说着就有人指桑骂槐地嚷嚷这城市的脏乱差都是你们这些外地人来弄的。
    想来有些荒谬，城市需要这些外来务工人员提供的种种服务、便利，但在享受城市各种优势资源时，这些人永远是城市人口身份认同上的“他们”，而不是“我们”。
    十多年前在媒体谋职时曾参加过一次国际培训，老师安排学员分成两个组玩一个游戏：每个小组都想在两种选择中胜出，成为最大的赢家，但是，其结果还要取决于另外一个小组的选择——玩家1可选择X1或Y1，玩家2可选择X2或Y2。在一方决定做什么时，都不知道对方准备做什么，可双方都知道，他们所做选择的任何组合——X1X2，X1Y2，Y1X2，Y1Y2——都会产生不同的后果。
    比如，第一个小组想：“如果我们选X1，而他们选X2，我们都可得到8分，但如果他们选Y2，我们就会输10分，他们就会得到10分。如果我们选Y1，而他们选X2，我们就会赢10分，他们则输10分，但如果他们选Y2，我们双方则各输8分。”
第二小组也面临同样的两难选择。
    双方就像猜谜一样地揣摩对方的心思来押宝，结果我们玩不上两三轮之后，就因自然而然按照损人利己的选择出招而两败俱伤，双方负分累累，游戏难以为继。
    这就是20世纪50年代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默顿·多伊奇教授设计的多伊奇游戏。在这个游戏中只有当参与者倾向于考虑对方的利益时，他们才会以彼此信任的方式分别选择X1和X2；当其考虑尽量多赢并胜过对方时，大家通常的假定是另一方也想以同样的方式赢他，因而所做的选择通常是只考虑自己而致对方于死地，最终结果一定是都比选择合作的方式赢得少，或者干脆就两败俱伤的双输。
    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差异，在城镇化浪潮中城里人和乡下人身份鸿沟带来的博弈思维蜕变成当下城市司空见惯的双输心结——城里人嫌乡下人脏乱差，乡下人嫌城里人馋、懒、自私、冷漠。
    其实大家已经成为搭载在同一艘大船上的整体，如果每一方都想只利用对方最好的一面，而又拒绝对方分享自己的既得利益，只能一条道路走到黑。医治这种“城市化”病症的路径只能是换位思考的包容，日积月累的改进。
    城里人有很多人口头上喜欢回归质朴的自然和乡村，其实自然和乡村就在身边，质朴就在心间，只是被习惯蒙住心灵视而不见。
    就像有人喜欢谈禅，但一旦事关切身利益，便都喜欢见不得人的野狐禅。